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hi，我是胖胖。
沒什么好說的。聊聊微博上刷到的一段話：
我認同。
從社會學的角度說，人生之初，本就無公平可言，只有在某個最初的瞬間，大家或許還站在同一個零點上。
其后，每個人因家世不同，被分別安放在不同的起跑線上，社會達爾文主義默許的那條準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
聽起來公道，實則殘酷，因為起點的不公必然滾成兩極的分化，窮者恒窮，富者永遠占有更多，人是環境的產物，到最后，還是只會信奉這套哲學，結果就是身邊沒有同類，只有對手。
如此下去，可能也只有把所有人推回同一起點、重賽一輪才算公平，然后再繼續循環往復吧……
人在這樣一種文化里，心智只會退化，被永久地改造成驚弓之鳥。
揭發、告密、互害、對毆，皆是這種文化結出的果子。
二是，我并不反對國學，我反對的是偽國學大行其道。
我之前也說過，自秦以來兩千多年，有一個基本的分野始終存在——世俗的治術，和超越性的精神譜系，二者之間的沖突。
后者從老莊等諸家那一脈下來，它的使命是守護這個民族的精神價值，是替這個社會保管基本的良知。
可我們今天看到捧上神壇的，常常不是后者，而是前者里最壞的那一層。
就說厚黑學吧，它其實是民國李宗吾的反諷之作，本意是諷刺，后來被人當成功學讀歪了，還被一些不良商家胡亂包裝。
李宗吾用一種戲仿圣賢立說的腔調，說自己讀遍古書都沒找到成功的秘訣，直到悟出臉皮要厚、心要黑才豁然開朗，他煞有介事地給厚黑分境界，從厚如城墻、黑如煤炭到最高的厚而無形、黑而無色，完全是道學家講修養功夫的架勢。
這種把卑劣包裝成學問、用經典口吻論證流氓哲學的寫法，本身就是歸謬，就是反諷。
可惜諷刺世道的書，最后被世道吸收成了往上爬的手冊，這是它的二次墮落。
包括《孫子》，有錯么？
它開篇就講慎戰，講不戰而屈人之兵，內核是審慎與止損，這跟置人于死地根本不是一回事。
只能說，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而不同人讀出來的是哪一個，恰恰只是暴露了它自己罷了！
所以問題或許不在書，是環境在獎掖這個。
如果一個環境里，守規則的吃虧，變通的占便宜，老實人被當傻子，會算計的步步高升，那么把人當對手來提防就不再是陰暗心理，而是被反復驗證過的生存經驗。
人不是讀了厚黑學才變壞，是先在生活里被坑過幾回，才發現這書把自己的遭遇一語道破——原來如此，原來我也可以這么干。
到這里，無論李宗吾如何反諷，書在這里的作用是追認，把一個人不得不做的事，升格成一種可以理直氣壯確證的“智慧”。
上升的通道越窄，這類書就越好賣。
它的暢銷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健康度的反向指標。
是，變通本身未必是惡。
靈活和投機的界線，往往則只在一處，是否以犧牲他人和共同的規則為代價。
那么，相比斗爭，這個社會本該有的價值觀，是什么?
我做了一下思考，斗爭哲學最擅長的是把人化成符號——階級、立場、屁股、敵我。
一旦你成了符號，怎么對待你，就都有了理由。
它信奉的是“我對，所以我贏”，于是手段無所謂，贏了就是真理。
健康的社會信奉的恰恰是反過來的東西：
規則比勝負重要。
你哪怕站在正義那一邊，也不能用扣帽、構陷、逼人認罪的手段。
我想起胡適那句話，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不是因為你已經掌握了真理，所以有資格審判別人——你真的那么確信嗎？沒有人那么有把握吧。
譬如，很多人甚至連益蟲害蟲都分不清，又憑什么在同類里劃出敵我?
我可能是錯的，你可能有我沒看到的道理。
這種不確定，不是相對主義的，不是什么都行，它恰恰是底線，正因為我可能錯，我才不敢輕易給人定罪，不敢動用那些不可逆的暴力。
斗爭文化問你站在哪一邊，容忍文化只做一件事，把人當人。
人要完成的，可能是從一元的終極真理，從二元的敵我對立，走向承認多元、承認試錯的那個轉向。
說實話，我不覺得胡適之這套價值觀能戰勝斗爭哲學。
因為它本身就拒絕用“戰勝”的邏輯。
君子和而不同，各自的道路與主張，往深里說，是各有各的使命，也各有各的宿命。
所以我不敢替誰定路，也不敢說自己這條就對，我唯一敢確定的，是那些急著替別人定罪、替別人指路的人，往往最不肯承認自己會錯。
以上，也只是我的幾點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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