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位于北京北部的阿那亞·金山嶺正在舉行劉索拉的新書發布會與音樂會。

活動進行到一半，意外下起了大雨。從全國各地匯集而來的觀眾，不得不披著雨衣、撐著傘，在草地上汲汲望著臺上的嘉賓。所有人都被雨水打濕，看起來有些狼狽，但也因為這場雨水，現場的氣氛更加熱烈了。

當天發布的新書，是劉索拉最新的文集《劉索拉：你別無選擇》；音樂會則由“劉索拉與朋友們”樂隊挑大梁，邀請了安雨、任宇清、夏佳、許戈輝等音樂人助陣。

不僅竇文濤、洪晃、李敬澤、葉小綱等劉索拉多年的老友到場支持，后來我們才知道，連王朔也為這場活動忙前忙后了許久。

在圖書市場不斷收縮、人們的注意力越來越被圖像和視頻占據的今天，如此隆重的新書發布會已十分罕見。

這些大咖們聚集在一起的理由，正是“劉索拉”這個名字。

今天的年輕人已經不太聽說劉索拉了。這本書出版之后，身邊不少年輕人的反應都是：“劉索拉是誰？”只有經歷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人，才明白這個名字曾在中國文化界攪動了怎樣的風云。

大概是因為，劉索拉總是在轉身，在出走，不斷離開已經得到的位置和身份。剛被看見，就離開；剛被定義，就拒絕。盡管她是中國現代派小說的開山鼻祖，也是國際上廣受贊譽的中國音樂家，但她留給人們更多的，是一道不斷移動的身影。

許多人稱劉索拉是“先鋒”，這是在說，她比同時代人走得更遠。但換句話說，她與今天的人靠得更近。我們今天熱烈討論著“曠野”“流動”“女性主義”和“反標簽”等話題，渴望掙脫規則和身份的束縛，而劉索拉在幾十年前，就已經身體力行地實踐著這樣的生活態度了。

于是乎，我們今天讀她的文字，不僅不覺陳舊和過時，反而會感到親切和熟悉。那些關于自我、流動、創造與女性經驗等命題，她都已經思索過，并且走得深遠。

這也是為什么，劉索拉值得被推薦給新生代的讀者。而她的質地與深度，也耐得住我們不斷地重讀與回訪。

01

80年代“文化熱”走出來的人

1955年，劉索拉出生于北京的一個紅色家庭。父親劉景范是紅軍高級將領劉志丹的胞弟，曾任民政部副部長，中顧委委員；母親李建彤則是一位會在革命年代，穿著高跟鞋搭配中山裝的特立獨行的作家。

她的名字“索拉”，是熱愛音樂的母親取的，姐姐和哥哥分別叫“米拉”和“都都”，都是音階的諧音。

劉索拉的全家福

在度過了一個短暫的與古典音樂、歌劇和京戲打交道的幸福童年后，文革開始了。劉索拉的母親李建彤因創作小說《劉志丹》被卷入政治斗爭，全家遭受巨大沖擊。

父母被關進監獄，劉索拉也成了“黑五類”子女，度過了如野草般的少女時代。其間既有不知父母音訊而哭泣的夜晚，也有與伙伴們在公園游蕩、唱歌、撒野的時刻。

直到文革結束，父母官復原職，劉索拉才有機會回到校園，重新接受教育。

1977年，劉索拉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師從杜鳴心先生。在那里，她與譚盾、郭文景、瞿小松、葉小綱等日后名噪海外的音樂家成了同窗。

彼時的中國，逐漸走出文革的壓抑，人們熱烈地談論詩歌與哲學，渴望自由與愛，饑渴地吸收一切新思想、新知識和新觀念，想要彌補失去的十年。

在這樣躁動的氛圍中，劉索拉和同時代人一起，步入了一個連接著革命浪漫主義和世俗現實主義，求知、啟蒙、探索和激辯交織的80年代。

我們今天說，劉索拉是80年代“文化熱”的代表性人物，是因為她在日后漫長的藝術探索中，帶著深刻的80年代烙印，有意無意地回應著這一時期的核心命題。

劉索拉與同學們在學校門前合影

生于革命年代，長于改革開放，劉索拉這代人一方面繼承了宏大敘事的歷史記憶，另一方面又在開放中接觸到多元的文化與世界。這種共有的人生經歷，催生了80年代“文化熱”核心的問題意識：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是什么？中國該往何處去？現代化是什么？

伴隨著自由和解放，人們也感到了一股巨大的陌生和迷茫。宏大的集體敘事松了綁，“自己”開始凸顯了。但困惑隨之而來：“自己”是什么？該怎樣過一種屬于“自己”的生活？人們對此不熟悉也不了解。

在這樣的背景下，劉索拉的小說《你別無選擇》橫空出世了。

小說寫的是一群音樂學院的年輕人的故事。當時的小說大多還停留在雕琢文墨，舞弄辭藻的階段，劉索拉用跳躍、碎片化，帶著音樂律動的語言節奏，極速地推進整個故事。

李敬澤說：“她的小說只用動詞主導，高度行動，向前飛奔而去。”

更震動時人的，是小說里的人物形象。革命年代的文學，主題大抵與集體、政治和革命敘事有關。涉及到個人的部分，大多不問“我是誰”，而是在討論“我屬于誰”。

而《你別無選擇》里的那些年輕人，不為宏大的目的而存在，而只是單純地生活著、感受著、存在著。人們第一次意識到，小說還能如此表達個體的生命經驗和精神狀態。《你別無選擇》為文壇貢獻了一種全新的主體經驗，也因此，被許多人視為“中國第一部現代派小說”。

《你別無選擇》的成功，讓劉索拉迅速成為文化界的焦點人物，同年發表的其他幾部小說，如《藍天綠海》也紛紛獲獎。

就在全國掀起了“劉索拉旋風”之際，她卻說：“成功者的光環對我來說永遠太刺眼。”為了“躲開家里的北京和一個社會的北京”，她遠渡英倫學習音樂，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

這是劉索拉的第一次出走，她離開的不止是地理空間上的北京，還包括一種正在形成的對劉索拉的“命名”。

日后的漫長時間里，她幾乎一直在重復這樣的動作：離開、尋找，再離開、再尋找，始終保持著自身的流動性。

02

音樂，就是“破爛衣服”

從北京離開時，劉索拉帶了幾大箱的漂亮衣服，都是上等的材料、精致的剪裁。等到了英國之后，她才發現，這些衣服是如此的“不合時宜”，當地的年輕人都只穿著破破爛爛的夾克和牛仔褲，過著一種貼地的生活。

這讓她第一次感受到了此前生活方式的陳舊。于是，她把這些衣服盡數送人，也學著當地人穿起了破爛衣服，開始了自己“破破爛爛”的生活。

在英國的日子，劉索拉感到國內文化和審美的閉塞與落后。“我們八十年代的文化環境其實是太窄了，什么都不知道。雖然當時在國內還被稱為在音樂上敢嘗試的，但其實連狀態都沒找到呢。一到西方，一頭扎到大海里頭，整個就傻了。你發現有那么多好東西，就撈吧。”

來到“大海”的劉索拉，很快便如魚得水。她喜歡搖滾樂，熱烈、奔放，是年輕人玩的音樂。她與pink floyd的代理人合作，為貝塔斯曼音樂集團創作音樂，很快成為英國小有成就的“中國音樂人”了。

然而，她逐漸不能忍受當地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一次訪談中，劉索拉回憶說，自己很愛笑，笑起來“聲音還特大”，英國人對她說，“不可以這樣，中國女性不是這么笑的”。她不明白，英國人干嘛戴這么多“眼鏡”來框住一個中國人“得是什么樣兒”。

劉索拉的個性，注定了她不會扮演一個滿足西方人期待的具有異國情調的“東方娃娃”。在英國待了一年，她便再度出走，前往更加自由多元的美國。

美國是一個更反叛、更自由的世界，到處都在發生著融合和跨界，爵士樂和電子樂、非洲音樂和搖滾樂、印度音樂和實驗音樂......無拘無束的氛圍讓劉索拉可以肆無忌憚地揮舞、呼吸。那段時間，她時常感到“靈魂被轟炸出了竅“。

她和奧奈特考門、何比·漢考克、庇佑拉斯維爾和約翰縱等音樂人混在一塊兒，“每個人都是高手，互相補充養分，發起瘋來，一樣的水平。”

她迷上了藍調音樂，那種生命的即興狀態令她著迷。為了找到藍調的靈魂，她來到“藍調故鄉”孟菲斯，與當地的黑人音樂家同吃同睡了一個月。

這段經歷，讓她體驗到一種與此前人生截然不同的，帶著粗糲、危險、甚至令人不適的生活狀態。“那里的一舉手、一投足都跟性有關，出門一撞人，說的就是性。”

白天，她和音樂家們一起聊天、排練。到了晚上，一些黑人歌手到她房前敲門，要與她上床，把她嚇得半死。她害怕到在枕頭底下藏了把小刀，想著一旦有人敢侵犯她，就與對方拼命。

“跟他們的瘋相比，咱們的瘋就是假的，他們都是骨子里、血里的東西，一舉一動，都是在血里留的一種東西，你只有在血液里含有這種東西，你才能唱出來。

一個月下來，她覺得自己“好像換血似的”，也明白了所謂藍調，就是一種“把衣服和你的整個身體都扒開了讓人看”的敞開，有這個，“音樂就出來了”。

她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感受，真正的藝術只能誕生于對生命經驗最誠實的回應之中，就是“你真的敢把你的生命和靈魂放在音樂里頭。”

這場采風的意外收獲，是她反而開始懂得中國本土戲曲、音樂的妙處，懂得那些老一輩音樂人把靈魂放在了哪里。

上世紀80、90年代，正是“世界音樂“運動的最高潮。身在國外的劉索拉見證了整個運動的發展。中東、非洲、印度……各式各樣的原始音樂被重新挖掘，然而，這么多的聲音里，唯獨缺少了中國的聲音。

這讓劉索拉把目光重新對向了她的來時路——中國。但她想做的，不是把“中國元素”拼貼進西方框架，那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東方娃娃”，而是要“扒開自己的靈魂”，從經驗、語言、身體和文化記憶里，生長出一種新的聲音。

1994年，劉索拉推出了自己的首張專輯《藍調在東方》，將說書大鼓、京劇念白和梆子唱腔等中國音樂形式，與西方藍調深沉的情緒表達、爵士樂即興自由的音樂觀念乃至說唱的語言節奏融匯一體，創造出一種難以歸類、又極具個人辨識度的聲音。

這張專輯一經推出，便進入《英美新世界音樂》榜單top10榜單，西方評論界驚呼她是“異常瘋狂的入侵者”。

此后的一切，便順理成章起來。《中國拼貼》《纏》《春雪圖》《隱現》等專輯相繼推出，她組建的“劉索拉與朋友們”樂隊，也在美國惠特尼美術館、紐約先鋒藝術與實驗音樂地標之一“Knitting Factory”等地舉辦專場演出。這時，她已經是西方世界炙手可熱的音樂人了。

時間一晃而過，2009年，劉索拉覺得“差不多了”，在國外該試的都試完了，于是選擇再次“出走”。只不過，這一次的目的地是故鄉中國。此時的劉索拉，已經通過音樂的媒介完成了一場深刻的蛻變。

她通過音樂與周遭世界建立聯系，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重新審視國家、身份與文化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印記。又借由音樂不斷向內開掘，一層層剝離外在賦予的標簽，逐漸逼近那個更真實的自己。

直到她的音樂，也和當初自己剛到英國那樣，扔掉了美麗的華服，換上了破破爛爛的夾克。

03

劉索拉：不能命名

回國之后，有人問她，“回歸”是種怎樣的感覺？她沒有給出一個符合期望的民族敘事的回答，而是告訴對方，人永遠不可能真正回歸，“哪怕你覺得老得都要變成嬰兒了，你也不會真正再變成嬰兒吧。一個球打到墻上就向相反方向跳得更遠，哪邊是歸呢？”

她的人生不是一個繞了一圈回到原點的故事，回歸，只是到了探索的新階段。她說自己只是太愛音樂，“總想把所有關于音樂的事情都鬧明白”，到了這個時候，她步入了“更重視中國傳統音樂”的階段。

她把2002年就組建了的“劉索拉與朋友們”中國樂隊徹底遷回來，在宋莊置辦了一個工作室（她稱為蓋了座音樂“廟”），排練、創作，開始回過頭來認真研究中國傳統音樂。

這期間，劉索拉的寫作仍然持續著，先后出版了小說《女貞湯》、散文集《你活著，因為你有同類》等作品。業余時間，還搞搞室內設計，去姜文的電影《一步之遙》里客串一把。

也就是這一段時間里，劉索拉的名字再次步入公眾視野。人們記起了那個80年代攪弄風云的作家，也重新認識了這個在西方闖蕩多年的音樂人。

“先鋒”，這個曾經用在她身上的稱呼，再次貼在了她的身上。

但她直言不喜歡這個詞，它不超前，反而很“陳舊”，“別以為掛一根繩就會讓他們覺得特別有哲學意味，這種繩已經掛得太多了。”

更重要的是，“先鋒”是一種命名，一切可以被命名、被歸類、被迅速理解的東西，都有可能正在遠離真實。但真實，才是劉索拉緊盯著不放的東西。

例如，在音樂上，她不喜浪漫主義，因為浪漫主義總講求點音樂之外的東西，想要“象征”和“代表”些什么。她的音樂品味是結構主義的，注重聲響本身的邏輯和發展，而非音符背后的“意義”。

她談女性，和今天被大詞包裹的“女性主義”不同，而往往帶著一點調侃，甚至不那么“正確”：

“在床上寂寞使年輕女人忘記自己的魅力，在床上繁忙使年輕女人忽略自己的愚蠢。”

“強調女性的平等，必須面對女性的弱點和有能力自嘲。作為一個女人，我看一塊石頭都能看出女人味兒來。比如母獅子撒尿，尿在什么地方都是母獅子尿，它還用強調女性意識嗎？”

這些直白、帶點粗糲的表達，不是為占據某種立場，只是忠實地書寫關于身體、欲望的感受，但這恰好是最真實的女性經驗。

2019年，劉索拉突然患了重病，在床上一躺就是4年。那是一段沮喪且絕望的日子，“最絕望的時候，我做不了音樂，也做不了文學，我什么都做不了，每天茍延殘喘。”

醫生給她做檢查，說她還是二十幾歲年輕人的大腦，極有可能恢復，因為“大腦是指揮身體的”，這才讓她稍微積極了一些。

等到身體稍微好些，北京國際音樂節和上海交響樂團向她發出邀約，請她為紀念中國動畫百年創作一部作品。她為此猶豫了許久，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勝任作曲的工作。

或許是因為長期躺在床上，她想創作一部讓人聽了想跳舞的作品。因為虛弱，她每天只有力氣工作一小時，今天一點、明天一點，前后花了8個月的時間寫出了《大鬧天宮》，大量打擊樂與豐富的中國節奏交織在一起，呈現出一種近乎少年般的生命力。

她自己也很驚訝，在身體那么虛弱的情況下，哪里來的能量，寫出如此具有生命力的作品，所以她說這是“一部慶祝生命的作品。”

《大鬧天宮》證明了她還能創作，還能探索。她說，待身體好轉，她“要到處走走，看更多風景，吃各地的小吃”，而且，一定要“接著創作”下去。

回看劉索拉的人生軌跡，她總在不斷拆除那些已經形成的關于自己的“命名”，也對那些試圖給事物“命名”的行為和觀念感到警惕。也正因如此，劉索拉的人生軌跡表現為不斷地“出走”，無論是地理上的，身份上的，還是藝術形式上的。

不過，她的“出走”不是為了展現一種先鋒或不羈的姿態，而是為了更好地把握最真實的生命體驗。

如今我們熱衷于談論“做自己”，談論“曠野“，希望過一種不被定義和命名的人生。但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并非出于經驗，而是對某種想象的認同，那么實際上只是從一種定義滑向另一種定義。

而劉索拉的經歷則向我們顯示，真正的不被“命名”，不僅是保持流動、拒絕定義，而是在這種姿態背后，自己的生活是否抵達了生命的真實本質。

為什么我們今天要重讀劉索拉？理由正在于此。

文/寇大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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