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鄧安慶

鄧安慶 | 文

我很喜歡看韓劇，尤其是《請回答1988》，那份細膩的情感與溫暖的敘事，至今仍讓我記憶猶新、深受觸動。身邊的朋友也各有所好，從《大長今》的勵志傳奇、《來自星星的你》的奇幻浪漫，到《太陽的后裔》的熱血深情，優質韓劇的名單不勝枚舉。

不止電視劇，韓國電影同樣佳作頻出——奉俊昊、樸贊郁、李滄東等導演的作品，以深刻的內核與獨特的風格，成為無數觀眾心中的經典，不少人都能對其如數家珍。這些年，韓國影視業無疑為我們奉獻了大量優質作品，這背后離不開一代代優秀導演、演員及全體從業人員的匠心與付出。而這些影視作品的“出圈”，也讓韓國的文化影響力持續擴大，深入人心。

當然，我們偶爾也會聽聞韓國影視圈的負面新聞：演員自殺、導演霸凌、制片公司壓榨從業者等。但礙于距離遙遠，這些新聞往往喧囂一陣便歸于沉寂，我們終究還是將目光聚焦于作品本身，能從中獲得愉悅與共鳴，似乎便已足夠。

我也曾是這樣一名普通觀眾，直到翻開《消逝的韓光：華麗韓劇背后的血汗與悲鳴》（下文簡稱《消逝的韓光》）一書，才驚覺韓國影視業光鮮亮麗的表象下，竟隱藏著如此深重的危機，有那么多從業者正在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敢為這些沉默的受害者大聲疾呼的李韓率，卻是一位原本與影視圈毫無交集的“外人”。

《消逝的韓光：華麗韓劇背后的血汗與悲鳴》

[韓] 李韓率 | 著

李雪梅 | 譯

也人 |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25年10月

1

若不是哥哥李韓光在2016年秋突然去世，李韓率到現在恐怕還過著與影視圈毫無關聯的生活。李韓光生前擔任過電視劇《獨酌男女》的助理導演，曾試圖解決劇組長期積存的各種問題，結局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為了探明哥哥人生最后階段的經歷，弄清他為何會以如此決絕的方式離世，李韓率成立了韓光媒體勞動人權中心——不僅是為了查明哥哥的死因，更要深入影視圈內部，探尋電視劇行業由來已久的種種問題及其形成根源。《消逝的韓光》這本書，便是李韓率這幾年來努力的文字成果。

李韓光在離世前，留下了遺書，其中有一段寫道：“在劇組里，工作人員半開玩笑說的‘勞動剝削’一詞戳痛了我的心。雖然我也只是個勞動者而已，但在他們看來，我扮演著壓榨勞動者的管理層角色。為了得到我們想要的作品，不斷催促、逼迫已經疲憊不堪的勞動者，每天給別人安排20個小時以上的工作，讓他們回去休息兩三個小時之后，再叫回拍攝現場。這是我最鄙視的人生，我已無力再繼續下去。”

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沉疴難返的系統，無異于螳臂當車。李韓光深知自己難撼積弊已久的行業體系，卻依然選擇挺身而出——這份看似“自不量力”的堅守，恰恰彰顯他人格的高貴。哥哥離世后，李韓率接過了這份未竟的事業，繼續為電視劇制作現場那些人微言輕的從業者發聲：“我只是在替他做這件事而已。我不受限于影視界的利害關系和既定結構，所以能真正站在勞動者的一邊，以普通人的視角，講述電視劇制作現場的真實故事。”

這本書的原版書名為《最普通的電視劇：電視劇制作的悲傷報告書》（中文譯名頗具巧思——“韓光”既直指逝者李韓光，亦暗合“韓劇之光”的深意）。“普通人的視角”，是貫穿全書的核心線索。在李韓率看來，他無需成為電視劇制作領域的專家，“我的任務是，用普通人的視角去觀察華麗鎂光燈后的黑暗，向在那里工作的人說句真誠的話”。

為何要如此強調這一視角？只因身處行業中的人早已被固有邏輯馴化，默認“沒辦法，不這樣的話，這個圈子就沒法運轉”。于是，長時間高強度的勞作被視作常態，惡劣的拍攝環境被視作常態，底層工作人員遭受的欺壓也被視作常態……但這些現象，在“普通人的視角”下，恰恰是一目了然的赤裸裸剝削，理應被關注、被糾正。

正如書中所揭示的：“在電視劇產業不斷擴張版圖之時，沒有誰來關心攝影機后面的人們。隨著資本朝著剝削勞動者、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發展，電視劇產業的規模越發壯大，可片場從業人員的待遇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化。”

2

書中有一篇短文《“編劇”：容易夭折的夢》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此文中李韓率提到那些助理編劇，他們參與劇本會議，為劇情出謀劃策，甚至創作劇本中一部分劇情，但劇本的著作權卻完全歸總編劇所有，“想要在電視劇行業實現自己夢想的人正在苦苦奮斗，但片場的一些惡習導致他們連奮斗的機會都沒有”。

這讓我想起前段時間電視劇《繁花》的編劇署名之爭——同樣助理編輯（兼導演私人助理）的古二（程駿年）在網上公開了一批錄音，內容涉及導演王家衛、總編劇秦雯及其他工作人員的談話，其細節之震撼，讓不少人大為錯愕。聽完這些錄音，我忽然想起此前關于王家衛的種種傳聞：因他常年拖延導致演員無所適從，梁朝偉曾回到家后落淚懷疑自身演技，投資方持續注資卻始終難見進展……這些本應是行業痛點的往事，竟都被包裝成了“大師神話”的注腳。藝術光環之下，一切代價皆為養料，而那些淪為養料的人也深知，即便發聲，最終只會成為神話新的點綴。這般怪誕的循環，想來只剩滿心苦澀。

自我燃燒的藝術家，于粉絲而言，是享受其光芒與熱量的幸運者；于親友而言，卻往往是被這份熾熱灼傷的承受者。縱觀藝術史，晚年凄慘、眾叛親離的藝術家不在少數，這很難歸咎于世界對他們不公——無論身處何種境遇，他們既是特立獨行、光彩熠熠的創作者，也可能是自私執拗、不通人情的偏執者。但這里有個關鍵前提：這類藝術家的“燃燒”，僅局限于其個人創作行為本身。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為了引出核心疑問：導演算得上藝術家嗎？

對許多人而言，答案無疑是肯定的，尤其是王家衛這樣的文藝片導演。他們的作品帶著鮮明的藝術特質，為觀眾帶來了持久的審美享受，怎會不算藝術家？從這個維度看，這樣的判斷并無不妥。但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一部影片的完成，絕不可能僅憑導演一己之力。若沒有攝影、燈光、同期錄音、音頻設計、美術、設備保障、場記、服裝、化妝、武術指導、特效制作、后期剪輯、編劇、導演助理、副導演、策劃、制片等所有從業者的全力配合，再高明的導演也只能束手無策。

換言之，電影與電視劇本質上是團隊協作的結晶——導演是核心大腦，而所有協助者都是支撐其運轉的四肢，缺少任何一環，都無法成就一部作品。

由此便引出更深層的追問：倘若導演也如前文所述的某些藝術家一般，只顧自我表達而無視他人處境，會引發怎樣的后果？答案不言而喻：其傷害的不再是少數親友，而是整個協作團隊。

這里不妨以德國導演沃納·赫爾佐格為例。1982年上映的《陸上行舟》是他的代表作，在電影史上地位斐然，但影片的拍攝過程卻充滿了難以想象的艱辛與曲折。赫爾佐格執意要將一艘重達360噸的蒸汽輪船拖過山丘，為此雇傭了當地印第安原住民，在亞馬遜雨林40度的陡坡上展開了這場近乎瘋狂的創作實驗。

這場“藝術執念”的代價，是多名工作人員受傷，甚至有一名劇組人員被毒蛇咬傷后，為保命當場鋸斷了自己的腳。多年后赫爾佐格回顧此事時感慨道：“我的幻想已耗盡。即使成功拖船上山，我也無法感到快樂。”對廣大影迷而言，為這樣一部杰出影片付出的代價或許是“值得”的，導演因此獲得崇高評價也似乎理所應當。但那些因配合導演的“瘋狂”而付出慘痛代價的工作人員呢？他們的犧牲，又該如何被銘記與評說？要知道，畫家的顏料、舞蹈家的裙擺、音樂家的樂器，都只是無生命的工具；而那些用汗水與傷痛實現導演構想的，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他們絕非可以隨意消耗的工具。

我們不得不直面一個殘酷的現實：對絕大多數觀眾來說，他們關注的是影視作品本身，或許會記得導演的名字，但影片開頭與結尾滾動的密密麻麻的工作人員名單，往往會被直接無視。當然，我們無法苛求觀眾特意去關注幕后從業者，他們只需判斷作品是否好看、是否合心意便已足夠。

對此，《消逝的韓光》中提到了一個極具隱喻的詞——“漸隱”：“在電視劇現場使用的暗語中，有一個詞叫‘漸隱’(dissolve)。‘漸隱’是將兩個畫面重疊的拍攝技巧，人們將短暫休息后，幾乎一整天不睡覺，第二天又接著熬夜拍攝的現實比喻為‘漸隱’。拍攝日程安排到了這種程度，工作人員每天只能漸隱著撐下去。”

這個詞精準又刺骨地概括了這群“隱形者”的嚴酷工作圖景。或許可以做一個不甚恰當的類比：如今當人們看到一件精美的象牙雕刻，大多會立刻聯想到被獵殺的大象；那么當我們沉醉于一部精彩的影視作品時，是否會意識到，在光鮮的鏡頭背后，可能隱藏著一些不為人道的生存困境？而這，正是我翻開《消逝的韓光》一書的初衷。

3

“攝影機后面是一個個血肉之軀”，這是本書中一直強調的理念。李韓率在書中細致揭露了這些鮮活生命如何被當作“一次性用品”肆意消耗。電視劇在韓國廣播電視行業本就是最賺錢的產業——反觀中國，其龐大的觀眾群更能印證這一領域的商業潛力。

韓流的全球成功，吸引著資本源源不斷涌入，短短十余年間，韓國電視劇市場實現了急劇擴張。一邊是市場繁花似錦、一片向好的繁榮景象，另一邊卻如李韓率在書中犀利指出的：“但在電視劇產業不斷擴張版圖之時，沒有誰來關心攝影機后面的人們。隨著資本朝著剝削勞動者、利益最大化的方向發展，電視劇產業的規模越發壯大，可片場從業人員的待遇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化。”

所謂“利益最大化”，本質上就是資本對成本的極致壓縮與對利潤的無限追逐。若要保障片場從業人員的合理待遇，必然會增加運營成本，這顯然是資方不愿接受的。而從業人員身處弱勢地位，只能選擇忍氣吞聲——他們不過是想在這烈火烹油般的行業繁榮之下，賺取一份維持生計的工資。可就連這最基本的訴求，往往也難以實現：“作為最底端的弱者，為了生存下來，個別工作人員依然不能提出抗議，只能做著工資低、勞動強度大的工作。”

書中多次提及一個觸目驚心的詞：“徹徹底底的乙方。”李韓率對此有著一針見血的解釋：“對于管理人員來說，一起工作的人既不是勞動者也不是同事，只是自己找上門來，可以隨便使喚的零部件而已。”在外人看來，這無疑是個令人脊背發涼的界定。

許多從業者向李韓率控訴，片場里的肆意辱罵早已司空見慣。一位從業者的感慨更是道盡了行業的荒誕：“一來到現場就分不清現在到底是2018年還是1980年代。”這尚且只是表面的言語霸凌，更深層的癥結在于行業內巍然不動的金字塔結構——從頂端的總導演往下，每一層地位更高者，都可對下屬肆意凌辱，而這竟被視作理所當然的日常。

無數人懷揣著對影視行業的美好憧憬踏入其中，迎面撞上的卻是這般殘酷真相：那些高高在上的掌權者，始終以“用完即棄”的態度對待他們。跳出行業視角審視，這無疑是個“有毒”的工作環境——當從業者既得不到生存保障，也無尊嚴可言，只會紛紛選擇逃離，最終導致行業喪失新鮮血液。而這，終將嚴重透支韓劇的發展根基。要終結這場惡性循環，唯有正視問題的根源，并用實際行動去解決問題。

書的末尾附錄了李韓光生前撰寫的文章《憶“世越”號一周年》，開篇他便發出這樣的感慨：“對于人類來說，‘共情’的能力既是不幸的原因，也是幸福的源泉。我們會因為不是本人，而是我愛的人、在一起生活的人的事情，不是認識的人，只是通過電視新聞和報刊認識的他人的人生感到痛苦或快樂。更何況，如果說有人經歷的痛苦是我間接造成的，是因為我佯裝未見、不斷回避世界的不合理之處造成的，那么即使是陌生人的痛苦，我也會心痛。”

何其可敬的靈魂！正因為這份刻入骨髓的共情能力，他終究無法承受內心的道德重壓，選擇以極端方式告別這個世界。“世越”號事件的悲劇昭然若揭，其傷痛與不公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足以引發普遍的悲傷與憤怒；而影視片場那些隱秘的“惡行”，卻始終藏在華麗的行業表象之下，難以為外人所知。

李韓光用生命為代價，撕開了韓劇光鮮背后的種種不堪，這份犧牲太過沉重！同樣值得敬佩的還有李韓率——他以切實行動推動影視行業的變革，讓哥哥的死綻放出照亮黑暗的意義。而我們這些熱愛韓劇的普通觀眾，同樣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給予支持。因為那些在攝影機后默默耕耘的從業者，和我們一樣，都是有血有肉、渴望被愛、值得被尊重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