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行賄犯罪比較特殊，以往處罰并不嚴厲。實踐中，辦案針對的主要是受賄人。行賄人只要積極配合調查，如實供述的，一般不作犯罪處理。原來的這種做法，是有明確法律依據的。2015年，在刑法修正案（九）頒行前，原刑法第392條第二款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也就是，只要行賄人配合偵查和審查調查，可以直接免除處罰。
法律這么規定，主要考慮是：行賄與受賄隱蔽性強，偵破難度大，容易形成“攻守同盟”，在法律和政策上對行賄留有余地，更有利于查處更嚴重的受賄犯罪。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對上述規定作了修改，縮小了對行賄犯罪的寬容程度。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只有“犯罪較輕，且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才“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刑法修正案（九）的上述修改，一方面是落實高壓反腐的政策，貫徹“行賄受賄一起查”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當前偵破水平和技術條件下，查處受賄犯罪，對行賄人主動配合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小。“大數據條件下做資金穿透，只要想查，每一筆流水都可以查透查實。”
也就是，隱蔽性強，查處難度大，容易形成“攻守同盟”等，已不再是行受賄犯罪的特征。在新技術條件下，這一犯罪的特征已經發生天壤巨變。主要有：
一是，牽連面廣。行受賄特別是多次和巨額行受賄，很多是經多人實施。有取錢的，有轉賬的，有送錢的。辦案機關只要抓住一個薄弱環節，就能做到“牽一發而動全身”，整體擊破。
正因如此，也常發生因為一個執法司法行為，而毀掉一個企業的情況。
二是，證據易收集和固定。此前，行受賄對口供的依賴程度很高，很多時候是僅依口供辦案。由此也帶了逼供誘供的辦案弊端。現在，對口供的依賴程度相對變低。而且，類似銀行流水、存取款記錄、財務憑證等客觀證據，一旦形成，將會長期保存。
所以，技術條件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行受賄犯罪的隱蔽性幾近喪失殆盡。
三是，政策和法律趨緊趨嚴。歷次刑法修改，都或多或少含有行受賄犯罪修改的內容，或者增加相關罪名，比如：利用影響力受賄、向國家組織或者外國官員行賄等；或者提高刑罰幅度。
前段時間，“兩高”頒布的《貪污賄賂犯罪司法解釋（二）》又從實體上，進一步降低了入罪門檻。
整體看，無論從實體上還是程序上，對行受賄犯罪的打擊力度日趨變大。
任何犯罪都有辯護空間，每個人都應該得到“適宜”和與其行為相對稱的處罰。行賄犯罪，雖政策上趨緊，法律上余地縮小，但辯護要點和辯護空間還是隨處可見的。
不少觀點認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的，才構成犯罪。這個“不正當利益”如何界定，是重要辯護要點。“職務晉升、戶籍辦理、批文下發，這些算不算不正當利益？”“當然算，就連為獲取交易機會，也就是“做買賣”的機會，都經司法解釋規定為“獲取不正當利益”。更何況其他。
更重要的是，一旦以“獲取的利益是否正當”作為辯護要點，就容易陷入與“辦案機關就實質問題產生爭論”誤區。“你說是正當利益，不是不正當利益。隨便你說，我就認為是不正當的。正當的，你為什么今天站在被告席？”這極易導致無效辯護，無法對辦案慣性形成實質制約。
單刀直入的，更實的，同時也容易形成制約的要點有：
一是，索賄與行賄天然交織。行受賄犯罪，有些時候像“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打，一個愿挨”；有些時候像“猶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推推搡搡”。但無論哪種情況，行賄與被索賄都是交織在一起的。
全盤被索賄，整體無罪；帶有被索賄的因素，罪行從輕。
二是，“騙賄”與行賄相互摻雜。“騙賄”是個新詞，我此前還沒有看到過，算是我最新發現的吧。
比如：受賄人擔心行賄人拒賄和拖延，便找借口說“這事不是我自己做主的，我們內部也需要打點和活動”。實際上，他既沒有打點更沒有活動。
這就是我所稱的“騙賄”。
這種情況，可能比簡單粗暴的強拿硬要式的索賄，更為常見。“騙賄”既是索賄的一種表現形式，更是對行賄人形成“不得不交”心理壓力的一種方法。
此種情況下，應與被索賄一樣，降低行賄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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