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連升：在“正確的程序”與“真實的后果”之間，重建責任的閉環

受訪者｜王連升

研究員，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全球電子協會亞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兼副秘書長。主導編制SJ/T 16000《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等行業關鍵標準，連續六年主導“中國電子信息行業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水平評測”，累計覆蓋兩千余家企業。構建了以“責任閉環”為哲學本體論、“價值沉默”為戰略方法論、“CSR為魂，ESG為體”為價值論的完整思想體系，發表全球政產學研用社會責任實踐應用研究400余篇。2025年榮膺全球電子協會亞洲ESG杰出個人獎。

訪談時間｜2026年6月

訪談手記

當MSCI的AAA評級與EcoVadis的鉑金勛章成為商業世界中“負責任企業”的代名詞，當厚達數百頁的ESG報告成為上市公司年報的標配章節，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正在浮現：我們是否正在集體見證一場規模空前的“紙面責任”大展？報告越做越厚，評級越卷越高，但供應鏈最深處的工人依舊在超時加班，環境污染依舊觸目驚心。

“紙面責任”與“實質責任”之間的鴻溝，正在成為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最大的信用赤字。帶著對這道鴻溝何以形成、何以彌合的追問，我們專訪了王連升。他用多年的行業深耕、四百余篇研究成果和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給出了一個直指根本的回答：真正的競爭力，從來不在評級分數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

第一部分｜工具理性批判：三種“責任表演”何以成為全球性景象

記者：王老師，您好。開門見山地說，當前全球ESG領域最令您焦慮的現象是什么？

王連升：（沉吟片刻）最令我焦慮的，是我稱之為“三種責任表演”疊加而成的系統性失靈——“符號合規”“評級驅動”和“風險隔離”。這三者疊加在一起，構成了一套精巧的系統：報告精美、評級光鮮、法律合規——但供應鏈最深處的真實問題紋絲未動。

這就像一個人，體檢報告各項指標都顯示“健康”，卻有慢性病纏身多年。我們今天看到的景象是：信息披露越來越豐富，評級越來越高，但工人在加班、廢水在排放、碳排放在增長。

記者：能不能具體拆解一下這三種“表演”？

王連升：先說“符號合規”。現在很多企業做ESG，本質上就是“報告即盡責”：發一本厚厚的報告，里面充斥著“我們致力于”“我們承諾”“我們計劃”，但真正可量化、可驗證、有追溯機制的實質性行動少之又少。更糟糕的是，當你追問一級供應商之外的二級供應商的情況，很多企業給出的回答是三個字——“收集中”。這個狀態在報告里已經保持了四五年，本質上不是在“采集”數據，而是在“等待監管忘記這件事”。

再說“評級驅動”。全球有超過600套ESG披露標準，MSCI、Sustainalytics、CDP……每一家都在試圖用一套標準化的指標框架去衡量所有企業的“可持續性”。現在的問題是，企業開始“為分數而非績效”而管理——成立專門團隊研究評級模型的權重，優化填報口徑，分數上去了，碳排放沒下來。

最可悲的后果是，高評分成了企業自我正當化的借口——“評分那么高，難道還不能說明我們負責任嗎？”但評級機構的邏輯與供應鏈實質責任之間存在一個根本性的裂縫：你可以在問卷上勾選“我們有供應商行為準則”并得分，但這份準則在實際采購訂單里執行了沒有，不扣分。這就是把管理工具異化為了表演道具。

第三是“風險隔離”。跨國公司普遍的做法是讓供應商簽一份行為準則，然后就可以宣稱“我們已經盡到了責任”。一旦出事，那是供應商的獨立行為。這其實是利用合同做了一道“防火墻”，把真正的責任擋在了品牌方的大門外。責任沒有被履行，它只是被轉移了。但跨國公司真正掌握著供應鏈的定價權和訂單分配權，卻在責任問題上假裝自己只是“無辜的旁觀者”。

記者：您用了一個很重的詞——“表演”。這種系統性失靈背后有沒有更深層的哲學根源？

王連升：有。我認為根本問題在于當前業界對ESG的理解普遍存在一種“技術化迷思”——企業忙于計算碳排放指標、編制冗長的披露報告，卻漸漸忘記了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許多企業的ESG實踐是被資本市場倒逼出來的，關注的是如何填報表、如何獲得更高評級，而忽略了企業究竟要為社會創造什么價值。

用哲學的話來講，工具理性過度膨脹，掩蓋了價值理性。我們好像做了一個精密的溫度計，卻忘記了我們要測量的是溫度本身。

第二部分｜學理的重塑：“CSR為魂，ESG為體”的思想體系

記者：您構建了一套以“責任閉環”為哲學本體論、“價值沉默”為戰略方法論、“CSR為魂，ESG為體”為價值論的完整思想體系。能否系統地談一談這套體系的邏輯？

王連升：這套體系的核心可以概括為“一個辯證、兩大支柱”。

先說“CSR為魂，ESG為體”。很多人把CSR等同于慈善公益，把ESG理解為資本市場的評級工具，二者淪為“兩張皮”。這不是某一個企業的個別問題，而是一個系統性的范式危機——企業缺少一套同時容納“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框架。

所以我提出，CSR回答了“我們為什么要做”，為企業發展提供價值導向和溫度；ESG為價值落地提供可量化的框架和標尺。CSR如果失去了ESG的支撐就會流于空談，ESG如果失去了CSR的指引就會走向異化。“魂不附體則CSR流于空談，體不載魂則ESG走向異化”。魂體相融，方能同頻共生。

再說“責任閉環”。主流ESG框架把E（環境）、S（社會）、G（治理）當成三個并列的“支柱”，這種認知在實踐中極易導致資源的分散投入與戰略的碎片化——“花一分力氣做環境，花一分力氣做社會，再花一分力氣做治理，三者之間毫無協同”。

“責任閉環”模型的核心洞見在于，這三者本質上是相互嵌入、彼此生成的有機關系。治理（G）是基石，它為環境績效與社會績效的提升提供制度保障和資源支持；優異的環境表現（E）能反哺治理的韌性，比如氣候風險管理的有效落實能夠降低企業經營的不確定性；良好的社會關系（S）則構筑了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資本。三者不是三條平行線，而是一個動態的、自我強化的正向循環。

我用一個帶有東方哲思的表述來概括這個系統的終極目標：“物質創造與精神滋養”相得益彰。“物質創造”指經濟效益與競爭力，“精神滋養”則指品牌聲譽、員工認同、社會價值這些無形資本。二者辯證統一，將企業發展從短期的利潤追求提升到組織存在意義的價值哲學高度。

記者：您還提出了“價值沉默”戰略，這在當前ESG領域人人都想做“大嗓門”的潮流中顯得非常反直覺。

王連升：是的，這確實是一個反直覺的競爭范式。它的核心邏輯是：企業不急于高調宣傳，而是將精力用于“積累性沉默”——默默地、持續地構建那些難以被模仿的結構性優勢。

這個概念是我從永定河身上悟到的。那條河不聲不響，但你知道它在走。這是一種存在但不張揚、有力卻不虛張的存在方式。我把這轉化為可持續競爭力的方法論——做你該做的事，讓結果說話，而不是讓報告喧囂。

“價值沉默”包含三種形態：觀察性沉默——在新興議題面前，避免貿然發聲陷入被動，轉為內部研究、試點探索；謙抑性沉默——克制自我標榜的本能，防止引發“作秀”質疑；積累性沉默——將重心從價值傳播轉向價值創造本身，默默投入研發、改造供應鏈、培育責任文化。

最可惜的是，當前不少企業恰恰走向了反面：在行動上“沉默”，只在報告上“喧囂”。這不是我所倡導的“價值沉默”，而是它的徹底背叛。

第三部分｜標準化：從“綠色鐵籠”到“語言的統一”

記者：您是多部行業標準的主要起草人。在很多人眼里，標準就是條條框框的限制。您怎么看待標準在可持續發展中的角色？

王連升：標準化不是枷鎖，而是“語言的統一”，讓綠色有據可依，讓可持續發展可以度量。

你說你的產品環保，他說他的產品綠色，用什么尺子來衡量？誰說了算？這就是標準化的意義——給綠色安上一把有刻度的尺子。沒有統一標準，各家宣稱的“綠色”“低碳”就是自說自話。

標準在CSR與ESG語境下的作用至少有三個層次：可量化——不能量化的東西，企業永遠會有辦法鉆空子；可驗證——2026年財政部發布《可持續信息鑒證業務準則》，開始要求第三方對可持續信息進行鑒證，這是非常關鍵的制度安排；可追溯——從原材料采購的源頭到最終產品交付的末端，每一個環節都要納入可追溯的范圍。

一個好的標準必須具備這三個特征，它不僅要告訴企業“應該做什么”，還要給出“做了沒有”“做得怎么樣”“是不是可查證”的判斷依據。

記者：但我們也看到“掛名標準”成了一種灰色生意。企業花幾十萬買一個“標準起草單位”的銅牌，卻連標準正文都沒讀完。您認為這是標準化本身的錯嗎？

王連升：說到“掛名標準”，我腦子里第一個詞是“荒誕”，第二個詞是“危機”。荒誕在哪？一家做螺絲刀的企業，花二十萬“參編”了饅頭標準，老板連標準正文都沒讀完，卻在展廳里掛著“國家標準起草單位”的銅牌。這不是段子，是真事。

危機在哪？當標準可以買賣，那標準就不再是產業共識，而是成了“準入證”式的商品。真正的技術能力反而被邊緣化。

我一直有一個觀點：標準的本質是“承諾的共識”，而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是“承諾的兌現”。如果你連標準里寫了什么都不知道，你拿什么去兌現承諾？你憑什么說自己是一家負責任的企業？

更可怕的是，這種“形式主義”正在向ESG、綠色供應鏈、責任商業等更廣泛的領域蔓延。有些企業花幾萬塊錢買個“ESG評級機構”的所謂“認證”，或者找咨詢公司“代寫”ESG報告，數據都是編的。然后拿著這張紙去申報綠色金融貸款、去拿政府補貼。這本質上都是 “制度套利”——利用信息不對稱，購買一個“符號”，去騙取政策資源或市場信任。

第四部分｜從“成本中心”到“價值創造中心”：實踐中的范式革命

記者：您一直強調，ESG和CSR不應該只是成本，而應該成為“價值創造中心”。這句話在實踐中如何落地？

王連升：之所以提出這個轉變，是因為太多企業把社會責任的投入視為“該花的錢”，把ESG的工作視為“不得不做的合規”。這是一種被動的、消耗性的思維。

真正的轉變在于：將CSR的使命與ESG的目標深度融入企業核心戰略與商業模式。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例——一家企業的CSR愿景是“推動綠色出行”，那么它的ESG戰略就可以具體化為“在2030年前實現全系產品電動化”，這不是慈善，而是未來的業務方向。

我看到過非常實際的案例：一家制造企業將部分生產線轉型為“零廢工廠”后，節省的成本與獲得的綠色訂單，讓ESG從報表走進了生產線與董事會決策的核心。“碳賬戶”不再只是頭部企業的標簽，更多中小企業開始將其視為融入未來綠色供應鏈的“入場券”。

在產業鏈層面，我特別關注“鏈主企業”的關鍵作用。它們應該從“單向管控”轉向“雙向賦能”——不是只要求供應商合規，更應通過培訓、技術共享等方式幫助供應商提升ESG能力，從而增強全鏈條的韌性。

記者：2026年是A股ESG強制披露元年，披露率逼近50%。但中小企業的處境似乎非常被動。您怎么看？

王連升：您說得非常準。中小企業目前確實處于一種 “被動卷入但準備不足” 的狀態。我經常打一個比方：大型企業ESG轉型是“開著重型卡車走高速”，有導航、有服務站、有備胎；而中小企業像是“騎著自行車被要求上高速”，連頭盔和車燈都不一定配齊。

中小企業的困境可以概括為 “三缺”——缺資金、缺人才、缺激勵。再往下拆一層，是四個相互交織的困境：認知困境、資源困境、制度困境、能力困境。

但我必須強調一個容易被忽視的事實：中小企業ESG表現與企業價值之間存在“U型”關系——初期投入確實會拉高成本，但跨過一個閾值之后，會顯著提升融資可得性、客戶信任度和品牌溢價。問題是多數中小企業熬不到那個拐點。

破解困局的關鍵不在于將大企業服務“縮水”，而在于徹底重構服務邏輯。大企業需要的是“完美合規”——滿足全球監管、評級機構、ESG指數等苛刻要求；而中小企業最迫切的需求其實很樸素：“我的大客戶要我提供碳排放數據和供應商行為準則，你給我一個最低有效證明，讓我先過準入關。”把前者那套復雜體系照搬過來，就是“殺雞用牛刀，雞還被壓死了”。

第五部分｜全球博弈：中國標準化的出路與ESG評級批判

記者：您在研究中提到中國在國際標準化領域面臨的“敵對敘事”“依附敘事”“被動敘事”三重迷思。能否展開談談？

王連升：這三種敘事我都觀察過，而且都曾出現在真實的商業決策中。

所謂“敵對敘事”，是把標準政治化了。有些企業一聽到國際標準就反感，覺得這是西方國家對中國企業的技術壁壘，主張我們另起爐灶、完全獨立。企業不是沒有技術實力，而是把力量放在了對抗上，浪費了真正的標準化機遇。

“依附敘事”同樣危險。有些企業盲目跟從國際標準，甚至把西方主導的標準當作“絕對真理”，缺乏對中國本土實踐的深度思考。我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把國際標準與中國的本土實踐深度結合，為全球責任治理貢獻“中國方案”。

更值得警惕的是“被動敘事”，很多企業在標準上完全處于“應答”狀態：國際社會發布了什么，就對標什么；國際同行做了什么，就跟著做什么。這種狀態導致企業永遠在追，而不是在引領。

中國國際標準化的根本出路，既不在于“敵對”，也不在于“卑躬屈膝”，而在于以“學習者”的姿態真誠吸納全球標準化的寶貴經驗，以“研究者”的嚴謹將產業實踐上升為系統化知識體系，以“實踐者”的謙遜在每一次標準推進中積累成敗得失。

記者：最后，回到您核心關切的問題——ESG評級。您對實踐者如何正確使用ESG評級有什么建議？

王連升：很簡單。ESG評級不是“道德分數”，別再用信用評級的尺子量它。ESG評級本質上是“非財務風險的組合代理指標”，而組合的權重取舍天然應該不同。

資本市場用途用綜合分，但最好用幾家不同機構的分，同時回測它們對歷史監管處罰、股價異常波動的預測能力。供應鏈管理用途直接放棄綜合分，提取與環境合規、勞工權利、健康安全相關的子維度，或者自建二分類的紅綠燈。

但最核心的一點是：不要忘記評級終究只是地圖，不是疆域本身。 那個真實的疆域，是工廠里工人的真實處境，是河水的清澈程度，是碳排放的真實現狀。任何評級如果脫離了這些實質性的治理對象，都會淪為一場精致的數字游戲。

真正的競爭力，從來不在評級分數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 這就是我想說的。

采訪后記

三個小時的專訪結束時，窗外的天色已暗。王連升面前那杯早已涼透的咖啡始終沒喝幾口，但他的思維卻在“標準與人”“工具與價值”“程序與后果”之間完成了多次往返。

這位自稱“ESG泥瓦匠”的研究員，用“責任閉環”修補著碎片化的ESG框架，用“價值沉默”對抗著喧囂的評級游戲，用“CSR為魂，ESG為體”統一著被割裂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他的思想體系，正在為中國乃至全球的責任治理提供一條可參照、可修正、可深化的進階路徑。

在“紙面責任”與“實質責任”之間的鴻溝面前，王連升給出的答案不是一個更完美的評級模型，而是一個更根本的追問：我們做這一切，究竟是為了誰？

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就藏在永定河“不聲不響，但你知道它在走”的沉默里。

王連升，研究員，提出"責任閉環"哲學本體論、"價值沉默"戰略方法論、"CSR為魂，ESG為體"價值論。同時，基于中國企業實踐和全球商業環境變遷的優先級，提出的“三層利益相關方”理論，重構了企業利益相關方。現任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研究員。《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2020、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工作報告》2021、2022、2023、2024、2025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中國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工作要點》2021、2022、2023、2024、2025、2026編委會委員兼總編輯。同時，兼任中國綠色供應鏈聯盟綠色金融專委會創始委員，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企業社會責任專委會副會長，山東省人工智能學會青年科學家委員會委員，全球電子協會亞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委員。北京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協會專家，北京市發改委ESG生態研究特邀專家，瑞典國家外交部CSR特邀訪問學者，北大創新評論特邀專家，證券日報特約專家，北京ESG研究院顧問，上海市計算機行業協會顧問等。連續20年堅持知識公益，已有超過7,414,564人次享受了知識公益的專業幫扶。發表各種研究論文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