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于統合治理視角，本文聚焦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治理主體弱化引發治理真空、多元主體權責模糊導致資源碎片化與集體行動困境、合法性基礎過度依賴行政指令與經濟績效形成價值空心化等鄉村治理現實難點，闡釋執政黨如何通過有效的組織機制與過程管理實現對多元主體的有效統合，揭示農村基層黨組織作為“元治理者”，通過科層動員與資源整合的制度軌道和情感聯結與價值滲透的關系軌道進行雙向互動與耦合，從而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具體路徑。研究提出，政黨必須完成從直接控制者到平臺構建者與規則供給者的角色轉型，通過嵌入式組織網絡重構治理架構、杠桿化資源整合激活治理資本、制度化協商平衡多元利益，在保障治理權威與秩序的同時，激發社會內生動力，構建可持續的協同治理體系，為破解鄉村治理中的集體行動困境提供了兼具權威性與包容性的實踐方案。

[關鍵詞] 多元共治；政黨統合；生成機制；鄉村治理

一、引 言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將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成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代命題。黨中央明確提出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建立“黨組織領導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完善多元共治的農村社區治理結構，以此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鄉村治理模式從政府單一主導向黨建引領的多元共治轉型。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如何通過制度創新與價值引領，構建契合中國式現代化需求的鄉村治理政黨統合生成機制成為重大課題。

在鄉村治理中，部分治理主體弱化導致了治理真空與公共服務非均衡性，多元主體權責模糊引發了資源碎片化與集體行動困境以及合法性基礎對行政指令和經濟績效的過度依賴造成了價值空心化。矛盾表明，實際治理狀態尚未充分實現多元協同、有效響應的理想圖景。西方經典治理理論如韋伯將合法性分為傳統型、魅力型、法理型，但其國家與社會對立預設脫離發展中國家實際；哈貝馬斯的程序合法性理論強調“交往理性”與治理過程的規范性，卻無法解釋非西方語境下政黨引領的合法性建構；李普賽特的績效合法性理論側重治理效能對合法性的支撐，卻忽視價值共識的基礎性作用；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論聚焦多元主體互動，卻低估政黨在非西方治理中的核心統合作用。國內研究中，俞可平認為中國治理合法性包含績效輸出與價值認同雙重邏輯，二者通過政黨統合實現動態平衡；鄭永年提出的國家在場而不替代格局以及其他學者圍繞黨建引領提出的“組織嵌入”“政治整合”“權力下滲”等概念，為理解基層黨組織的雙重角色提供了啟示，卻缺乏對政黨統合生成機制的動態性和過程性分析。

本文的基本問題是，政黨統合如何在實際治理過程中生成并運作，機制何以支撐合法性建構，這一問題的理論價值在于突破西方范式局限，構建基于中國“國家、政黨、社會”三維互動結構的政黨統合理論，為鄉村治理中的“政黨—社會”關系與基層治理研究提供本土化解析。實踐意義則在于為黨建引領多元共治提供機制性路徑，也為發展中國家探索兼具權威與包容的治理模式提供借鑒。

基于此，本文采用規范分析方法，剖析鄉村治理困境與既有理論局限，通過構建“雙軌統合、價值共識、合法性生成”分析框架，探究農村基層黨組織依托科層動員、資源整合的制度軌道與情感聯結、價值滲透的關系軌道雙向互動實現統合的應然路徑，揭示黨作為制度性連接體在鄉村治理中的統合邏輯與生成路徑，為實現治理現代化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鏡鑒。

二、多元共治視角下政黨統合的生成邏輯

與“國家—社會”二元分析框架不同，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呈現“國家—政黨—社會”三維互動結構。這一結構既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應然選擇。亨廷頓指出，在新興國家中，政體穩定直接依賴政黨力量。而中國作為超大規模國家，政黨不僅是國家秩序的維護者，更是建構者。黨通過組織嵌入鄉村社會、統籌資源配置，成為連接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樞紐，形成獨特的政黨統合型治理范式。

(一)多元共治的理論演進與范式轉型

多元共治理論發端于西方多元民主主義，核心是認可社會利益多元屬性，倡導通過制度化渠道實現政府、市場、社會協同治理。從羅伯特·達爾“多元主義民主”所強調的權力分散，到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池塘資源治理”所注重的協同合作，實現了范式的轉變。然而，西方理論由于過度依賴市民社會自主性預設，將國家與社會視為對立主體，忽視政黨作為結構性力量的統合功能，在實際應用中容易陷入碎片化治理困境，難以契合發展中國家的治理需求。

治理理論的核心是去中心化與多中心治理，要求通過上下互動、協商合作與多元參與實現共同目標。在中國語境下，這一進程呈現出鮮明的本土化特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理論強調國家與社會的辯證統一，尤其注重政黨領導與社會參與的有機融合。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與“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的提出，則為多元共治提供了政治合法性基礎，形成“黨政主導、多元協同”的治理邏輯。

隨著鄉村社會主體多元化與利益訴求多樣化，農村基層治理面臨治理權威的結構性斷裂、協同機制的制度性供給不足、認同基礎的價值性重構需求三重張力。對此，鄉村治理的“三治融合”與“共建共治共享”成為破解的關鍵路徑。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的“楓橋經驗”，通過農村基層黨組織積極搭建協商平臺，將村民訴求有效納入政策議程，不僅充分保障了民主參與的實現，更有效避免了利益沖突的無序化發展。這表明中國的多元共治并非對西方經驗的簡單移植，而是通過政黨統合機制，實現了“一元領導”與“多元協同”的辯證統一，既能規避治理碎片化的風險，又能充分激活社會參與的活力。

(二)政黨統合的理論特質與本土適應性

政黨統合型治理作為中國共產黨結合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與治理實踐而形成的獨特模式，區別于西方法團主義基于利益集團博弈的整合邏輯，以黨的先進性與代表性為基礎，成為連接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連接體，具備適配中國鄉村場景的理論特質，且形成制度與關系雙軌互動的實踐機理。

價值引領的方向性是首要特質，屬關系軌道的核心內容。浙江“千萬工程”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貫穿始終，推動生態資源轉化為經濟優勢，表明了價值引領對治理效能的賦能作用。這一特質使政黨統合超越工具性整合，黨組織不再是單純的權力載體，更成為價值共識建構者。組織體系的嵌入性體現為與社會結構的深度融合，兼具制度與關系雙軌屬性。依托“支部建在連上”傳統，全國500多萬個黨組織嵌入企業、社會組織等主體，構建“嵌入式治理”模式，在利益協調、規則執行中發揮關鍵作用，實現科層治理與鄉土社會的有機銜接。資源配置的統籌性，表現為政治勢能向治理效能的轉化。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中的“第一書記”制度，通過統籌財政資金與社會資本，展現資源整合杠桿效應。而利益協調的包容性，體現為制度化協商的路徑構建，農村基層黨組織通過協商機制平衡社會多元訴求，兼具促進收入增長與優化收入分配的雙重效應，推動鄉村包容性增長。

以科層動員、資源整合的制度軌道落實政策與統籌資源，以情感聯結、價值滲透的關系軌道凝聚共識與聯動社會，雙軌協同有效破解“組織嵌入”“政治整合”等概念碎片化問題，推動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轉化，有效適配中國鄉村治理復雜場景。

(三)多元共治與政黨統合的邏輯關聯

多元共治與政黨統合型治理在治理目標上具有一致性，即通過優化治理結構提升治理效能。政黨統合為多元共治提供政治保障和組織支撐，避免多元主體的無序競爭，多元共治則為政黨統合注入社會活力與治理資源，增強治理體系的適應性，二者通過三重機制形成動態平衡的邏輯關聯。

政黨統合為多元共治提供政治保障。《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明確黨組織的法定領導地位，以制度軌道確立治理權威，避免多元主體的無序競爭。江蘇省“區域化黨建”實踐中，探索“黨建+微自治”模式，形成任務合作型、競爭合作型、引領整合型與聯動整合型四種聯盟形態，將基層治理從“單線發力”轉變為“多方共治”，體現了制度性整合對治理秩序的保障作用。

多元共治為政黨統合注入社會活力。社會主體的參與為政黨統合提供治理資源與合法性基礎。西安市高陵區實施“陵聽陵動430”為民服務機制，以“紅色領航”體系開展特色服務項目9個，服務群眾近7萬人次，表明社會參與通過需求識別、資源整合、效能轉化的鏈條，能夠有效提升治理的回應性與包容性。吉林省舒蘭市以政治、組織、經濟、資源的四位一體模式，推動行政村通過與各類企業合作發展自主經營性產業項目，說明了社會活力轉化為治理績效的可行性。

動態平衡形成程序與績效合法性協同機制。浙江省臺州市東城街道雙浦社區通過深化黨員聯系戶制度、落實干部任期承諾考評，形成過程正當、績效顯著、認同提升的路徑。這種協同機制通過國家、政黨、社會的三元互動，突破了西方理論中程序與績效的二元對立，構建起一元領導與多元協同的新型治理范式。

三、政黨角色轉型與功能重構的生成前提

政黨統合生成機制的構建，以農村基層黨組織主動適配鄉村治理現代化需求、完成角色轉型與功能重構為基礎。這一過程既是黨應對鄉村社會結構變遷的自我革新，也是突破“全能型領導”“運動式治理”傳統路徑、構建多元協同治理樞紐的必然選擇。從政黨權威向治理樞紐轉型，到治理樞紐三重機制的耦合，再到民主集中制對權威與民主關系的重構，共同構成政黨統合的前提支撐。

(一)政黨權威向治理樞紐的現代轉型

當代中國鄉村治理演變的重要特征，就是國家治理目標從資源汲取的工業化、城市化戰略向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鄉村振興戰略演變。在這一進程中，黨在鄉村治理中的角色轉型，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政黨、國家、社會”關系的結構性調適。計劃經濟時期，通過單位制與人民公社形成科層化指令直接介入鄉村生產與分配，雖強化了國家意志的貫徹效率，卻導致社會自主性萎縮與治理剛性化。隨著市場化改革深化，社會利益分化與主體多元化的現實使政黨角色轉向樞紐型治理成為必然要求。

功能定位從直接管理轉向制度供給，通過搭建協同平臺、制定規則引導多元參與。浙江“供富大篷車”項目中，黨組織整合供銷社資源，構建黨組織、市場主體、農戶的合作體系，意味著政黨從管理主體向平臺建構者轉變，既契合亨廷頓增強政黨適應社會復雜性的現代化定律，又突破米格代爾“弱國家—強社會”框架，形成制度彈性與社會自主性動態平衡，為政黨與社會關系理論提供鄉村微觀樣本。

作用方式從運動式治理轉向法治化引領，破解傳統治理隨意性、不穩定性難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鄉村振興促進法》以及地方政府組織法等法律文本，直接確立了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職能樞紐”地位，為法治化引領提供了制度依據。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以基層黨組織總攬全局，將黨的領導政治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通過協商調解機制將矛盾糾紛化解納入法治軌道。與福山的“有效國家、法治、民主問責制”形成對照，彰顯中國協商集中制的效率優勢，為基層法治化治理提供實踐支撐。

資源整合從行政壟斷轉向開放協同，通過黨組織打破資源壟斷格局以激活社會資本。河北邢臺的線上“百姓議事廳”涵蓋了市、縣、鄉、村四個層級，納入全部縣級職能部門，鄉鎮及村干部擔任聯絡員，實現科層組織對群眾需求的及時響應。反映了黨組織可在保持政治引領的同時嵌入社會網絡，回應鄉村社會結構變遷對治理適配性的需求，避免“一放就亂、一統就死”。

(二)鄉村治理樞紐三重機制達成有機耦合

作為鄉村治理樞紐，黨依托價值整合、利益聚合與行動協調三重機制的有機耦合，構筑了“政黨在場、社會自主”的格局，突破了西方多中心治理的去權威化困境與傳統科層制的剛性管控局限，形成了兼具范式革新意義的復合型統合機制，不僅是治理工具的迭代，更是“使命型政黨”以自我革新驅動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集中體現。

文化認同與意識形態雙向互構的價值整合。基層黨組織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嵌入式傳播，彌合傳統倫理與現代性張力，如浙江省寧波市奉化區松岙鎮以“紅禮間”共富工坊為載體，推動文旅經濟向“價值共創”轉型。福建省福清市打造朱子草堂、鄉風館等文化陣地，增強村民集體認同感。不僅通過符號再生產實現意識形態轉化，而且體現文化領導權的內生秩序構建。浙江省遂昌縣將古琴、民謠等非遺藝術轉化為文旅IP，形成文化變現與反哺傳承的良性循環。這種制度化意識形態傳播與生活化文化浸潤，使政黨價值整合超越單向政治教化，演變為社會主體自覺的價值再生產過程。

從碎片化訴求到系統性政策的利益聚合。黨組織通過建立自下而上表達、黨內集中整合、自上而下落實的利益傳導機制，實現多元訴求的制度化過濾與整合。浙江象山縣“村民說事”制度依托數字化平臺，實現村級事務“說議辦評”全流程閉環管理，表明政黨通過制度化渠道將碎片化訴求轉化為系統性政策，實現多元利益平衡，不僅規避西方利益集團政治的零和博弈，而且避免議而不決的治理低效。

科層權威與社會網絡雙軌聯動的行動協調。黨組織依托縱向貫通、橫向聯動的組織體系，破解治理資源碎片化難題。安徽黃山市通過黨建培訓與市場化運作結合，構建政府引導、多元參與的集體經濟發展路徑，表明科層權威與社會網絡雙軌協同的有效性。制度軌道與關系軌道的統合，既保留科層體系執行力，又激活社會網絡靈活性，為理解現代國家建構中政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提供了全新視角。

(三)民主集中制重構鄉村權威與民主關系

民主集中制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治理的制度內核，在鄉村治理中創造性轉化為廣泛協商、集中決策、統一執行的動態機制，通過程序合法性與制度韌性的協同，破解西方理論中民主效率悖論的困境，形成兼具包容性與權威性的治理范式。

從參與式民主到共識型治理的程序重構。黨組織通過制度化協商平臺構建多元主體的利益表達渠道，將交往理性轉化為可操作的治理程序。長春朝陽區的“4335”模式、南京鼓樓區的“六化”模式等，通過鄉賢懇談會、民主議事廳等制度創新，將分散的“街頭意見”轉化為治理議題的“最大公約數”，表明了協商機制對治理效能的正向賦能。這種程序設計在吸納協商民主實質參與精神的同時，通過政黨主導的議程設置化解議而不決困境，形成公共理性引導、政黨權威錨定的共識生成機制。

效率與合法性辯證統一的機制升級。民主集中制通過黨內民主、集中決策、政治動員的三重機制，實現多元訴求的系統化過濾與戰略化轉化。湖北秭歸縣2012年起推行“幸福村落”治理試驗，實行“村黨組織、村落黨小組、黨員”“村委會、村落理事會、農戶”雙線三級架構融合運行的“夜話”民主議事。表明黨內民主集中制通過自下而上吸納與自上而下整合，實現了制度優勢與治理效能的轉化。

科層剛性與數字韌性雙重保障的監督強化。黨組織借助組織體系與數字技術的協同，重構了民主集中制的實施形態。“第一書記”制度通過政治動員整合社會資本與財政資金，而區塊鏈技術在村級財務監管中的應用實現了全生命周期監督，達成制度剛性與技術剛性的雙重約束。浙江省構建“浙江鄉村大腦”系統，開發“浙農碼”等數字化場景，獲評農業農村部優秀案例。治理創新不僅約束“街頭官僚”的自由裁量權，更通過數字合法性重構監督邏輯，為技術賦能鄉村治理提供實踐樣本。

四、政黨統合與實踐效能的生成內核

在鄉村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政黨統合體現了黨在“政府、市場、社會”多元共治中的核心引領作用。通過資源整合、權責協調、價值引領等方式，將村級組織、社會組織、村民等主體納入統一治理體系，構建以政黨統合為紐帶的協同治理秩序。

(一)政黨統合依托政治整合與社會融合路徑推進

政黨統合型治理源于農村基層黨組織依托政治優勢，以組織網絡重構、治理資源轉化、利益沖突調適，促進傳統要素與精英力量的制度化整合，達成多元訴求平衡。這一過程既以嵌入性自主釋放社會活力，又依托制度理性嵌入強化治理效能，在破解集體行動困境中實現政治整合與社會融合的雙重目標。

其一，重構黨社關系立體化網絡的組織嵌入。政黨統合型鄉村治理的合法性，源于基層黨組織通過縱向科層滲透，橫向主體協同和符號認同建構三維機制，實現黨社關系結構性耦合，形成權威嵌入、社會自主、價值共生的治理模式。縱向上，黨組織依托科層體系構建政策執行通道，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廣東清遠推動基層黨組織重心下移、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公共服務重心下移，使黨組織從“懸浮”轉向“扎根”，通過組織覆蓋力與群眾凝聚力的雙向作用，將黨的主張轉化為群眾的自覺行動。重慶巴南區以片區黨委整合村黨組織和致富帶頭人等力量，形成頭雁引領、強村幫帶的治理格局，表明了國家“在場化”權威對治理網絡“造血”功能的強化。縱向貫通的科層體系既保障了中央權威，又通過基層靈活調適避免了機械執行弊端。橫向上，突破行政吸納的單向邏輯，構建“政黨—市場—社會”協同網絡。北京“街鄉吹哨、部門報到”以跨部門協同大幅壓縮響應時間、提升矛盾化解率；浙江寧波通過鄉賢懇談會、民主議事廳等，把分散的社會力量納入治理框架，形成“組織凝聚—人才反哺”循環。實踐表明，黨組織并非簡單控制或放任自治，而是通過資源整合、組織吸納與合作推動來重構基層治理網絡。意識形態上，基層黨組織通過權力結構一體化運作、黨建元素標識性感召、黨群動員人格化示范，將政治權威轉化為文化認同。“紅色議事廳”“鄉愁記憶館”等場景化建設，使村民在集體記憶強化中獲得情感體驗。當黨組織通過“紅色議事廳”協調土地糾紛時，柔性嵌入既遵循法定程序，又契合村民的倫理認知，有效彌合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張力，形成情感到認知再到認同的治理紐帶。

其二，從政治勢能到治理動能轉化的資源整合。政黨統合型鄉村治理以資源、制度、效能的轉化鏈條，將政治勢能轉化為多維治理資本。通過組織資源動員、政策資源擴散與符號資源轉化三重路徑，推動治理效能與合法性的雙重提升。在組織資源上，黨通過融合行政與社會資源增強治理包容性。北京“黨員雙報到”制度依托“黨員E先鋒”數字化平臺，將黨員個體資源轉化為基層治理的組織資源，破解了集體行動困境。湖北沙洋縣以“村社合一”整合土地資源與精英，將新黨員培養為產業帶頭人，展現了黨組織通過精英吸納激活經濟資源的優勢。在政策資源上，“試點—推廣”機制使局部經驗轉化為全局資源。“第一書記”與“駐村工作隊”制度即是典型，脫貧攻堅期累計選派25.5萬個工作隊、300多萬名干部駐村，2021年中央明確健全常態化駐村機制，至2025年，又有50多萬名駐村干部奮戰在鄉村一線，以政治信用整合市場資源，形成政策勢能與治理動能的協同。在符號資源上，黨組織將紅色文化與鄉土記憶轉化為可體驗的文化產品，凝聚共識。江西省贛州尋烏縣三二五村依托毛澤東調查舊址，打造“一館七址”紅色文旅街區吸引村民經營民宿。通過重構集體記憶，使抽象意識形態落地為治理合法性的文化根基。

其三，多元沖突制度化消解的利益協調。面對現代化進程中利益沖突的非制度化表達與合法性之間的張力，政黨統合型治理通過訴求表達、利益整合、政策輸出，將沖突納入制度化軌道加以消解，以此生成政治整合與動態均衡的合法性。在訴求表達上，通過“村民說事”“居民議事會”等協商平臺，將分散訴求轉化為系統性政策輸入。江蘇淮安“碼”上議工程以數字平臺實現線上線下一體協商，形成公眾需求精準感知與快速響應機制，既保障了多元平等對話，也避免了“話語霸權”，彰顯“政黨引領、多元參與”的制度優勢。在利益分配上，平衡差異原則與社會正義。貴州塘約村“貢獻度+需求度”分配模式，既按要素貢獻給予市場化激勵，又以集體公積金實現弱勢補償，有效調和了“帕累托最優”與社會正義的價值張力。湖北監利團結村黨支部主導“分紅替代一次性補償”協商，化解了長達23年的征地矛盾，黨組織以“公正第三方”介入調解，有效彌補了科層封閉決策的缺陷。在沖突消解上，以數字技術重構社會資本，突破科層信息不對稱困境。湖北許家沖村依托“村莊數字電視”“夷陵一家親”平臺，實時公開村務信息，激活村民參與意識。浙江“浙里辦”平臺服務集成上線，群眾辦事平均跑動次數從2.3次降至0.5次，大大提升辦事便利度和滿意度。這種數字透明化治理回應了對自由裁量權的監督訴求，以技術理性再造治理合法性。

(二)政黨統合引領與主體自主實現動態平衡

鄉村治理的現代化轉型中，價值沖突源于國家戰略剛性下沉與地方彈性需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政令下行暢通而基層訴求上達受阻，形成費孝通所警示的“上下懸隔”的單軌政治格局。而市場效率導向的資源配置機制，則引發效率與公平的博弈，演化為治理權威與市場自主性的持續張力。對此，黨以制度創新構建政黨統合的平衡機制，實現國家意志柔性落地與多元利益的結構化整合。一是政策協同機制，通過制定和實施綜合性的政策措施，確保各方利益在政策框架內得到妥善協調和處理。如“多規合一”的農村規劃改革實踐以嵌套式政策設計，將剛性目標與彈性目標梯度耦合，以制度彈性創造多方共贏空間。二是利益補償機制，對受損群體給予經濟補償以平衡各方利益訴求。如落實中央關于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的部署，各地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通過政府、企業、村民代表等的協商，將生態外部性內部化，在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的同時保障地方發展權益，打通“兩山”轉化通道。三是動態預警機制，通過建立監測指標體系和收集輿情信息等方式，及時發現和解決潛在的價值沖突問題。如不少地方建立的利益沖突監測系統，運用大數據提前介入土地糾紛等潛在風險，實現技術預判與制度介入的復合聯動，提升治理系統對潛在沖突的前瞻響應能力。

(三)政黨統合生成遵循特定制度供給邏輯

傳統鄉村治理的單中心行政主導范式，因依賴科層單向控制，陷入主體單一、權責模糊與效能遞減困境，導致有效社會控制與公共服務供給的結構性失衡，難以回應利益分化的多元訴求。多元協同責任體系以黨的領導回應共治邏輯。黨組織作為“元治理者”，通過組織嵌入與價值引領，使政府轉向資源賦能者，強化政策統籌與下沉能力；企業轉化為公共服務參與者，依托市場機制提升服務專業化水平；村民升級為監督主體，通過參與行動建構政治主體性，保障公共品供給質量。角色重構既規避了行政包辦的低效，也防范了市場放任的失序，形成權威引導與多元協同的治理生態。

從行政責任轉向多元主體的倫理轉型，重構了治理主體的權責關系。借由《鄉村振興促進法》等制度供給厘清多元主體的權責清單，并通過治理主體間的常態化互動，內化生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倫理。這種轉型并非否定行政責任，而是通過政府賦能、市場運作、社會參與的分工協作，建立權威引導與多元自主的治理結構，將政黨執政的權威性、國家治理的有效性、村民自治的參與性統一于黨在鄉村執政的合法性。

區別于西方多中心自治的自發秩序，將政黨因素納入分析框架，是理解中國鄉村治理有效性的關鍵。中國政黨統合型治理通過政治整合、社會動員、價值供給的三重功能，使農村基層黨組織成為銜接國家治理與鄉村自治的治理樞紐。這既非否定行政責任，亦非照搬市場邏輯，而是在黨的領導下實現行政邏輯、市場邏輯與社會邏輯的共生共融，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在鄉村場域的微觀投射。

五、價值共識與合法性建構的生成保障

政黨統合型鄉村治理的合法性生成，既依托程序正義的形式正當性，更依賴績效認同的實質有效性。程序正義通過制度化的治理流程保障權力運行的規范性，而績效認同則通過治理效能的實質性提升增強民眾認可。二者形成程序與績效互構機制，體現為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之間的辯證統一和相輔相成，程序正義為績效提升提供制度保障，績效認同為程序運行注入民意基礎。

(一)程序正義建構制度化參與規范

程序合法性依賴制度化參與機制構建規范性秩序。這既要求通過平等對話形成的共識具有超越權力支配的正當性，也需將程序正義嵌入治理體系的設計邏輯。在實踐中，“積分制”“村民說事”“五步議事法”等創新，以政黨統合的政治邏輯重構村民自治框架，形成政黨引領、群眾參與、程序規范的動態均衡結構。這種程序建構不僅體現為形式規范，更是將個體偏好轉化為公共意志的治理機制，為治理權威提供合法性基礎。

制度化參與渠道的優化是程序合法性建構的實踐載體。鄉村治理的制度化參與渠道已形成三位一體體系，即村民代表會議承擔決策功能，協商議事會實施利益協調，村務監督委員會履行監察職責，通過參與網絡提升治理效能，體現政黨統合型治理對民意的吸納。技術賦能進一步強化程序公正，如村級財務區塊鏈監管系統通過流程透明化，實現了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所要求的過程公開、責任明確。

中國特色的程序合法性建構超越了法理型權威的單維邏輯，形成政黨統合、協商民主、技術賦能的三維治理范式。農村基層通過組織嵌入與價值引領，將分散的社會利益整合為系統性的政治輸入；協商民主以政黨設定議程和公眾廣泛參與的非對稱開放機制保障多元表達的制度化空間；數字化技術則通過流程再造提升治理透明度，解決了協同治理中程序性機制與技術細節的運作差距。從而規避了西方多元主義的對抗性博弈，也突破了傳統集權體制的單向度支配，形成程序合法性的中國路徑。

(二)績效認同回應民生需求實效

績效合法性作為支撐治理合法性的效能邏輯，通過治理績效的持續輸出，實現對公眾偏好的動態回應與價值滿足。李普賽特提出，合法性是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并堅持現有制度最合需要的信念的能力，治理主體需通過經濟增長、公共服務等實質性績效獲取民眾認同。在中國鄉村治理中，貴州塘約村“黨支部+合作社”模式推動集體經濟大幅增長；浙江的村醫聯體建設顯著縮短村民就醫時間、提升慢性病管理覆蓋率。在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中國脫貧攻堅戰中，共改造棚戶區住房4200多萬套，改造農村危房2400多萬戶，832貧困縣全部摘帽，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960多萬貧困人口實現易地搬遷。這些需求導向的治理實踐，實現了績效合法性與程序正當性的辯證統一。

績效合法性的深層邏輯在于政黨統合對發展型治理的價值建構，黨通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將分散的社會訴求轉化為系統性政策輸出。浙江“千萬工程”歷時20多年，通過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鄉村產業升級結合，使農民幸福感不斷提升，實現了從經濟績效到情感認同的遞進。這種治理模式突破了西方選舉中心主義的局限，形成有效性支撐正當性的中國范式。“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的組織體系，也在保障政策連貫性的同時，通過“四議兩公開”機制實現基層適應性創新，形成頂層設計與基層反饋的雙向賦能。

績效合法性的生成，體現為政黨統合型治理對公共價值與治理效能的轉化能力。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被具象化為可量化的治理目標，如基本醫保覆蓋率鞏固在95%以上、全國行政村通寬帶比例達到100%，這些指標不僅反映治理效能，更成為公眾感知政府合法性的媒介。在此過程中，行政吸納服務機制通過培育社會組織承接公共服務，既提升治理效率又擴展合法性來源，如重慶通過“三事分流”機制理清權責，實現政府、社會、居民互動共治。

(三)協同效應實現合法性動態再生產

程序正義與績效認同的協同是形式合法性與實質合法性的有機統一，通過政黨統合的制度框架，實現治理過程規范性與治理結果有效性的動態平衡。在結構層面，程序合法性通過規范化制度設計為績效合法性提供保障。例如，環保督察制度通過嚴格執法程序的程序正義確保生態政策落實，同時通過生態補償機制的績效認同平衡發展與保護的關系，印證了多中心治理理論。但中國的特殊性在于，鄉村治理是以黨組織為主導的多元治理主體，從而規避了無序競爭。

協同機制的本土實踐揭示了政黨統合治理的獨特優勢。黨以規則制定者、資源整合者、關系協調者的三重角色，將程序正義的規范性要求與績效認同的實效性目標統一于國家治理框架。如“四議兩公開”程序保障農民決策權，產業扶持政策提升收入水平，共同構建形式與實質合法性鏈條。而協商民主的合法性不僅源于多數決程序，還依賴集體理性反思的過程，保障所有人參與協商的權利是合理的。如在國家“十四五”規劃編制中，黨中央、國務院設定鄉村振興議程框架，同時開放公眾建言通道，收集農村發展建議并轉化為政策條款。這種議程設定與廣泛參與模式，保證了治理方向的戰略性，也通過程序吸納增強了政策認同。

協同效應的深層動力源于治理體系的結構性互嵌。程序合法性為績效提供制度容器，而績效合法性則為程序注入實質內容，二者通過價值共振實現動態均衡。這不僅體現在根據國情、地情形成差異化的治理對策，調動廣泛的社會力量共同參與鄉村振興的實踐，還體現在通過“高位推動”整合層級性與多屬性治理，有效規避政策執行的碎片化風險，彰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即將傳統優勢與現代治理需求有機結合，發揮基層創新主體的作用，充分挖掘各類社會資源和服務渠道，構建多元參與的中國鄉村治理體系。

六、結 語

中國鄉村治理的政黨統合生成機制，是黨通過制度供給、實踐整合、價值引領的動態路徑，構建了統合引領與多元協同并行的治理秩序。其關鍵在于，基層黨組織以組織嵌入重構治理網絡，以資源轉化激活治理動能，以利益協調消解社會張力，實現政治優勢與治理效能的轉化。既體現了黨作為制度性連接體的核心功能，又通過程序正義與績效認同的雙重合法性建構，回應了鄉村治理現代化轉型的時代要求。政黨統合實踐為破解城鎮化進程中的治理主體弱化、公共服務懸浮等困境提供了創新路徑。在理論層面，突破了西方多中心治理的自發秩序局限，以政黨統合重構國家與社會關系，為政黨治理能力理論注入本土化內涵。在實踐層面，政黨統合通過價值共識動態校準與制度適配性優化，將鄉村治理效能轉化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石，為發展中國家探索權威包容型治理模式貢獻中國智慧。面向未來，需進一步聚焦數字化轉型對政黨統合機制的重塑效應，如數字技術如何重構“黨員聯戶”的參與形態與效能邊界。需進一步聚焦區域異質性對統合模式的影響，如資源稟賦差異下中西部鄉村如何通過生態補償與產業協同實現統合創新。這些探索將深化對中國鄉村治理現代化內在邏輯的理論認知，為全球治理貢獻更具解釋力的中國范式。

《東岳論叢》2026年第6期

作者單位：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鄉村發現轉自:《東岳論叢》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