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但是“中華民族”這個詞匯概念是近代才有的，準確的說是梁啟超首先提出來的。1902年，梁啟超在流亡日本期間寫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論述："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權思想者，厥惟齊。"

梁啟超為什么提出“中華民族”？

這和日本有很大的關系，甲午戰爭日本戰勝了大清朝，徹底打破大清“天朝上國”幻想，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狂潮，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甲午戰敗極大刺激了傳統士大夫的神經，日本千年都是在中華文化圈范圍里邊的蕞爾小國，一直都是以敬畏心態看中國的，日本貴族文人都要寫漢詩、講儒學、練書法，從衣食住行到文字都是要模仿中國。可是甲午戰爭之后，日本心態完全轉變，從仰視變成了鄙視，連普通人都罵中國人是“清國奴”，日本啟蒙學者福澤諭吉發表社論：《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日本開始以文明自居了。

日本為什么明治維新以后能擊敗大清和沙俄，一夜之間變成世界列強之一？這是很多中華知識分子的疑問，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后逃亡日本長達十四年，親眼觀察明治維新后的日本，認真研究日本制度、思想、社會現狀，梁啟超重新樹立了自己的的國家觀、民族觀、憲政觀，這是他提出中華民族概念最重要的外源。

古代中國沒有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國民”這套概念，古人講的是朝廷、江山、社稷、天下，區分的是華夏、蠻夷、戎狄，講究夷夏之辨，最重要的是文化認同，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韓愈《原道》）
在老百姓眼里，亡國只是換皇帝、換朝廷，朝廷是一家一姓的朝廷，老百姓自己也不過是臣民而已。梁啟超在日本發現，明治維新后全體日本人不分武士、平民，都是天皇之下統一國民，有統一國家認同、義務、權利。明治維新后的日本不再是那個幕藩封建小國，而是一個有國民意識國家意識單一民族的國家！梁啟超認為國際社會只講叢林法則沒有道義，日本以一個民族國家迅速崛起對梁啟超有很大的啟示。

梁啟超反思中國人傳統只有朝廷、家國、鄉土、宗族觀念，沒有整體國家意識：百姓不知何為國家、何為國民。所以梁啟超要改造“臣民”為近代“國民”，培育國民公德、國家責任感、群體意識。中國必須放棄傳統華夷天下體系，樹立近代國際世界觀才有出路。近代世界是民族國家競爭的時代，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甲午戰敗，讓中國的知識分子第一次有了亡國亡種的危機，怎么辦？所以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概念，整合國內各族形成統一大民族，以抵御列強瓜分應對國內危機。

甲午戰爭終結了日本自古以來對中國的文化敬畏，確立“日本優等、中國劣等”的民族偏見。原來是以中華為中心、日本為邊緣藩屬文化圈。甲午戰勝后，日本輿論宣告：中華文明已經衰敗、腐朽落伍，中華文明不再具備東亞文明主導權，東亞文化正統該由日本接替。

日本對中國的輕視從精英到普通人逐步彌漫開來，山崎百治《解析中國人》認為，中國人血緣宗族、鄉土鄉情優先級遠高于國家，只守護家族、同鄉，缺乏跨地域民族向心力，政權更迭時民眾極易歸順新統治者。山崎百治眼里中國人就是一盤散沙沒有凝聚力。

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在日本人眼里什么都不是，甲午戰爭后的巨額賠款和割讓土地已經滿足不了日本的狼子野心，侵華的貪念一天天膨脹。梁啟超雖然最早提出“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但是要深入人心深入骨髓得到全民認可，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這一點應該感謝日本，是日本侵略打醒了華夏九州，終于認識到“中華民族是一個”，中華民族是不可戰勝的。

九一八事變主要策劃者、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就說，“中國不過是一個擁有自治部落的地區加上國家這一名稱而已”。

1937年七七事變，日軍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可見日本的狂妄程度。

日本完全輕視了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和四萬萬同胞爆出來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東北建立偽滿洲國，1935年日本又加緊策動華北五省自治。歷史學家傅斯年發現日本帝國主義利用“漢族、蒙古族、滿族、回族、藏族分立”這套說法制造分裂，于是發表《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傅斯年認為，“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倫理，儼然一個家庭。中華民族是整個的，這一句話，是歷史的事實，更是現實的事實。”

1939年，顧頡剛受傅斯年寫信督促、提供思路發表著名的《中華民族是一個》，鄭重宣告：
“我們只有一個中華民族，而且久已有了這個中華民族！”
“共同集合在中華民族一名之下，團結起來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我們的正理！也是我們的大義！”
日本侵略者假借“民族自決”的名義硬造一個偽“滿洲國”，他們還想造出偽“大元國”和偽“回回國”，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分裂中國。歷史學家顧頡剛忍無可忍，振臂一呼“中華民族是一個”，這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無疑是吹響抗日斗爭的號角！

由于傅斯年、顧頡剛這些歷史學家的努力，不但承接了梁啟超的中華民族概念，而且推動中華民族這個概念從學界小眾逐步走向全社會，得到國民的認同。

日本侵略者做夢也沒有想到，十四年的抗戰淬煉出一個空前統一的現代中華民族意識。

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倒逼抗戰時期全國各族凝聚共識，必須全民抗戰，“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惟有犧牲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后的勝利。”（蔣介石廬山抗戰聲明）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制造南京大屠殺等慘案，大半國土淪陷，數千萬軍民傷亡，經濟、文化、基礎設施遭到毀滅性破壞，國家危急！民族危急！但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抗戰意志空前高漲，川軍王建堂抗戰前父親送死字旗，由此可見中華民族的抗戰決心！

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指出“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即為各宗族共同的命運的記錄。此共同之記錄，構成了各宗族融合為中華民族。”

毛澤東更是宣告：“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抗戰之前中華民族雖然已經客觀存在幾千年了，但是民眾缺乏清晰的整體民族認知，用陳誠將軍的話說就是“民眾知識程度太低，缺乏國家民族觀念，也是一個無可諱言的事實。”（陳誠 《武漢會戰的經驗與教訓》）是抗日戰爭讓全體國人主動意識到自身屬于同一個民族共同體、同命運共呼吸的共同體，從而完成從客觀到主觀認同的飛躍。

中國的近代史，日本是主要角色之一，當然是禍害中國的主要角色。甲午戰爭抗日斗爭，日本兩次打斷了中國近代化進程。與此同時，日本也喚醒了中華民族意識，“吾國四千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始也”。（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

甲午戰敗日本徹底擊碎大清朝天朝上國的文化優越感，迫使傳統士大夫有了保國保種保教的憂慮。近代中國的民族精神，是以救亡圖存為主導價值理念。日本經過甲午戰爭以后，骨子里看不起一盤散沙的萎靡不振的中國，以為中國一直都是晚清的樣子徘徊不前。實際上經過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洗禮，民族、國家觀念開始深入人心，日本的侵略最大程度激起中華民族空前的覺醒。盧溝橋事變以后，《義勇軍進行曲》一聲吶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全民族抗戰開始了，這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哪個少數民族是全體中國人的戰爭，是中華民族的戰爭，沒有人能置身事外。《康藏民眾代表慰問前線將士書》寫的很明白："日本帝國主義肆意侵略，欲亡我整個國家，奴我整個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無茍全幸存之理"。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青年學生投筆從戎成為當時一大潮流。據統計，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兩校報名數竟達在校生的1/3。甚至連中國聾啞協會的會

員也要求參加志愿軍。日本侵略者完全低估了中華民族的抗戰意志，抗日名將張自忠將軍親筆遺書：“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最徹底的全民抗戰，從黨派、軍隊、普通民眾、少數民族、海外華僑全方位凝聚統一抗戰目標，三千余名南洋華僑司機歸國支援滇緬公路運輸，完全體現海外中華兒女共赴國難的民族凝聚力。

1937日本全面侵華是以滅亡整個中華民族、奴役全體中國人為目標。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如意算盤打錯了，現在中國早已不是慈禧太后時候的大清了，覺醒起來的中華民族不折不撓團結一致決不投降戰斗到底，十四年抗戰終于迎來了勝利。

如果說甲午戰爭是中華民族覺醒的開端，那么十四年抗日戰爭的結果就是中華民族被所有國民認同！十四年的抗戰，讓所有中國人都明白了一個道理，中華民族就是一個休戚與共同呼吸共命運的共同體，民族意識前所未有！

十四年的抗戰勝利是近代以來第一次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民族解放戰爭，洗刷了鴉片戰爭、甲午戰敗以來連續百年的民族屈辱，重塑民族自信和民族尊嚴，展現出中華民族的強大生命力。中國以戰勝國身份昂首挺胸躋身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中國的國際地位前所未有！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說過，“民族精神是認識自己和希求自己的神物”。近代中華民族的覺醒，既是民族意識的覺醒，又是民族精神的覺醒。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的。正如朱自清在《這一天》一文中所寫的：“東亞病夫居然奮起了，睡獅果然醒了。從前只是一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