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后，汕頭大學每年都要主持召開各種不同學科的國際學術會議，從保持學校與世界學術前沿的聯系，促進學校與世界學術界的交流，以而使大學成為有源頭的活水，以煥發生機，客觀上也提高了學校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作為汕頭大學早期副校長的李時岳先生深知此事之重要，因此在1984年學校剛起步時，就在當時的省委書記、校籌委會主席吳南生同志的全力支持下，決定召開《韓愈國際學術討論會》,以宣傳和擴大汕頭大學的影響。但那時校舍尚未蓋好，接待的物質條件幾乎等于沒有，辦會和接待經驗對于大多數人說來，也是一片茫然。當時僅有兩個系招生，教師很少，能寫論文的更少。按后來的標準看，在那種條件下召開國際學術會議無異于天方夜譚。那時只有一個優點，就是人員上下團結，都剛從五湖四海匯聚攏來，都想為學校建設作出貢獻。

1984年底，由吳南生同志出面，邀請了廣州各兄弟大學的專家，在從化溫泉賓館開了籌備會議，聽取大家的意見。記得當時出席會議的專家有中大的王季思、黃天驥、曾揚華，暨大的饒芄子、詹伯慧、鄭新桐；華南師大的的陳新璋、羅東生；還有專程從香港請來的饒宗頤先生，以及汕頭和潮州的負責人和專家陳厚實、詹友生、曾楚楠、陳新偉、陳億秀等。汕大則有李時岳先生率梁東漢、隗芾出席。會上匯集了大家的意見，確定了邀請對象，討論決定由汕頭大學、韓山師專(現韓山師院的前身)、潮州韓愈研究會的名義共同舉辦，并指定李時岳先生任大會組織委員會主席，并以他的名義，向世界各國代表發出正式邀請。此后便開始了緊張的籌備工作。

李時岳是當時分管教學和科研的副校長，又正處于他在史學理論上向“四人幫”開戰的關鍵時刻。當時學校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是基建和聘人。因此，校領導白天幾乎都在開會集體辦公，商議基建過程中需要及時處理的一些緊急問題，晚上則要與教師個別交談，解決剛來報到時遇到的各種困難。往往要到深夜以后，李時岳才能坐下來寫文章。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大量吸煙，這也是釀成他英年早逝的一個原因。我們向他請示會務籌備情況幾乎都在夜里。由于會議是聯合召開的，許多事，李又不好自己就拍板定案，那時的通訊設備又十分落后，往來信件周轉很慢。事實證明了，這種聯合辦會的方式反而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徒增了許多“統戰”的內容。所以后來，李時岳先生就果斷地決定：非原則問題由你們會務組(主要是中文系的同志組成)自己決定，出了問題由我負責。這種敢于放手、又敢于負責的精神，不僅得到其他合作單位的諒解，而且還受到贊賞，保證了籌備工作的進行。李時岳的另一重要原則思想是，我們雖然是新建院校，但是既然是我們邀請人家來討論，我們就不能光端茶倒水，一定要有一批有質量的論文。這在老大學本不是什么困難事，但在當時汕大的師資情況下，這成了關系重大的問題。為此，李時岳召開了各有關部門的會，逐人分析動員，最后不僅撰寫了好幾篇論文，還在會前編印了十多萬字的《韓愈研究資料選編》,受到與會者的歡迎與贊揚。

1985年正是全國人民矚目新開辦的經濟特區的時候，由香港資本家捐資辦大學也是新鮮事，許多人都想來看個究竟。于是，各個大學和社會科學院要求出席會議的人與日俱增，而當時的會議經費只有三萬元，無力負擔，但又盛情難卻，于是有的同志提出，在召開《韓愈國際學術討論會》的同時，召開《中國古典文學研討會》。兩會有分有合。后者既可列席韓愈會，又可以討論古典文學研究中的其他問題。不過，這樣一來，給會議的組織無疑增加了更多的困難。很多人認為校領導肯定不會同意，因為李時岳平時給人的印象是慈祥有余，氣魄不足。其實他在學術上向來是個“膽大敢為”的人，看他帶頭向“四人幫”史學沖鋒陷陣的勁頭便知。果然，李時岳先生經過慎重斟酌，同意了這個兩會并舉的方案，最后，兩會均獲成功。1986年10月，臨近開會前，汕頭機場突然關閉擴建，那時汕頭尚無鐵路。從廣州乘汽車經過廣汕公路，要走15個小時以上。與會的正式代表大部分是老專家，有的已80多歲。大家靠著粉碎“四人幫”后激發起的強大政治熱情，屆時跨越千山萬水到來了。國際著名學者任繼愈夫婦，乘汽車到汕頭時已是晚上十點，一過海就被汽車“扔”在碼頭附近，那時又沒有出租汽車，后來在海關一同志幫助下才打來電話。我帶車去接回來時，李時岳等先生正在門口徘徊，焦急地等待。我趕緊領任繼愈先生向李時岳介紹。任先生卻笑著說，“你不用介紹，我這次就是沖著他來的。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哦”!李時岳先生則連聲道歉。

出席會議的海外代表來自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國內代表來自26個省市自治區。飲食、住宿、交通等問題的麻煩可想而知。但在汕頭、潮州等地方同志的配合下，困難被一個個克服了。當時忙亂到在結束宴會上，我這個會務組長居然沒有為自己安排座位，是和司機們在另外的地方匆匆吃了飯。會議如同鴨子浮水，下面忙亂而表面平靜。會議按計劃順利進行著。潮汕地區的父老鄉親第一次看到汕頭大學的號召力，第一次為潮汕人能在學術上與世界人平起平坐而驕傲。李時岳先生也很激動，再三囑咐工作人員，一定要做好接待工作。全校各個部門幾乎都被動員起來了。代表們住宿雖然在市區內，開幕式卻得以在尚未完全竣工的大禮堂(當時連名字也沒有)里舉行。

李時岳先生在會上代表組織委員會致開幕辭。他在開幕辭中，以其在近代史學界的戰斗姿態，提出對韓愈要給以歷史的、全面的、公正的評價，他說：“韓愈是一個有多重側面的矛盾人物。如果僅從一個方面考察，往往容易得出或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的結論。而實際上，值得肯定的韓愈和應該否定的韓愈是統一在一起的。這就要求我們深入到韓愈思想性格的深層結構中去，找出其種種矛盾現象的內在聯系，整體地把握他的全人，才可能對他做出更為恰如其分的評價。”他的這些觀點，為所有代表欣然接受，并一直貫穿在討論會的始終，使會議的學術討論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熱烈氣氛中，取得了完滿的成功。

會議期間，他和代表們都住宿在汕頭迎賓館，但他又要不時地返回學校出席校內會議。他就利用各種間歇機會，與各國各地代表交談，在陪同代表到潮州、潮陽考察的路上，向代表們介紹汕頭大學的建設規劃，求得大家對這一新建學校的支持。會議期間，經常發生一些意外事情需要臨時處置，工作人員都焦急萬分，難免急躁。他卻忙而不亂，鎮定自如，總是一付微笑的面孔，給代表們以深刻印象。一位新加坡代表對我說：“你們這位校長，既是學者型的，也是長者型的。有這樣的校長，一定可以把學校辦好。”

會議結束后，李時岳先生又受大會委托，負責編輯《韓愈研究論文集》的工作。《論文集》名義上是由香港學者饒宗頤先生主編，但他鞭長莫及，難以一一顧到。在出版時，出版社要求一定要由具體負文字責任的人署名。在這種似乎是“兩難”的問題面前，李時岳先生再一次顯示出他的智慧，提出：按“顧問主編饒宗頤、執行主編隗芾和編輯組成員”的署名方案，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問題迎刃而解。

1996年底，第三次大型的韓愈學術討論會又在汕頭召開了。十年前出席會議的代表，來到汕頭后紛紛問起李時岳先生的情況，當大家得知他已調出汕大并不幸逝世的消息后，無不感到惋惜和悲痛。

現在，汕頭大學每年都要召開各種類型的學術會議，但像1986年韓愈學術討論會那樣的艱苦條件永遠過去了。汕頭大學也開始了向建設國家重點大學邁進，這里面無疑地也有李時岳先生的功績在，后人也永遠不應忘記。

來源：《李時岳先生紀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