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門于1955年審訊一名特務，他竟稱自己曾親自撫養過毛主席的孩子，這是真的嗎？

1930年春天，法租界的石板路剛被雨水沖刷過，一位身穿黑色牧師服的中年人推著舊木制童車，拐進霞飛南路的一條小弄堂。車里坐著三名模樣各異的男孩，如果有人細看，會發現他們姓毛。那一年，最年長的毛岸英不過8歲，最小的毛岸龍還在呀呀學語。此刻，他們與身旁的“董先生”都在演一出安靜的戲——上海越是刀光劍影，越需要溫柔的障眼法。

那位牧師名叫董健吾，1891年生人，青浦人氏，十四歲進圣約翰書院，又到北平燕京大學讀神學。外人只知他能講流利英文，常在圣彼得教堂傳道，卻不知道自1928年起，他已是中央特科情報科的“暗哨”。白色恐怖蔓延，地下黨必須在繁華都市藏身，他的十字架和圣經，恰成了最好的通行證。有人見他在神壇下低頭禱告，也有人見他把細如發絲的情報塞進圣經書脊。正是這層外衣，讓他在巡捕房的盤查中進退自如。

特科需要除掉叛徒白鑫時，董健吾提供了教堂小門口“二點鐘鐘聲響起即動手”的暗號；送出機密文件，他又憑夜色在跑馬廳石徑上疾走。可真正讓他輾轉反側的，并非刀光，而是一個更棘手的任務——為那些領袖、烈士的孩子找條生路。那年秋天，周恩來在法南路的密室看著他，低聲說：“牧師，這事交給你，我們不能讓孩子們在槍聲里長大?！倍∥崮c頭，那一刻，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擔子比任何通電報、傳情報都重。

于是便有了“大同幼稚園”。名義上是慈善幼兒園，實則是戰火中一處小小的綠洲。為了籌款，董健吾賣掉了青浦老家的兩畝薄地，又把教堂募捐款拆作“圣工維修費”周轉。開學那天，租來的洋房里擺了四張木床、幾張小桌，連彩色鉛筆都得向法租界的商號賒賬。孩子們管他叫“董爸爸”。午飯時，他領著一群娃娃排隊盛粥，常常把自己的份額分出去。有人開玩笑：“牧師不怕餓？”他只是笑笑，“小孩子長身體比我重要。”

1931年4月，麻疹夾著傷寒在平民區爆發，毛岸龍不幸感染。廣慈醫院里的青霉素還在海關的箱子里沒運進來，幼小的生命像燭火那樣搖晃。深夜，董健吾在病房門口聽到醫師搖頭，只輕輕說了句：“盡力了?！睙魷绲乃查g，他第一次失聲痛哭。沒幾個月，日軍炮火把上海攪得天翻地覆，老師失散，保育員被捕，幼稚園再難維系。關門那天，董健吾抱著兩只小包袱站在門口，孩子問：“我們去哪兒？”他嘆了一口氣，“先回家，再想法子?！?/p>

接下來的日子，他把兩兄弟安置在虹口的閣樓，每天清晨去教堂主持禮拜，夜里拎回幾根法棍和一點牛奶，算是一家三口的口糧。最驚險的一次，巡捕突然搜樓，小岸青嚇得哭出聲。董健吾忙把他攬在懷里，沖門口的警員笑道：“孩子做噩夢，別吵醒他。”警員瞥了眼圣衣上的十字架，收起懷疑離去。那天夜里，兄弟倆縮在床角問：“董爸爸，你會一直在嗎？”他拍拍胸口，“山高水長，我擋在前面?！?/p>

1936年初，華北形勢驟變，蘇區代表來信，要把重要干部的孩子集中送往莫斯科。董健吾帶著兄弟二人南下，再經天津潛出海。碼頭邊，海風獵獵，岸英拉著他的手不放，“爸爸，你去不去？”他笑著遞上新縫的布書包，“你們要學本事回來?！陛喆崖暲?，孩子們揮手告別，隨護送人員啟程。那一刻，董健吾像關上最后一盞燈——從此，他與特科體系也漸漸失去聯絡。

抗戰爆發后，上海幾易易手，牧師的身份日漸尷尬，他干脆在鄉下行醫，靠一本《創世記》與一本《本草綱目》度日。1949年解放，他沒去報功，只把教堂的舊木門刷了層油漆，繼續給街坊看病。誰知1955年4月，因潘漢年案牽連，他被帶進上海市公安局。審訊室里燈光雪亮，審訊員推來厚厚卷宗，“你到底是誰？”他捂著咳嗽的胸口，輕聲答：“我撫養過毛主席的兩個孩子，您要查，可以去北京問一聲?！蔽堇锼查g安靜，再無人呵斥。

核查電報飛往中南海，不到一周，中央警衛團的干部到了看守所，帶走了須發皆白的董健吾。1961年冬，已是大將軍銜的陳賡路過上海，專程登門。臨別時，陳賡遞上一紙任命：“市政府參事，好好休養?！倍∥釘[擺手，“只盼那些孩子都安好，比什么都強?！?/p>

1970年8月，胃癌奪去了他的生命。訃告刊登在《解放日報》角落，寥寥數字，卻寫明了一個少有人知的稱謂——“曾任中央特科同志”。他的骨灰被家人送回青浦老宅后院，幾株老桂花依舊歲歲飄香。街坊偶爾提起這位“董牧師”，多半只記得他給窮人免費看過病；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那座小院里，曾藏著兩個改變中國歷史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