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日本厚生勞動省發布了2025年人口動態統計，數字冰冷，卻比任何語言都具有穿透力：反映一位女性一生生育孩子人數的“合計特殊出生率”，僅為1.14，比上一年又跌了0.01，出現了連續十年的下滑，創下歷史新低。日本全國在2025年共出生的新生兒，僅有67萬1236人，這是自1899年有此統計以來的最少數字。

67萬人，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二戰后嬰兒潮那一代（1946-1964出生），每年出生260萬人。即使到了上世紀70年代前后出生的X時代（1965-1980出生），每年也有120萬新生兒。而到了今天，不及70年前的四分之一。

為什么當今的日本社會，出身率會這么低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半數以上的年輕人，對于生孩子這件事，說了“不”。

2023年時，日本大型互聯網服務公司BIGLOBE對18至25歲未婚、無子女的Z世代（1995-2010出生）進行調查，結果令人震動：45.7%的受訪者表示將來“不想要孩子”，其中36.1%更直接表示“既不想結婚，也不想要孩子”。

到了2025至2026年，Rohto制藥公司的調查數據更是顯示，18至29歲未婚年輕人中，不想要孩子的比例已上升至62.6%，女性更達到64.7%，首次超過男性。

超過六成，這已不是少數人的另類選擇，而是日本年輕一代某種意義上的主流心態。

Z世代的年輕人，成長于互聯網普及、日本經濟停滯、全球風險頻發的時代。他們見證了泡沫經濟崩潰后的長尾效應，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余波，又在新冠疫情中度過了本應最燦爛的青春歲月。在他們眼中，生育不是本能的延續，而是一道需要精密計算的人生選擇題。

錢，是第一道門檻。經濟壓力，毫無疑問是最直接的原因。

在日本，養育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平均需要花費約3000萬至4000萬日元，折合人民幣約140萬至190萬元。這還是保守估算，若進入私立學校體系，費用遠不止于此。

對于許多東京的年輕人而言，租房本身已是沉重負擔。東京都23區的新建公寓均價早已突破1億日元（約500萬元人民幣），在勞動者平均年收入430萬日元（約18萬元人民幣）的當今日本社會，兩個人勉強還能供一套房，再談養孩子，幾乎是奢望。

調查顯示，超過60%的Z世代受訪者將“經濟不穩定”列為不想生育的主要顧慮。這個數字背后，是無數個年輕人在深夜打開手機里的家庭支出計算器，然后默默關掉的瞬間。

然而，僅僅用錢來解釋這一切，并不夠。

BIGLOBE的調查里有一個細節耐人尋味：在表示不想要孩子的受訪者中，有42.1%的人明確表示：不想要孩子與經濟無關。

那與什么有關？

排在首位的答案是：“沒有自信把孩子教育好”，占52.3%。其次是“害怕失去個人自由”，以及”覺得養育孩子太辛苦”。

這是一種更深層的焦慮，也是Z世代與上一代人最根本的不同之處。

Z世代的年輕人不是不知道孩子的價值，而是對自己能否勝任父母這一角色，充滿了不確定。他們在信息爆炸的環境中長大，從小被灌輸“教育決定命運”的觀念，深知養育一個孩子需要付出多少心血。當他們審視自己的生活狀態——高壓的工作、不穩定的收入、匱乏的閑暇——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我沒有準備好，也許永遠準備不好。

與此同時，這一代人對“自我”的重視程度，遠超他們的父輩。自我實現、生活品質、個人空間——這些詞匯在Z世代的價值坐標系里，與“生兒育女”直接形成競爭。傳統觀念中“結婚生子是人生必選項”的邏輯，在他們這里，已被解體得所剩無幾。

還有一個長期被忽視的維度，是生育對女性職業發展的沖擊。

日本企業文化中的長時間勞動傳統雖有改善，但并未根本扭轉。女性懷孕后被邊緣化、產后晉升受阻的現象，在許多職場仍是心照不宣的規則。這種所謂的“育兒懲罰”，讓越來越多的職業女性在生育與事業之間，被迫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

當62.6%的年輕人不想要孩子，而其中女性比例高達64.7%并首次超過男性時，這背后的邏輯已相當清晰：正是那些在職場中已有立足之地、對未來有所期待的女性，最不愿意用孩子來交換她們辛苦建立的一切。

日本政府推行男性育兒假，初衷是讓父親承擔更多育兒責任，從而減輕女性的顧慮。但在實際操作層面，敢于真正休滿育兒假的男性員工依然是少數。因為制度寫在紙上，但文化還沒跟上。

年輕人不是不知道政府在努力。近年來，日本大幅擴充托育設施，提高兒童補貼，推出一系列少子化對策。2025年的婚姻件數甚至出現小幅回升，出生數的下滑速度也略有放緩。

但這些努力，仍難以彌補社會支撐體系的深層缺口。

托育名額不足的問題依然存在，尤其在大城市。許多雙職工家庭，為了讓孩子進入認可的托兒所，不得不提前數年開始排隊。住房補貼力度有限，對于承擔高房價的年輕人而言，杯水車薪。更根本的是，當年輕人問出“我能給孩子一個美好的未來嗎”這個問題時，眼前這個社會給出的回答，依然有些蒼白。

經濟學家可以計算補貼金額，政策制定者可以增加托育床位，但沒有人能替年輕人消除對未來的根本性不安。

很顯然，Z世代選擇不生育，不是任性，也不是懶惰。而是一代人面對現實處境后做出的理性判斷，也是對當前社會結構發出的一種無聲抗議。當生育的成本過高、風險過大、回報過低，“要不要孩子”這個問題，就悄然從價值觀領域，滑入了可行性領域。不是“愿不愿意”，而是“能不能”。

日本2050年的勞動力人口，預計將比今天縮減逾一成，降至約6100萬人。屆時每位勞動者需承擔的社會保障費用，將比今天增加約40萬日元（約2萬元人民幣）。

這是一條已經寫好的方程式，變量只有一個：今天的日本年輕人，愿不愿意相信未來，愿不愿意為一個看不清楚的明天，押上最沉重的賭注——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