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很拙，感情很真。獻給童年——她給了我對生活的愛；獻給親人——她給了我愛的生活；獻給網絡和網絡朋友——她賦予一切歡樂與意義。

時光流逝，一晃就是40年。40年，太多往事在心中飛舞，太多往事在心中塵封，太多往事在心中消散。唯有童年的歲月，刻就了生命中永恒的豐碑。

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我生長的那個浙南農村還沒有通電。臨睡前的漫漫黑夜，全靠祖母點亮的那盞小小油燈撐著。燈光在屋子四周投下重重暗影，祖母嘴里念念叨叨，盼著出遠門的祖父早日歸來；母親一言不發，手里拿著破衣服縫縫補補；大姐眉飛色舞，用極其夸張的語調為我講著許多神奇古怪的故事。

大姐說，如今有油燈已經不錯了，她幼時還見過用松樹枝當火把照明呢。每到農忙季節，生產隊的喇叭叫得最歡，田野里、曬谷場上，處處一片繁忙。大人們忙著掙工分，小孩樂著到生產隊吃大鍋飯。

那時農村剛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雖開始復蘇并有了一定發展，但總的來說仍是貧困。我家五個兄弟姐妹，父母的負擔很重。一年到頭吃的大多是粗糧（如紅薯、玉米等），每個星期只能吃上一兩次細糧（如米飯、麥面等）。蘋果、奶粉、餅干更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

但一年四季，山上都有吃不完的野果：春天的野草莓、夏天的野葡萄、秋天的棠梨、冬天的野金桔，還有許多叫不出名字的。那個味道，真叫一個絕。以至于成年以后，我穿梭在各大水果超市挑選各色時令水果時，心里想的卻總是童年的野果。

我的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他們經營家庭的理念樸素而堅定：做人要有志氣，人窮志不窮。那時只有過年才有零花錢，親朋長輩給的壓歲錢充其量不過一塊兩塊，但也不能亂花，要交給父母保管，留著來年交學費。過年時也會穿上新衣服，風光一把；平時穿的，大部分是大姐穿破后改給二姐，二姐穿破后改給小妹，我的改給弟弟。

記得小學畢業要拍照，我翻箱倒柜，最后還是穿著一條屁股上打了兩個大補丁的褲子站到了鏡頭前。平時上課，我最怕被老師點到黑板前做題——不是怕不會答，而是怕答題時正對黑板，衣褲后面的窟窿和補丁就會暴露在全班同學面前，引來一陣竊竊私語。

過度的貧窮，造成了我過度的敏感。

每到開學，我們兄弟姐妹五人的學費便成了父母最揪心的事。借了東家還西家，還了西家欠東家。因為要供我、妹妹和弟弟上學，大姐和二姐讀完初中就輟了學。從小學到初中，我的學費主要靠四個渠道：砍柴、賣冰棒、撿破爛、挖草藥。

那時城里人興燒木炭，鄉下人家家戶戶種香菇，原料都是木柴。每到周末或假期，我總要跟父母上山砍柴。夏天，毒花花的太陽刺得人睜不開眼，我光著膀子舉著砍刀，在荊棘叢生的山林里揮汗如雨；冬天，北風呼嘯，天寒地凍，凍裂的手幾乎舉不起柴刀，但每次都咬著牙堅持到最后。

一擔木柴約一百斤，能賣兩元錢，我每次只能挑五十斤左右。那時我身高不足一米五，鄰里鄉親開玩笑說是挑木柴把骨骼給壓的——這話也許站不住腳，卻從側面說明了那些年生活的艱辛。

記憶最深的一次，是小學四年級的寒假。已近年關，丘陵上、矮山中的木柴都給人砍光了，父親只得帶我爬上一座荒無人煙的高山。可高山上也無木柴，只有一望無垠的枯黃茅草，在寒風中瑟瑟搖曳。

我冷得要命，趁父親不注意，掏出火柴點燃了一撮茅草。我只是想取個暖，卻忘了這連綿不絕的枯草在風中燃燒有多危險。火勢很快蔓延開來，逼得我節節后退，卻不敢叫父親。

等父親發現時，火已燒出三四米遠。他大叫一聲，舉起扁擔，呼啦啦一陣橫打直劈，終于把火撲滅了。我以為會挨一頓打罵，但父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著我的頭，深深地嘆了口氣……

另一個渠道是賣冰棒。我曾寫過一篇叫《兒時的棒冰》的散文，懷念賣冰棒的經歷。每年酷暑，田間地頭、宅前廟后，都能看到我瘦黑的身影，背著沉重的冰棒箱，來回穿梭吆喝。那時我十一二歲，膽子非常小——人家賣冰棍是鍛煉膽量，我卻是為了解決學費。一個酷暑下來，我完全變成了一條黑不溜秋的小泥鰍，但學費已不再發愁。

小學附近有一家冰棒加工作坊，夏天的每個早上，只要不下雨，我都會起個大早去進貨。冰棍一毛錢一根，雪糕貴一點。每次賣冰棍，吆喝得口干舌燥，自己卻舍不得吃一根，為的是多賣一點錢。

有時天公不作美，明明早上晴空萬里，中午卻雷雨交加，一箱冰棍便全部"歇菜"；有時冷藏效果不好，冰棍化了，顧客便不再光顧。碰到這種情形，回家后我會把冰棒箱往地上一甩，傷心得不說一句話。但第二天，又若無其事地整裝待發了。

還有一個渠道是撿破爛。農村的街頭很少有易拉罐、塑料瓶這類廢品，我往往要挨家挨戶在人家后門的垃圾池里，揀些廢鐵塊、銅電線、玻璃片什么的。有好幾次，當我彎著腰蹲在地上，用一雙破損的小手在充滿異味的污泥堆里翻找時，冷不防就被哪家廚房窗口潑出的一盆廢水淋得渾身臟臭濕冷。有時不小心，手指還會摸到銹鐵釘、碎玻璃，頓時血流如注。

破爛撿取已是不易，廢品加工更是艱難。好些廢品如廢電線，需用火燒掉外面的塑料皮，但又不能燒過頭，否則銅絲表層剝落，有用部分的重量就會下降。因此點火后，我只能近距離盯著，大氣都不敢透。火光和灰燼刺激得我淚水汪汪，塑料燃燒的有毒氣體嗆得我不停咳嗽，而我依然一動不動地定在那兒。

還有鐵鎖，廢銅的價格遠高于廢鐵，需得敲碎后把里面的銅塊取出來，跟碎鐵分別賣。為了防止銅塊脫離鐵體后滾走，左手要始終夾緊鐵鎖，右手舉著鐵錘慢慢敲打。盡管我小心翼翼，仍有三四次，揚起的鐵錘一下砸到左手指上，痛得我滿地打滾。

有一陣子，田間地頭的一種草藥非常吃香，藥商四處收購。我為多了一條收入來源高興萬分，每天放學回家就到田埂邊挖掘采摘，拿回家洗凈曬干，按斤論價。

有一回，我抱了一大捆草藥剛進家門，姐姐大喊“趕緊扔了”——沒等我反應過來，她已把草藥甩到一邊。只見草藥堆里哧溜爬出一條竹葉青，通身透綠，仰起脖子，吐著毒氣。如今三十年過去了，這條竹葉青仍然盤踞在我青澀的童年記憶里，不曾離去。

那時候，我雖然在教科書里“邂逅”了達·芬奇，卻不知道他“在苦難中譜寫歡樂”的人生。我只知道，當我從買家手里接過幾張薄薄的紙鈔，感覺下學期的學費有著落時，心里就會涌起一陣熱血似的感動與滿足。

應該說，父母從來沒有在意過我的學習方式。在他們看來，好孩子就是每天放學后給家里做好飯、喂好牲畜；每天早上起床后拾一大籮筐豬糞積肥；周末把牛趕到山上吃草，跟他們上山砍柴；農忙時節幫著鋤草、割稻、插秧。這些才是我童年生活的主題，也是我心中“好孩子”的全部定義。

我喜歡這樣——父母勞作一天回來，一邊吃飯一邊說笑，我心中便涌起一種成就感。我也喜歡這樣——把牛趕到山頭，偌大的天地只屬于我一個人。看飛機從頭頂掠過，看白云從藍天飄過，我可以隨心所欲地掏出老師家長不讓看的武俠小說，躺在草坪上、爬到樹梢上，進入刀光劍影、鐵膽琴心的境界。

金庸、梁羽生、古龍和臥龍生成了我的偶像和精神食糧。《射雕英雄傳》《云海玉弓緣》《多情劍客無情劍》……大量武俠小說，都是我在放牛途中讀完的。

放牛還能帶來一種集體的快樂。在我老家，耕田勞作全憑手工，牛是農家不可或缺的家畜，家家戶戶都養。放牛出發前，伙伴們會從家里帶上米油醬鹽，把牛趕到山頭后就地取材，埋鍋做飯。男孩燒火，女孩撿柴。

山上的泉水甘甜清冽，燒出來的飯菜令人垂涎三尺。結果有好幾次，等我們吃飽喝足，才發現牛群早已不見了。傍晚太陽下山，忐忑不安地回家，才知道牛偷吃了人家的莊稼，免不了挨大人們一頓訓斥。

但放牛做飯的樂趣足以讓我們忘記一切。有時我們還到田里偷地瓜，堆起篝火燒烤。大家發誓不準走漏半點風聲，誰當叛徒就拿誰是問。許是做賊心虛，地瓜外皮燒得黑熏熏的，里頭卻半生不熟。但誰也顧不上那么多，每個人都吃成了包公臉，還忍俊不禁。

這種生活，讓我忘記了貧窮。

童年里，盡管物質生活極度貧乏，但我的精神世界里，永遠有一座美麗的后花園。放學后，我會無休無止地打紙拍、滾鐵環、拉彈弓、放泥炮，看小人書，玩彈珠、香煙牌、跳繩，下飛行棋、陸戰棋、象棋，和同伴爭得面紅耳赤。周末結伴去采野果，有時忘了歸途。

我還偷偷抽祖父的旱煙，被嗆得幾天回不過神；學著在院子角落種煙草，自制香煙；或者干脆用干枯的絲瓜藤充當雪茄，在吞煙吐霧中涕淚交零，卻樂此不疲。

那時沒有玩具，我便想入非非地用木材制作大刀、長劍、飛鏢，還大言不慚地在上面刻上“天下第一刀”“碧血劍”“小李飛刀”之類的字樣。然后在放牛的山地里、草坪上，一邊對照武俠小說的招式，一邊橫刀豎劍擺出相應的造型。那種癡迷，仿佛堅持下去，真能練就一身驚人的武功。

為了玩警匪游戲，我還學著別人DIY制作了樟樹籽槍和火柴槍——這兩種槍曾廣泛流傳于中國農村，是我們孩子心目中的“神器”。

樟樹籽槍的做法較簡單：選一根內徑約半厘米的細竹管，一端留竹節、另一端去竹節，在靠近竹節那端約四分之一處將竹管截斷。再找一根竹筷，削成與竹管內徑相同的粗細，套進帶節的那截竹管，竹筷另一端比竹管短出約零點三厘米。

做好后，用竹管一頭塞一顆樟樹子，再用筷子去頂——樟樹子基本填滿管內形成高壓，頂不住時便會彈射而出。我和同伴就喜歡這帶攻擊性的玩具，成群結隊你彈我、我彈你。

這種槍只能單發，還有一種高級做法：在槍上裝一個約六十立方厘米的竹筒作彈匣，里頭放幾十顆樟樹籽便可連發。只是這種做法我不會，結果因“武器裝備不精良”而常常“挨打”。

火柴槍則由自行車零件打造，制作更為復雜。先用粗鐵絲擰成槍架，串上若干自行車鏈扣，鏈扣另一孔供槍栓活動。最前端的鏈扣需打入一個自行車輻條頂端的螺帽，恰好留出火柴棍大小的孔。整串鏈扣和槍栓分別用自行車內胎剪下的橡皮筋箍緊。

使用時掰開最前端的鏈扣，將火柴棍塞入螺帽的孔中向外拉出，火柴頭上的火藥則留在螺帽內。扣動扳機，槍栓高速撞擊火藥，便產生那讓我們無比滿足的巨響與煙火。因為過于陶醉其中，我真把自己當成了孤膽英雄，以至于當時最大的理想就是當一名解放軍特種兵——一腔孤勇，一身絕技，為國為民，匡扶正義。

那時農村的精神文化生活極端匱乏，全村只有兩三戶人家有黑白電視。每天晚上，他們家的院子里都擠滿了人。記得那年暑假正熱播《霍元甲》，很多人下午頂著烈日去地里干活，為的是早點趕回來，以免錯過這難得的文化盛宴。

農家院子里站滿了人，每看到霍元甲打敗侵略者，便有人歡呼，有人鼓掌，用最樸素、最原始的方式表達著對英雄的敬仰和對家國的熱愛。那場景，是如今信息時代的兒童無法體會的。

起先的露天電影，隔上三五個月才由縣放映隊來村里放一次，學校操場便人頭攢動。若輪到鄰村，我便不顧路遠天黑，約上同伴一起去、一起回，雪雨天也阻擋不住。

后來村里建了電影院，雖然天天放映，但要憑票入場。我沒錢買票，只能和同伴偷偷爬上窗臺翻進去。電影院很快出臺規定：翻越窗臺逃票者，抓住罰雙倍票價。我便嚇得不敢了。

再后來，一些高年級學生用黃泥自制了電影放映器。放映器狀如手電筒，里面裝上電池和小燈泡，出口不斷變換一張張如照片底片般的膠片。黑暗中接通開關，墻壁上便出現各種圖像，只是沒有聲音。

看這種“電影”也要買票，起初我用自己心愛的小人書去換，不久小人書用完了，就拿廢紙張去買，再不久廢紙張也用完了，我便連這樣的“電影”也沒得看了。

我在不甘寂寞里，用水彩筆在玻璃片上畫下一張張圖畫，直接放在太陽光下“放映”。地面上、墻壁上，映出了我畫出的人物和場景，讓我興奮不已。這是我親手“導演”的電影——我可以按自己的心意安排主人公的結局，可以把壞人直接槍斃，可以讓好人終有好報。

摸蝦捕魚，也是童年的必修課。那時家鄉地肥土沃、山清水秀，是當之無愧的魚米之鄉。有時在田間割稻插秧，就有魚兒在腳邊游來游去，逗你開心。往泥土里一挖，一條條泥鰍便素面朝天，成了我餐桌上的一道美味。

夏天刮幾場臺風，池塘小溪水漫金山，魚兒四散奔逃，有的甚至游到門前屋后的小水溝里，用簸箕隨便撮幾下就能逮到幾條。我家離小學約十分鐘路程，一路都是梯田水溝，魚兒成群，我經常因為眷戀它們而逃課。

每到周末，我便和伙伴扛起自制的釣魚竿，挖一大桶蚯蚓，浩浩蕩蕩向溪畔河邊進軍。天黑回來時，滿載而歸。大人雖然嗔怪我們不務正業，但還是由得我們去。有時我們還用充電機去電魚，用山上一種有麻醉功能的樹葉搗爛后去毒魚，往往也能捕到很多，只是大多半死不活，算不上最高明的辦法。

最高明的是用一種叫“倒須簍”的捕魚工具。倒須簍由篾條編織而成，狀如葫蘆，大小各異，開口處有許多篾條如觸須般伸入簍腹。使用時順著水流方向埋設在水田、池塘、溪溝的入水處，兩邊用稻草或泥土堵死，水便只能從簍背的篾縫漏入，再從開口處流出。

魚兒常順著瓶頸似的進口鉆進簍腹，一旦鉆入便只能困守其中——想往外鉆，身子便被芒刺似的篾條戮傷，就算埋放一兩天也逃不出去。簍尾開著口子，使用前用稻草或抹布塞住，捕魚后取出便能將魚倒出。

通常是些鯽魚、泥鰍、黃鱔和小蝦，活蹦亂跳，可愛極了。一時吃不完，我便養到門前院內的池塘里。

養魚的池塘所在的院子，被我美其名曰“花果園”。從八歲上小學二年級起，我便開始經營這方天地。花果園只有一百平米左右，當然比魯迅的百草園小得多，但里面的植物也已超過“百草”：150多種花卉、30多種草藥、近20種瓜果蔬菜。

我在外圍壘了石墻，墻內裝了機關，機關里儲存著果實和種子；園內挖了池塘，既能養魚，又能澆花。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是去花果園，放學回來第一件事也是去花果園。花兒開艷了，就扎成花結戴在頭上；草藥長夠了，就挖出來曬干，給奶奶泡茶喝；苦瓜紅了，西紅柿熟了，向日葵干了，就分給弟弟妹妹和小朋友們。

那是一段多么美好、多快樂的時光啊。

經營花果園之前，墻角邊那棵梨樹是院子里唯一的果樹。從有記憶起，梨樹總能在春天開出滿枝白花，夏天掛滿累累碩果。大人舍不得吃，把梨子賣給水果販子，換錢給我添置新衣服。

祖母疼我，總是偷偷留一籃子，每天讓我吃上一兩個。這一兩個梨子，是我整個童年里的一種驚喜和念想。在我心里，那棵古老的、唯一的梨樹，便是祖母的化身。有了它，我便有了快樂、愛和希望。

此后我親手種過很多果樹，有的甚至還創造了奇跡，比如種了一年就開花的桃樹，比如插了半年就結果的葡萄，但我卻無法像愛梨樹那樣去愛它們。

我常常夢見梨樹。梨樹葉茂枝盛，我便想著祖母一定好好的，在夢里淺笑；梨樹葉落花敗，我便不由得想到祖母不可抗拒的老與死，于是黯然淚下。醒來后急急跑去看梨樹，然后慶幸這只是一場夢。

梨樹在，祖母就在。梨樹不死，祖母就不會死。

我把心底最熱烈、最神圣的希冀放在了花果園的墻角邊。我常為梨樹培土、施肥，為它捉蟲、打藥，為它鼓勁、祈禱，希望它開出更美的花，結出更大的果。

那年春天，梨樹沒有長出葉子，只開了一朵梨花。

我心頭閃過一個不祥的預感——祖母要離我而去了。那最后一朵花，是奶奶用盡了身上所有的能量，為我傳遞的余溫，留存的希望。

果然，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午后，祖母因血壓驟升，永遠地閉上了眼睛。而我的床頭，一本厚厚的《浙南草藥大全》已幾乎被翻爛。床底下的金銀花、白馬蘭、龍膽草，是我剛從花果園采挖回來的——它們都極具涼血降壓之效，卻沒能治好祖母的高血壓。

這是我的童年無法治愈的傷疤。

無疑，我的童年是一段苦與樂同在、痛與愛并存的歲月，真可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來形容。初中畢業那年，我十五歲，第一次離開故鄉。少年時代的快樂與憂愁，也漸隱漸退，漸行漸遠。

本文寫于2009年，2013年刊于《江山文學》。后發布在網絡時，略有改動。圖片來自網絡，侵權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