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攝圖網

本文為《方圓》雜志原創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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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盛夏深夜，重慶街頭

出租車司機譚軍

因為一聲“莫動別人的車”

被3個少年圍毆

此案被移送至重慶市九龍坡區檢察院

該院未成年人檢察部檢察官陳霜

看到了案件背后的復雜性：

3個行兇少年一個比一個年齡小

家庭情況一個比一個“殘缺”

他們揮出的每一棍

打碎的不只是譚軍的骨頭

還有他們本該有的未來

“如果能重來，

我還會不會見義勇為？”

譚軍反復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而問題的答案

藏在一場漫長的“救”與“贖”里

“不能讓他們偷走別人的東西”

時間回到2023年的那個深夜，剛下夜班的譚軍拖著疲憊的身軀，沿著熟悉的巷子往家走。46歲的他是家里的頂梁柱——妻子在超市打零工，大兒子剛上初一，小女兒還在讀小學四年級，一家四口全靠他手中的方向盤養活。

路過一處昏暗的街角時，一名女子驚慌的呼喊聲讓譚軍停下了腳步：“這摩托車是我的，你們推走做啥子！”

譚軍這時才發現，3個少年正推著一輛摩托車朝自己方向走來，身后是車主阻攔的身影。沒有片刻猶豫，譚軍攔住了他們，大聲呵斥：“莫動別人的車！”3個少年臉上閃過一絲慌亂，但很快便被戾氣取代：“讓開，我勸你不要多管閑事！”

譚軍不讓。很快，沖突便由推搡、辱罵、威脅迅速升級為三對一的施暴。譚軍雙拳難敵六手，更何況對方個個年輕力壯。

混亂中，譚軍被重重擊倒，劇痛瞬間傳遍全身。少年見狀，迅速離開。可3分鐘后，他們竟又返回現場，對著摩托車車主一頓拳腳相加。直至民警趕到現場，譚軍才被緊急送醫，摩托車車主無礙。

案發當晚，3名犯罪嫌疑人落網。幾天后，案件告破。經法醫鑒定：譚軍股骨粉碎性骨折，損傷程度為輕傷一級，構成十級傷殘。手術費、住院費、后續康復費用像一座大山壓在這個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頭上。

讓陳霜覺得事態嚴峻的是，3名犯罪嫌疑人均是未成年人：大潘，16周歲；其弟弟小潘，15周歲；小王，15周歲。3人來自同一片區，父母要么離異，要么長期在外打工，家庭教育長期缺位。他們仨早早輟學后混跡社會，偷盜、打架、游手好閑。

經調查，大潘小潘的父母離異，大潘隨母親生活，但母親在和父親離異后組建了新的家庭，無力照看大潘。小潘隨父親生活，但父親是一名網約車司機，每天早出晚歸，回到家除了喝酒就是睡覺，從不過問小潘的事情。

“如果機械辦案，大潘一判了之，小潘和小王一放了之，看似程序走完了，但事情真的就結了嗎？”在檢察官聯席會上，檢察官孫文靜提出了她的考量：對于已經滑向犯罪邊緣的未成年人，簡單地“一訴了之”或“一放了之”，都是不負責任的——前者是放棄挽救的可能，后者是放任隱患繼續發酵。孫文靜說：“我們要做的，不是給他們貼上‘罪犯’標簽，而是要用制度的繩索拉住懸崖邊的腳步，用教育的微光點亮歸途的燈。”

這也是最高人民檢察院近年來反復強調的核心命題：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這絕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未檢工作必須一以貫之的理念。

對3個少年進行分級干預矯治

針對年齡線劃出的刑事責任鴻溝（搶劫罪刑事責任年齡是16周歲，大潘達到，小潘和小王未達到），九龍坡區檢察院未檢團隊沒有選擇“一刀切”，而是鋪開了一張“分級干預”的網。對3個不同年齡的涉案未成年人給予不同的干預措施：既不能讓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小潘和小王覺得“違法無須擔責”，也不能讓已達刑事責任年齡的大潘失去被挽救的機會。

對小潘和小王，檢察官依法向他們的父母送達了督促監護令。在督促監護令送達現場，小王的母親紅了眼眶。她第一次從檢察官口中聽到“監護權也是法律責任”這句話，愣了很久，說：“我以為只要給他口飯吃，不凍著就行了。”檢察官告訴她，孩子需要的遠不止這些——需要有人問他今天去了哪里，需要有人告訴他什么是對什么是錯，而不是等到警察找上門才后悔莫及。

緊接著，九龍坡區檢察院未檢團隊聯動司法社工、家庭教育指導師與心理咨詢師，組建了“一對一”幫教小組。對小潘，他們的幫教重點是行為矯正——小潘從13歲開始抽煙、打架、夜不歸宿，作息紊亂、情緒暴躁。幫教社工主動上門，教小潘如何識別憤怒情緒、如何用語言而非拳頭表達不滿。而對小王的幫教重點則放在了家庭關系修復上。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家庭教育指導站里，小王和父母迎來了久違的擁抱。

之后，從作息規律到情緒管理，從親子溝通到職業規劃，一場系統性的監護修復工程悄然啟動。檢察官不再是單純的公訴人，而成了家庭教育的“督導者”與青春迷航的“引路人”。這正是“預防就是保護”的生動實踐：在孩子們滑向深淵之前，用制度的力量拉住他們。

而對已滿16周歲的大潘，檢察機關則依法以涉嫌搶劫罪提起公訴。在看守所的提訊室里，檢察官沒有急于開始提訊，而是對他進行了一場長達3個小時的“特殊教育”。

“你以為你年紀小，犯錯就可以不用買單了？你以為拳頭硬，就能在社會上站穩腳跟了？你揮下去的每一棍，打碎的不只是別人的骨頭，還有你父母對你的期待和你自己本該有的未來。”

大潘起初梗著脖子，眼神倔強，嘴里嘟囔著“他多管閑事”。但當檢察官將譚軍的傷殘鑒定報告、醫療費清單以及他正在讀初一和小學四年級的子女照片推到大潘面前時，這個16歲少年終于低下了頭。

大潘哽咽著說：“我不知道他有小孩……”

檢察官看著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你知道又怎樣？不知道又怎樣？你揮棍的那一刻，就已經傷害了另一個家庭。但你現在知道了，就要記住這種感覺——這種后悔、愧疚、無地自容的感覺。因為只有記住它，你以后才不會再做同樣的事。”

“懲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檢察官說，只有通過依法懲處，讓大潘在法律的威嚴面前真正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承擔應有的責任，同時在服刑期間接受系統的教育矯治，這才是真正的挽救。

2024年初，法院以搶劫罪、盜竊罪（此前大潘還有盜竊罪行）依法判處大潘有期徒刑三年。判決生效那天，看守所的管教民警轉交給大潘一封信。信是檢察官親手寫的：“孩子，相信你只是一時迷失。法律有雷霆之威，也有春風之暖。好好改造，學一門手藝，讀幾本好書。三年不長，未來依然可期。”

為眾人抱薪者，豈可凍斃于風雪

3個涉案少年的處置塵埃落定——大潘入獄服刑，小潘和小王接受幫教及訓誡教育。但檢察官的腳步并未停歇。案件的背面，還有一個搖搖欲墜的家庭。

第一次走進譚軍家，孫文靜一行紅了眼眶。那是一棟老舊的居民樓，沒有電梯，樓道燈壞了，扶手銹跡斑斑。譚軍家在5樓，他們無法想象譚軍是如何拖著受傷的腳上下樓的。推門進去，墻壁斑駁脫落，墻皮卷曲如枯葉；家具陳舊破損，沙發彈簧裸露在外，一張折疊桌上擺著中午剩的一碟咸菜、半碗稀飯。

譚軍虛弱地半躺在舊沙發上，腿上還打著固定支架，傷病讓他再也無法長時間久坐駕駛，這意味著，他再也回不到出租車司機這個崗位了。

兩個孩子成績優異，哥哥期中考試名列年級第15名，妹妹語文考了98分。墻上貼著妹妹的畫，畫上是爸爸開出租車的模樣，旁邊還用鉛筆寫著：“爸爸最棒！”但畫下面，卻壓著一份學校發來的“困難學生情況登記表”。

譚軍告訴檢察官，因為實在付不起兩個孩子在城里讀書、生活的費用，再加上妻子要照顧他，沒有余力看顧孩子們，他們打算下學期把孩子們送回老家，讓爺爺奶奶照看。這意味著，兄妹倆將被迫離開父母，成為“留守兒童”中的一員。

更刺痛人心的，是網絡上的冷言冷語。譚軍的事跡被媒體報道后，評論區里竟涌出了這樣的聲音：“多管閑事”“活該受傷”“出租車司機懂什么見義勇為”“誰讓他沖上去的，不出頭不就沒事了”……惡意如潮水般涌來，譚軍一家倍覺心寒。

了解情況后，孫文靜的一句話擲地有聲：“為眾人抱薪者，豈可凍斃于風雪？”

為英雄正名，為善良兜底——這是九龍坡區檢察院未檢團隊必須跨過的另一道關隘。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從來不只是面對“孩子”，也要面對“孩子的家庭”“社會的正義”。保護未成年人，也包括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孩子不因父親的善舉而遭受傷害。

九龍坡區檢察院迅速依法啟動司法救助程序，為譚軍申請到一筆司法救助金。緊接著，該院未檢團隊又積極推薦譚軍參評“九龍好人”，并全力助推其獲評“重慶市見義勇為先進個人”。

2024年2月，譚軍的行為被正式認定為見義勇為。同年4月，譚軍獲評九龍坡區2024年第一季度“九龍好人”。

頒獎那天，譚軍拄著拐杖上臺，兩個孩子在臺下使勁鼓掌，手都拍紅了。檢察官握著兩個孩子的手說：“爸爸不是多管閑事，爸爸是當之無愧的英雄。法律和社會，都會記住他的勇敢。”

但榮譽與救助，填不平譚軍受傷后給家庭帶來的沉重負擔，更托不起兩個孩子未來的教育成本。譚軍本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索賠，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刑事被害人能否獲得“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長期存在法律適用分歧。一種觀點認為，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僅限于“物質損失”，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不屬于附帶民事訴訟范圍。檢察官與法院溝通時，法官坦言：“這類訴求缺乏明確司法解釋支撐，立案難，支持更難。”

面對這一困境，九龍坡區檢察院決定：啟動支持起訴程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5條的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支持受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而在未成年人檢察案件中，支持見義勇為的被害人提起民事賠償訴訟，既是對勇敢者的保護，也是對社會正義的伸張。

九龍坡區檢察院未檢團隊調閱全國大量同類判例，梳理學術文獻中的法理爭議，組織高校教授、資深法官、律師開展多輪專家論證。從民法典侵權責任編的立法本意“全面賠償原則”，到最高檢關于支持起訴的指導性案例，逐條推敲、字字斟酌。最終，他們將一份說理充分、邏輯嚴密、有理有據的支持起訴意見書遞交至法院。

意見書中專門有一段寫道：“此案被害人譚軍因見義勇為而受傷，其行為應當得到法律的肯定與保護。如因其見義勇為導致家庭陷入困境、子女教育難以為繼，將對社會的正義風尚造成嚴重打擊。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有責任也有義務為勇敢者撐腰。”

2024年5月，法槌落下。法院采納了檢察機關的支持起訴意見，判決3名被告人共同賠償譚軍各項損失共計24萬元。

宣判那天，譚軍緊緊握住檢察官的手，粗糙的掌心微微顫抖：“檢察官，謝謝你們！有了這筆錢，我的兩個娃娃不用回老家讀書了！”

檢察官與少年的雙向奔赴

辦結的文書，本應是案件的句號。但人性的光輝，卻在法庭之外悄然綻放。

拿到判決書后，譚軍作出了一個讓所有人意外的決定：主動提出賠償款減半執行，并允許3個被告家庭分期支付。他說：“我知道打人的娃娃家里也苦。我受傷是事實，可我不能把3個家庭逼著垮掉。娃兒們還得過日子，路還長。”

譚軍“賠償款減半”的決定通過檢察官轉達給了正在服刑的大潘。管教民警說，大潘聽到這個消息后，在監室里哭了整整一個晚上。第二天，他主動找到管教，說：“我想學點東西，出去后掙錢還給那個叔叔。”

至此，這個案子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和解，而是生命與生命之間的救贖。迷途的少年在懲戒中學會了敬畏，受傷的英雄在苦難中堅守善良，而檢察官，成了連接二者的橋梁。

2026年2月，回訪譚軍時，孫文靜問他：“如果再遇到這種事，你還會站出來嗎？”

譚軍望向身旁正在輔導妹妹功課的大兒子，笑著說：“當然！”

這句擲地有聲的“當然”，讓所有的付出和堅持有了價值。最高檢反復強調的“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從來不是卷宗里的漂亮數據，而是既能讓迷途者知返，也能讓抱薪者不寒。

在重慶，渝檢護“未”團隊不僅是一個名字，更是一種身份認同。他們是未檢檢察官，是特殊園地里的守“未”者，是法理與人情的擺渡人。該亮劍時，他們寸步不讓，以國家公訴人的威嚴捍衛法律底線；該包容時，他們海納百川，以司法保護的溫度縫合社會裂痕。

結案后，九龍坡區檢察院未檢團隊并沒有停止跟蹤回訪。他們定期了解大潘的改造情況；每個月聯系一次小潘和小王的幫教社工，跟進兩人的行為矯正進展；每半年回訪一次譚軍家，問問兩個孩子學習怎么樣、生活有沒有困難。

孫文靜說：“真正的‘高質效辦案’，不是結案那一刻的高效率，而是貫穿始終的負責任。”

檢察官與行兇少年，一方是法治的堅守與溫情，一方是青春的迷途與重塑。當法槌落下，微光不滅；當救贖完成，清風自來。

此案正是渝檢護“未”團隊高質效履職的生動縮影。作為全國未成年人檢察保護工作的標桿，也是檢察系統首個榮獲“時代楷模”稱號的集體，渝檢護“未”團隊代表以“特殊園丁”的耐心與“司法衛士”的擔當，在迷途少年與社會正義之間架起法治橋梁。而從巴山渝水到神州大地，全國檢察機關未檢團隊正共同踐行著最高檢提出的“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核心命題——既不做機械司法的“冷漠判官”，也不當放任自流的“甩手掌柜”，而是竭盡所能讓每一個孩子在法治陽光下向陽而生。

（文中涉案人員除譚軍外均為化名。本文有刪減，更多內容請關注《方圓》5月下期）

本文雜志原標題：《為迷途者引路，為勇敢者撐腰》

編輯丨黃莎 肖玲燕設計丨劉巖

記者丨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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