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達律師是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近期其團隊代理一起走私普通貨物罪案，涉案單位負責人B某面臨三年以上實刑。周文達律師團隊通過論證鎖定單位犯罪，核減偷逃稅額至95萬元，還通過全額退繳、合規整改等與檢方溝通。最終，法院采納量刑建議，B某獲緩刑，公司得以繼續經營。

周文達律師是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中國法學會會員，同時擔任京都涉企犯罪辯護與防控研究中心副秘書長、京都環食藥知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員。他自2020年執業至今，工作10余年間專注刑事案件精細化辦理，累計承辦近600件刑事案件。其中無罪辯護成果顯著，成功辦理50余件無罪結案案件；經濟犯罪類案件承辦占比超60%，為多名當事人爭取到取保候審、緩刑、無罪等有利結果。
周文達律師在刑事辯護領域有著深厚的專業積累，尤其專精于經濟犯罪類案件辯護。在經濟犯罪案件中，他熟悉偵查邏輯、證據要點及辯護技巧，能精準把握罪與非罪的核心邊界。在詐騙罪、職務犯罪、走私類犯罪等細分領域，他也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能夠熟練處理復雜的法律問題。在常見刑事犯罪如尋釁滋事罪領域，他承辦了數十件案件，并獲得無罪判決案例。
下面以一起走私普通貨物罪案件為例，具體展示周文達律師的專業能力和辯護策略。
案件類型為走私普通貨物罪，當事人B某是涉案單位某文化藝術公司的負責人。202X年，B某名下的文化藝術公司主營高端管樂器進口、銷售與藝術培訓業務。在經營過程中，B某與國外供貨商共謀，通過水客帶貨、低報價格、偽報貿易性質三種模式走私樂器。具體包括將本應按一般貿易申報的薩克斯、小號等300余支樂器通過旅檢渠道以水客攜帶入境；以低報價格方式走私進口同類樂器50余支；將一般貿易貨物偽報為對臺小額商品交易市場貿易套刷身份證提貨入境。海關初核偷逃稅額超過100萬元，B某面臨三年以上實刑的刑事處罰。
B某的核心訴求是避免實刑，爭取緩刑，以保住公司的正常經營。
該案件存在以下難點：一是主體定性難，偵查初期辦案機關傾向認定B某個人犯罪，若認定個人犯罪，B某將面臨更重刑罰；二是稅額核定難，海關初期計核結果逼近110萬元，一旦該數額被法院采信，即便認定單位犯罪，B某仍面臨三年以上實刑；三是量刑爭取難，要在既有證據和法律規定下，為B某爭取到緩刑結果并非易事。
針對這些難點，周文達律師團隊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在主體定性方面，律師從單位犯罪展開體系化論證，提出四點辯護意見：意志歸屬上，走私行為是為公司經營所需，體現單位整體意志；利益歸屬上，違法所得歸公司賬戶用于日常運營；主體適格方面，公司合法注冊且具備相關資質；決策程序上，涉案行為是B某作為單位負責人的履職行為。同時，律師檢索并提交相關典型案例，明確類似案件應優先認定單位犯罪。檢察機關最終采納了單位犯罪的意見。在稅額核減方面，律師嚴格依據法律規定對《海關核定證明書》進行實質審查，發現存在數量重復計算和合法交易混入的問題，向檢察機關提交詳細法律意見，最終海關重新計核，將偷逃稅額定格在94.8萬余元。在檢方溝通環節，律師構建了主動認罪認罰、全額退繳、合規整改、類案支撐的立體化從寬體系，多次與承辦檢察官當面溝通。指導公司全額退繳稅款，啟動企業合規整改，提交類案及不起訴意見，最終檢察機關作出有利的量刑建議。庭審中，律師繼續強化辯護意見，強調本案系單位犯罪，B某具備緩刑基礎及相關從寬情節。
最終，法院采納了全部量刑建議，判決被告單位某文化藝術公司罰金人民幣95萬元，被告人B某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緩刑二年。
這起案件具有多方面的典型意義。對于類似走私案件的辯護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一是明確了單位犯罪的認定思路，為民營企業因合規意識不足導致的走私案件提供了認定單位犯罪的依據；二是展示了稅額核減的有效方法，通過對海關核定證明書的實質審查，發現問題并爭取重新計核，為當事人爭取更有利的量刑；三是強調了與檢察機關溝通的重要性，通過主動構建從寬體系，提交類案及相關意見，能夠影響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四是體現了合規整改的積極作用，企業通過建立合規機制，完善內控流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刑罰。
在司法實踐中，經濟犯罪案件尤其是走私類犯罪案件，往往涉及復雜的法律關系和證據鏈條。周文達律師在這起案件中的成功辯護，體現了刑事辯護在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促進企業合規經營方面的重要作用。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對于經濟犯罪案件的處理將更加注重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律師在這類案件中，不僅要具備扎實的法律專業知識，還要善于運用證據和法律規定，為當事人爭取最有利的結果。同時，也提醒企業要加強合規意識，避免因違法經營而面臨刑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