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芬·約翰遜（1910—1990）是美國小說家、詩人和散文家，她曾多次獲歐·亨利獎。1935年，年僅25歲的約翰遜憑借自己的首部小說《十一月的此刻》獲得普利策小說獎。這本小說以美國大蕭條與西部大旱災為背景，講述一家五口從城市回到鄉村務農、在債務與自然的雙重絞殺下艱難求生的故事。

這部曾獲普利策文學獎的作品在中國讀者中尚顯陌生。6月7日，“她的生活會一直向前——約瑟芬·約翰遜《十一月的此刻》分享會”在京舉辦，《十一月的此刻》譯者、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郭乙瑤，作家、第八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首獎得主遼京，媒體人冷建國圍繞《十一月的此刻》展開了一場關于文學、自然、女性與生存韌性的對話。

《十一月的此刻》書封

苦痛以后的開闊與治愈

《十一月的此刻》是美國作家約瑟芬·約翰遜24歲時寫下的作品，并在25歲憑借該作斬獲普利策文學獎。

書中的故事回到美國大蕭條時期，麥格一家因負債不得不舉家回到農村生活。饑荒、干旱、重稅、無盡的農活，生活的沉重時刻擠壓著家庭里的每一個人，他們只好拼命勞作，換取收成。大自然偶爾以溫柔的力量治愈著麥格與這個家庭，雇農格蘭特的到來也帶來了新鮮的空氣，也喚醒了三姐妹的情感，但幸福在貧瘠的生活面前幾乎沒有綻放的可能。親情、愛情和樂觀的信念逐一離去，在自然與生活堅硬而溫柔的兩面中，日子仍將繼續下去，人們仍需保持面對每一個清晨的勇氣。

遼京首先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作者在展現苦痛的同時，并沒有忘記生活。她依然把目光投向自然的變化，即便在旱災最嚴重的時候，她依然能在半夜感受到月亮和涼風。這本書最后給我留下一種開放的、甚至治愈的感覺——所有的苦痛都會結束，活著的人會活下去，它讓我讀到了一種微小的光芒”。

郭乙瑤則從書中讀出了作家蕭紅的影子。“翻譯的時候，我并不太喜歡大姐凱琳，覺得她性格乖張、不討喜。但最近重讀，我忽然覺得她有點像蕭紅——非常有才氣，非常受壓抑，只是沒能成功離家出走。”她感嘆，“好的故事就是如此，同一個人物，讀一遍、讀兩遍、讀三遍，感受完全不同”。

這種“反復閱讀時會獲得截然不同的感受”的體驗在冷建國看來，與小說所用的“有限視角”的寫作手法有關，“全書以二女兒麥格的第一人稱視角展開，三姐妹關系復雜，她對姐姐充滿評判和怨念，跟妹妹分享自然的秘密。一直讀到姐姐自殺的情節，我才意識到自己對姐姐的理解并不足夠。這種坐井觀天式的有限視角的寫法，一方面充滿情感和偏見，另一方面也讓讀者無法不代入自身”。

遼京從寫作者的角度補充道：“日常生活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把別人當成紙片人是很常見的。麥格就是這樣，她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生活、自然和愛而不得的愛情上。她對姐姐和妹妹的視角是非常真實的，甚至帶著點審判。這種真實，恰恰是很多全知視角的小說做不到的。”

對比同類的作品，冷建國談到，與《憤怒的葡萄》那種史詩級的男性書寫相比，《十一月的此刻》常被歸為“家庭故事”或“女性成長小說”，似乎被“往小了說”。“但如果你拿放大鏡讀，你會發現它既細膩又具有史詩般的觀察力。它能兼顧這兩點，正是因為它沒有離開個人的溫度。”

被遺忘的經典

本書的譯者郭乙瑤回憶，自己最初通過出版社推薦接觸到這本書，讀了幾章便深深喜歡上了它。“作者的語言非常詩意，句子很短，風格唯美。翻著翻著就沉浸進去了。”郭乙瑤認為這部作品是“被遺忘的經典”，“經典有三個特征。首先是實質的創造性，約翰遜寫這本書時不知道什么叫自然文學，也沒讀過女性主義理論，但她寫出的作品讓后人讀起來總覺得‘它是這個，它是那個’。其次是無限的可能性，讀一遍、兩遍、三遍，對人物和故事的理解都不一樣。最后有時空的跨越性，一百年前人們遇到的問題，今天我們依然會遇到。”

冷建國認為，《十一月的此刻》是一本非常動人、非常殘酷，同時也非常溫情的小說。“約翰遜雖然在鄉村寫這本書，但她對當時美國社會的觀察非常細致。大蕭條時期人物的心理狀態，即使在最底層依然存在的種族歧視框架，都被她精準地捕捉到了。”

同為創作者的遼京感嘆：“寫小說不是因為市場需要，而是我自己需要。寫作讓我打撈自己、理解自己。”她坦言，自己在寫作中有時像“敘事機器”，但《十一月的此刻》讓她看到了另一種可能，“這樣的書是一生一次的。作者把自己全身心投入進去，那種最深的感情、痛苦都投入進去，這種寫作非常動人，但對作者來說也是一次性的、無法復制的。就像寫作者到了30歲再寫20歲的初戀，心境是完全不一樣的”。

6月7日，“她的生活會一直向前——約瑟芬·約翰遜《十一月的此刻》分享會”在京舉辦。

療愈的自然觀

對自然的書寫是這部小說最動人的部分之一。在旱災肆虐的背景下，父親和雇工格蘭特代表的是“征服自然”的男性視角——他們要跟土地戰斗、控制、贏得什么。而麥格則始終與自然融合在一起。

遼京分享了小說中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雇工格蘭特丟了手表后說“不要相信自然，要相信表上面的小格子”。“格蘭特和麥格的父親一樣，都是要戰斗、要對抗、要控制自然的”，遼京說，“他們不會停下來體驗到那種天人合一的融合感。但麥格沒有走向那種極端的絕望，她依然愿意看到自然的美，依然愿意看到生活的希望，她的視角永遠是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當她痛苦的時候，她可以從周邊的田野、動物、植物、風月中得到療愈”。

郭乙瑤也對這兩個人物印象深刻，她談到，“父親和格蘭特代表的是文明，是二元對立中要去征服自然的那一方。他們永遠意識不到，如果時令未到，你想得到一顆豆子也是枉然。而麥格代表的則是與自然共生——人就是自然的一分子。”

冷建國從另一個角度解讀了麥格從自然中獲得的安慰，“她從自然的絕對殘酷、絕對客觀里反而獲得了某種療愈——我的命運相對于自然是如此渺小而短暫，自然的循環是無窮盡的、不受任何人意志控制的，我的痛苦相比之下微不足道。”

“無盡的勞作”

《十一月的此刻》出版于1930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小說中一家人始終生活在債務的巨大陰影下。冷建國認為，這一主題對今天的讀者來說有著強烈的共鳴。“這種貧困不是你能掙多少錢、買多大房子的比較，而是一種大環境對人心的壓迫——你始終處于無盡的勞作、無盡的恐慌之中。”她指出，“小說中一家人每天早上起來就背著債，一年過去還是背著債。這種虧欠是虧欠過去也虧欠未來，虧欠時間也虧欠空間。在今天的社會中，我們也在經歷這種擠壓——如果我今天停止工作，明天社會地位可能就要下降。這種持續的緊張感，與書中的描繪是共通的。”

遼京用“徒勞”一詞概括了小說中最刺痛她的感受。“他們的生活可能是在絕對貧困之上的，還沒有到吃不上飯的程度。但是他們做的很多事情，到最后盤點時發現，牛奶賣不出去了、果醬換不來錢了，一切都是徒勞。”她認為，正是這種“看不到意義所在”的狀態，驅使麥格發出追問——而她的追問對象，依然是那個既給予她安慰、又無法給出答案的自然：“土地可以如約生產農民種下去的東西，大自然是不失約的，但是生活呢？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么？”

郭乙瑤從小說中提煉出一個關鍵詞：resilience（復原力）。“這個詞指的是你受到挫折、創傷之后，能很快自我修復，能堅持下去。小說中麥格一次次到自然中欣賞美，目的就是得到這種自我修復的能力、這種療愈。”郭乙瑤還樂觀地表示：“死并不可怕，活著才需要勇氣。這本書最打動我的話，就是我們需要保持‘面對每一個清晨的勇氣’。”

遼京對此回應，resilience這種百折不撓的企業家精神是人在面對困難時迸發出來的人性的力量，對現在的很多人而言，這個詞相當于“茍住”。她指出，《十一月的此刻》與《活著》最大的不同在于，麥格“還沒有麻木”：“福貴到最后是一個近乎麻木的狀態，但麥格仍然朝向未來，依然保存著她那顆敏感的心。不管現實給她多少打擊，她都沒有放棄追問——哪怕只是朝向不會回答她的大自然追問。她仍然在等待那個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