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標必須依法定程序，遵循國標地標和合同商議標準，不能用“口標”口頭加碼；提標必須先調價，落實法律變更補償；提標應科學務實，避免盲目攀

又有某省的幾十 座垃圾焚燒廠，在"地標"正式實施的輿論熱議之聲中，紛紛沉默地接過了煙氣提標改造通知書。

近幾年，從華北平原到長江中下游，從黃土高原到渤海之濱，各地密集出臺地方排放標準，其中，氮氧化物限值從國標的日均150mg/m3一路收緊至120mg/m3甚至更低。

一些地方城市的環境部門還不滿足，口頭要求企業把排放值"再壓一壓"。沒有紅頭文件，沒有法規依據，只有一句"希望貴司從大局考慮"，用“口標”替代國標地標，強行要求企業進一步提標改造。

與此同時，同一批企業的垃圾處理費支付和調價申請報告，已在某局辦公桌上躺了大半年，拖欠的處理費賬單越摞越厚，調價的回應永遠是"再研究研究"。

一邊是不斷加碼的排放高要求，一邊是遲遲還未兌現的處理費用承諾——垃圾焚燒企業正被夾在越收越窄的縫隙里掙扎。

“口標”，超越國標地標的"隱形提標"

國家《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GB 18485-2014）規定，氮氧化物24小時均值為250mg/m3。這既是法律標尺，也是BOT合同中政企雙方約定的排放基準。

同時，多個省份在國標基礎上出臺了更嚴的地方標準：河南、陜西關中地區、河北、湖南等省份，都將NOx 24小時均值限至120mg/m3；深圳、浙江甚至將下限壓到了80mg/m3。

地方標準嚴于國標本無可厚非，這也是《環境保護法》賦予地方的權限。

但地標提級的風氣，越刮越猛的同時，“走樣”也開始出現。

據業內人士反映，某些省份的地市級環保官員，在執法檢查或日常溝通中，會口頭要求企業將NOx排放濃度壓低到本省地標以下——比如法定限值是120mg/m3，口頭卻要求"最好做到100以下"，"80以下"，甚至有的已經口頭要求，NOx排放濃度要低于“30以下”。

這就是當下在垃圾焚燒行業中，被屢屢傳頌的“口標”。

“口標”意味著，相關排放限值，不寫入任何書面文件，不留審批痕跡，但企業如果不照辦，就可能面臨更為頻繁的檢查、更為苛刻的監管。

口標一響，成本萬兩

“口標”之所以令人憂慮，因為它昂貴。

以目前最常見的脫硝提標路線SCR（選擇性催化還原）為例，我們根據多篇工程論文的實測數據，來算一筆真實的賬。

一條500噸/日處理量的垃圾焚燒產線，加裝SCR系統，新增投資約1000~1100萬元，這只是設備的硬采購投資，還不算需要的場地改造、管道改造等配套費用。

SCR改造后，每噸垃圾的脫硝運行成本從原先SNCR的約2元飆升到32~37元，凈增30~36元/噸。

凈增的成本，則是由以下部分組成。

1、蒸汽加熱費用：SCR催化劑需要煙氣溫度在180~230℃才能工作，但經過脫酸除塵后煙氣只有150℃，必須用蒸汽"烘熱"。以500t/d爐為例，僅蒸汽加熱年費用就約275萬元。

2、發電量損失：被挪去加熱煙氣的蒸汽原本可以發電，年損失約475萬元，相當于少發913千瓦時的電。

3、催化劑更換：垃圾焚燒煙氣中堿金屬、重金屬會致催化劑中毒，3~5年必須更換，年攤銷約100萬元，且廢催化劑屬于危險廢物，處置還需額外費用。

4、新增的原料和能耗，如氨水與電耗，年增加約165萬元。

如果將發電損失一并計入，SCR方案每噸垃圾的綜合增成本高達59~65元。按20年運營期計算，一條500t/d焚燒線采用SCR方案，比SNCR方案多花費約1.1億元。這是一筆不可逆的沉沒成本，一旦投入，無法收回。

這就是"提標"的真實代價，“口標”數字從150變成100，似乎輕描淡寫，但對于垃圾焚燒企業，則是每1毫克/立方米的下降，都對應著真金白銀的投入。

處理費拖欠、調價受阻，企業承壓

按照BOT合同的約定，垃圾焚燒企業以約定的處理費和約定的排放標準為條件投資建設并運營。

當排放標準在合同期內被提高，相當于政府單方面變更了合同的核心條件——企業原有的投資回報模型被打碎，新增改造成本和新增運行費用以及帶來的發電損失，需要服務購買方——地方政府，重新核算垃圾處理費的支付標準，按照新的價格支付垃圾處理費。

然而現實是：

政府應支付的垃圾處理費在被大面積拖欠，除了極少部分一線城市的垃圾焚燒企業外，全國絕大多數垃圾焚燒企業，都面臨垃圾處理費長期拖欠問題，短則半年，長則三四年。

對于利潤率本就不高的垃圾焚燒項目而言，處理費是維持現金流的生命線——藥劑要買、電費要交、員工要發工資，每一天的拖欠都在侵蝕企業的運營安全邊際。

在某個“口標”盛行的省份，多個項目的負責人告訴清氣團，項目從疫情期間投入運營至今，三四年時間里，沒有收到一分錢垃圾處理費，企業運行靠發電、賣蒸汽和賣爐渣的收入，苦苦支撐高昂的環保成本指出，經常還要靠向上級控股集團總部拆借現金，或擔保借支、同業拆借，甚至有時會尋找高利貸幫忙，才能維持企業現金流的正常運轉。

同時，對于排放提標后的垃圾處理費支付標準調整，地方政府也缺乏推進積極性，相關方案的研討審批，能拖就拖，能躲就躲。

某項目負責人說，即便企業極限壓低提標改造的建設和運營成本，每噸垃圾的煙氣處理成本，最多只增加了30多元，當地政府對企業提出的調價申請始終未予推進，往往用"財政緊張""需要論證""等待政策"等應對打發。

但是，“口標”的壓力，導致企業的提標改造必須即刻上馬，真金白銀的采購，改造要投的錢、運行要多花的錢，每一天都在發生。

如果垃圾處理費的拖欠和提標都解決不了，以一條500t/d焚燒線為例，SCR改造后年運行成本增加約500萬元，將直接吃掉近38%的垃圾處理費收入，再疊加處理費拖欠，企業實際可用現金流可能趨近于零甚至為負，現金流斷裂的風險陡然增加。

“口標”破壞的是依法施政和政商契約

一旦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而停運，后果由誰來承擔？垃圾無人處理，城市運轉受阻，環境污染風險加劇——最終買單的還是公共財政和公眾健康。

所以，“口標”的施壓，帶來劣質政商效應，BOT合同是政府與企業之間具有法律效力的約定，合同中根據國標地標或商定標準，所設定的排放限值，約定的排放標準，白紙黑字雙方蓋章確認，即為雙方履約的依據，也是地方財政部門支付垃圾處理費用的計算基礎和法律依據。

環境部門在法定標準之外口頭加碼，實質上是在合同之外單方面變更履約條件——沒有協商，沒有補償，只有命令。這不僅有違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更是對契約精神的公然踐踏。

契約精神的要義在于：要改規則，先改合同；要改合同，先談條件。任何一方都不應享有單方面"加戲"的特權。

如果“口標”要求可以隨意突破合同約定的邊界，那企業與政府簽訂的BOT協議不過是一張隨時可能被改寫的廢紙——今天可以口頭要求NOx降到100，明天就可以口頭要求降到50，后天還可以加上氨逃逸等"隱形指標"，永無止境。

垃圾焚燒是一項公共服務，直白說是企業代政府處理垃圾，政府為企業支付費用，這是BOT模式的基本邏輯。我們并不反對提標。降低污染物排放、改善空氣質量，是社會發展的方向，也是行業進步的動力。

但提標不能犧牲企業合法利益為代價，不能只提要求不提錢、不能只減排放不減負擔，尤其應依法依規，把標準寫在紙面上，不能以口頭要求施壓替代法定程序，用“口標”這種不合法也不合規的方式，破壞依法行政的形象。

清氣團認為垃圾焚燒企業的煙氣提標，必須遵循三個原則：

第一，依法提標，而非口頭加碼

排放標準的調整必須走法定程序——立項、論證、征求意見、審批、公布。任何繞過程序的口頭要求，都是對法治的破壞，對契約的踐踏。企業有權依據BOT合同和法定標準運營，也有權拒絕沒有法律依據的"領導要求"。

第二，要提標，先調價

排放標準每收緊一個臺階，對應的成本增量必須有明確的費用來源。如果要求企業承擔提標改造的建設成本和運營成本，就必須先期考慮調整垃圾處理費標準。國際通行做法中，BOT合同普遍設有"法律變更補償條款"（Change in Law），當法規變更導致履約成本增加時，政府應予以合理補償。這一機制應當在我國垃圾焚燒行業中得到切實執行。

第三，科學提標，而非盲目攀比

提標的幅度應與經濟可行性相匹配，技術的選擇應尊重工程邏輯而非行政攀比。那些要求企業"越低越好"的口頭指令，既沒有考慮邊際成本遞增的經濟規律，也沒有考慮不同規模企業的承受能力差異——300t/d的小廠每噸攤銷成本是1800t/d大廠的6倍以上（臺灣研究數據），一刀切的"壓到最低"只會加速小廠的財務崩潰。

文 | 垃圾焚燒首席分析師 晏磊

編輯 | 晨雨

數據 | 清氣團智庫

本文系【清氣團|固廢展望】原創內容

未經賬號授權，禁止隨意轉載

|| 走訪《垃圾焚燒的中國方案》入圍企業|| 走訪《垃圾焚燒的中國方案》入圍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