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曾國藩，后世評價可謂冰火兩重天。

梁啟超稱他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章太炎卻罵他是“民賊”；

蔣介石把他奉為精神導師，毛澤東卻說“獨服曾文正”。

這個湖南湘鄉出生的書生，如何成為晚清最具爭議的人物？

讓我們透過歷史迷霧，看看他真實的三功與三過。

先說他的三功。

第一功：挽狂瀾于既倒，組建湘軍平定太平天國。

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時，大清王朝已經風雨飄搖。

八旗兵和綠營兵腐朽不堪，太平軍從廣西一路打到南京，半壁江山易主。咸豐皇帝急得團團轉，命令各地辦團練，但大多不成氣候。

唯獨曾國藩的湘軍不一樣，這個在家守孝的禮部侍郎，本是個文人，卻硬是拉起了一支隊伍。

他的辦法很特別：不用朝廷的兵，自己招募；不用朝廷的將，自己培養。

湘軍骨干多是湖南書生，像羅澤南、李續賓這些人，原本都是教書先生。

曾國藩治軍極嚴，他親自編寫《愛民歌》，要求士兵“不擾民”；制定營規，連吃飯睡覺都有規矩。

更重要的是，他首創“厚餉養兵”——普通士兵月餉四兩二錢，是綠營兵的三倍。錢從哪來？自己籌。曾國藩在湖南設卡抽厘，一文錢一文錢地湊。

最見功力的是戰略眼光，1854年湘軍初戰，在靖港被石達開打得大敗，曾國藩氣得投水自盡，被部下救起。但他很快調整戰略，提出“結硬寨，打呆仗”——不貪功冒進，一步步推進，挖壕筑壘，困死敵人。這套戰術看似笨拙，卻正好克制了太平軍的靈活機動。

經過十年苦戰，1864年7月，湘軍攻破天京。曾國藩在奏折里寫：“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他沒說的是，這場戰爭雙方死了至少兩千萬人，是中國歷史上最慘烈的內戰之一。

平定太平天國，曾國藩確實為清廷續命五十年。

但代價之大，也埋下了他第一樁大過的伏筆。

第二功：開風氣之先，推動洋務運動。

天京攻破后，曾國藩沒有居功自傲，反而主動裁撤湘軍。

他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更看到了更大的危機——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

1861年，曾國藩就在安慶設立軍械所，造出了中國第一艘蒸汽輪船“黃鵠號”。

雖然這船“行駛遲鈍，不甚得法”，但意義重大——這是中國人自己造的第一艘機動船。

1865年，他和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制造總局。

這個局可不簡單，既能造槍炮，又能造輪船，還附設翻譯館，翻譯西方科技書籍。

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折里說：“師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遠之利。”他清醒地認識到，光買洋槍洋炮不行，得自己會造。

更難得的是，他支持容閎的“幼童留美計劃”。

1872年，第一批30個幼童赴美留學，這是中國官派留學生的開端。曾國藩在病榻上還惦記這事，給李鴻章寫信說：

“遠適肄業，集思廣益，所以收遠大之效也。”

這些事在今天看來平常，在當時可是石破天驚。

朝廷里保守派罵他“以夷變夏”，連他的好友、理學大師倭仁都反對。但曾國藩頂住壓力，他說：

“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

洋務運動最后失敗了，但曾國藩開的風氣，影響了后來張之洞、左宗棠、乃至康有為、梁啟超。中國近代化的第一塊基石，是他埋下的。

第三功：立身修德，影響后世家風。

曾國藩的第三功不在朝堂，而在民間。

他留下的家書、日記，成了后世中國人修身養性的教科書。

他給自己定“日課十二條”：主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門。

每天堅持，雷打不動。有次他看中一個小妾，日記里罵自己“真禽獸也”，硬是斷了念頭。

對待家人，他嚴得近乎苛刻。兒子曾紀澤想買件好衣服，他寫信說：

“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

女兒出嫁，嫁妝不過二百兩銀子。

他在家書里反復強調：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

這種嚴于律己、勤儉持家的作風，形成了獨特的“曾氏家風”。

曾家后代兩百多人，出了那么多科學家、教育家，沒出一個紈绔子弟，這不能不說是曾國藩的功勞。

蔣介石把《曾文正公家書》放在床頭，毛澤東年輕時也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雖然二人后來走了不同道路，但都從曾國藩身上學到了東西。

當然人無完人，圣人也有過，曾國藩也不能例外。

他也有三過。

第一過：鎮壓手段殘酷，湘軍劣跡斑斑。

功是功，過是過。曾國藩的第一大過，就在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

湘軍破城后的屠殺，歷史上早有定論。1858年攻破九江，“殺賊凡四萬余人”；1861年破安慶，“殲賊萬余，無一人得脫”；最慘的是1864年破天京。

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里記載：“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老人孩子都不放過。

湘軍搶掠更是瘋狂，“子女玉帛，掃數悉入于湘軍”。

連曾國藩自己也承認：“城中偽宮賊館，一炬成灰。”

為什么這么狠？一方面是要立威，另一方面也是湘軍的性質決定的——曾國藩靠“厚餉”養兵，但朝廷給的餉銀根本不夠，默許士兵搶掠就成了潛規則。他在給咸豐的奏折里委婉地說：

“兵勇有饑寒之苦，無封爵之賞，終歲搏戰，所得者何？”意思是當兵打仗總得圖點什么。

更深遠的影響是地方軍閥化，湘軍雖然裁了，但“兵為將有”的傳統留了下來。李鴻章繼承淮軍，袁世凱繼承新軍，最終清王朝就亡在自己培養的新軍手里。曾國藩種下的因，幾十年后結了果。

第二過：天津教案，晚節有虧。

1870年，天津發生教案。民眾懷疑法國教堂拐賣兒童、挖眼剖心，沖進教堂打死法國領事豐大業等二十人。法國軍艦開到天津，七國公使聯合抗議。

朝廷派曾國藩去處理。這時他肝病已重，右眼失明，明知是燙手山芋，還是去了。

調查結果讓所有人失望：沒有證據證明教堂挖眼剖心。曾國藩如實上報，建議殺肇事者20人，充軍25人，賠款49萬兩，派大臣赴法道歉。

一時間千夫所指，湖南同鄉把他題寫的匾額砸碎，北京湖廣會館撕掉他的對聯。連他兒子曾紀澤都說：

“府君此舉，名毀津門。”

曾國藩委屈嗎？委屈。他在給兒子的信里說：

“吾此舉內負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議。”

但他為什么還要這么做？因為他算了一筆賬：當時中國打不過法國，如果開戰，損失更大。

這是典型的現實主義外交，但太現實了，現實到不顧民心。

中國士大夫講究“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曾國藩的妥協，被看作軟弱賣國。這件事成了他一生的污點，兩年后他就在南京郁郁而終。

第三過：文化保守，阻礙維新。

曾國藩是理學大家，這成就了他，也限制了他。

他一生信奉程朱理學，對西方文化只學技術，不學制度。

1867年，關于同文館是否招收科舉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朝廷爆發大爭論。曾國藩保持沉默，實際上支持保守派倭仁。

他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這種思想影響很深，他培養的李鴻章、左宗棠，都只學洋槍洋炮，不碰政治制度。他欣賞的容閎，提出不少制度改革建議，大多被他擱置。

最典型的是他對《資政新篇》的態度。這是洪仁玕提出的資本主義改革方案，比洋務運動徹底得多。曾國藩拿到后，只說“文理尚通，立意亦正”，再無下文。

他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中國需要的不只是技術革新，更是制度變革。

結果就是，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制夷”，最后甲午一戰，證明只學技術不夠。曾國藩這一代人，打開了中國近代化的門，但只開了一半。

寫完三功三過，曾國藩的形象反而更模糊了。他到底是功臣還是罪人？是不是很矛盾？曾國藩自己晚年有段話，或許能解釋他的矛盾：

“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為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

他說自己是第二種英雄，生在末世，只能竭盡全力，做不到盡善盡美。

讀曾國藩，最重要的是理解他所處的時代——一個舊秩序崩潰、新秩序未建的時代。他在這個夾縫中，做了他能做的，也犯了他不得不犯的錯。他的功過，其實是那個時代的功過；他的局限，其實是那個時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