在那個年代，如果一個中國女歌手有機會被海外成熟的商業公司簽下，包裝成國際明星，甚至配上奔馳轎車，這幾乎是所有人夢寐以求的“飛上枝頭變鳳凰”。

偏偏有這么一位特立獨行的中國跨界音樂人索拉，面對西方資本遞過來的橄欖枝，直接選擇了掀桌子。

當國外的代理人要求她扎起兩個小辮子、穿上超短裙，在舞臺上裝作17歲的清純少女時，她心里只有兩個字：“流氓”。

她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這些誘惑，寧愿跑回連飯都吃不起的地下“朋克窩”里混日子。

現在很多人回頭看八九十年代，總覺得那時候的社會風氣太過于追求歐美化，甚至覺得越洋氣越好。

但這并非單純的骨頭軟。

在當時的國內，根本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運作結構。沒有經紀公司，也沒有成熟的代理人制度。

搞音樂的人，充其量就是給香港的唱片公司打打零工，拿最低的酬勞，賺一點零花錢來改善生活。自己出唱片也只能依靠國營的唱片公司。

在經歷了長期的封閉之后，整個社會走向開放，人們面對外部世界必然會產生巨大的好奇感。

改革開放的初期，就是要去學習別人的東西。

這就像是一個饑餓了很久的人，面對一桌子食物，第一反應肯定是把能吸收的好東西和壞東西一股腦全吸進來。

只有在這個吸收的過程中慢慢消化，才能鑒別出什么是營養，然后再把壞的東西吐出去。

這是一種必須經歷的時代陣痛，也是80年代的局限和弱點所在。

當索拉真正走出國門，接觸到日本和歐美的商業包裝體系時，她感受到的不是藝術的升華，而是一種令人窒息的規訓。

她曾被日本的商業公司帶去韓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的音樂會。

在那個完全商業化的環境里，英國的代理公司專門派了一個日本女孩陪著她。

只要她一坐下，衣服稍微弄出一點褶皺，一旦站起身，那個日本女孩就會立刻沖上來給她熨衣服。

緊接著發型師、律師也全都圍上來，嚴格按照商業明星的標準對她進行全方位的擺布。

更離譜的是，英國和日本的代理公司為了迎合市場，試圖強行改變她的形象。

代理人甚至直接問她，能不能把自己打扮成17歲的樣子，梳倆小辮在頭頂上，再穿上超短裙。

對于這種將三四十歲的成年女性強行幼態化、刻意討好市場的做派，她覺得極其丟人，根本無法接受自己淪落到這種地步。

美國的代理人也曾試圖用物質來誘惑她，問她為什么不羨慕開奔馳車，并表示只要接受代理，以后也能開上奔馳。

但從小優渥且極具個性的家庭環境，讓她對這些物質毫無感覺，她直言自己從小就坐奔馳，根本不需要為了開奔馳去出賣自己。

她拒絕把自己的顏值變成一種商業價值去討好別人。

結果，這種迎合商業的行為被搞藝術的朋克朋友們狠狠嘲笑，覺得她太不酷了，簡直丟人。

最終，她徹底堵死了自己走向純商業包裝的路，寧愿回到那種演出完了連錢都不給，只能靠別人管飯的自由狀態里。

很多在國內時拼命追求西化的中國人，到了歐美之后，反而變得特別“中國”。

最典型的表現，就是華人在國外特別愛穿旗袍，或者各種中式的衣服。

西方的價值觀和審美體系極其強勢。如果你順著他們的規則玩，你永遠是一個處于底層的模仿者。

所以，海外華人選擇用這種極其鮮明的視覺語言來表明立場：我是一個另類。

穿上旗袍，就等于直接告訴西方社會，你不可以用你們的那套價值系統來衡量我，因為我根本就不在這個系統之內。

好看或者不好看，與你們的評價標準無關，我身處的是另外一個獨立的價值體系。

在這個過程中，她把學習到的西方自由爵士理念，與中國的民族音樂進行了深度的融合。

她發現，真正懂音樂的人一聽她的作品，就能聽出里面極重的爵士“搖擺”感。

我們通常認為，受過西方古典音樂嚴格訓練的年輕人，識譜能力強，各種高難度的五線譜都能拿得下來。

但實際上，西方的五線譜規定了絕對準確的音高，這種極度的嚴謹反而容易讓人變得拘束。

相反，中國的古琴譜標注的往往是指法，告訴你應該用哪個指頭去按哪根弦，它不追求像五線譜那樣絕對精準的音高。

這就好比中醫和西醫的區別。

那些經歷過歲月沉淀的老一輩中國音樂家，不僅不保守死板，反而有著極強的靈活性。

他們對音樂的處理極其鮮活，排練時甚至能跟著節奏跳起舞來。

這種靈活性和韻味，就像美國黑人的布魯斯音樂一樣，是經歷了生活的苦難和沉淀后，用手一點點在琴弦上“摸”出來的聲音。

加了自由爵士理念的中國民樂，打破了單純的西方理論或中國傳統理論的束縛，產生了一種極具挑逗性和興奮感的特殊動感。

索拉能夠擁有這樣不被西方商業規訓的底氣，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她極具個性的家庭背景，尤其是她的母親。

她的母親是一位非常強勢且堅強的女權主義者，曾在延安接受過訓練，經歷過極其殘酷的歲月。

母親從不依附于丈夫，甚至拒絕以“夫人”的身份享受國家出錢的帶家屬休假待遇，讓老伴只能帶著孫子去休假。

在母親的嚴厲管教下，年輕時的索拉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逆反心理。

母親要求嚴格，她就故意往下出溜，甚至故意坐沒坐相、站沒站相，只為了活得不成形，不受人管束。

這種骨子里的反叛，讓她在面對愛情時，也曾有過一段充滿幻想的“小資”時期。

因為對真實的社會缺乏認知，她曾試圖把所有的情感寄托在一個虛構的愛情小房子里，拼命地美化生活。

直到第一次婚姻破裂，她才徹底明白，生活不是詩情畫意的幻想，強行把別人塞進自己美化的角色里，最終只能收獲一地雞毛。

從打破愛情的小資濾鏡，到踢開西方商業包裝的虛偽外衣，她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給自己設立的結構，也走出了別人試圖套在她身上的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