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順大屠殺

中日兩國從19世紀在外部壓力之下開啟了現代化之路，這一歷史變化也帶來了東亞諸國關系的變遷，回顧這段歷史成為今天兩國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是學校歷史課程內容的核心內容之一，而如何全面中肯地向學生介紹這段歷史是擺在兩國歷史學者與歷史教育者面前的課題。隨著現代化的進程，人們在歷史觀中曾經歷了啟蒙運動中的普遍主義，即民族與民族之間的hu差異很大程度上是后天與環境的產物、在本質上是沒有高下等級之分的認知；又經歷了伴隨歐美列強崛起而帶來的大國民族主義的變遷，這兩種不同的史觀都會在歷史編纂中出現，而它們也影響著未來的歷史。

在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的記述中，涉及到的日清關系演變過程中多個重要主題，就反映了其社會心理和歷史觀念的變化。以下我們就一些關鍵專題作出梳理與評析，希冀有利于學界進一步的研究和思考（本項研究中收集分析了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全國范圍內采用過的10個有教科書編寫發行權的出版社在不同時期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這些出版社分別是：日本教育社、東京書籍社、大阪書籍社、清水書院社、帝國書院社、日本文教出版社、教育出版社、日本書籍新社、中教出版社、扶桑社）。

一、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有關日清關系的記述

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有關日清關系的記述主要集中于幾項重大史事，即《日清修好條規》、日清琉球之爭和中日甲午戰爭。這幾項史事構建了明治維新后日本突破東亞地區原有國際秩序，努力建立以日本為東亞中心的新國際秩序的過程。多數日本教科書的敘述采取的是自我證明行為合理性的視角。

(一)關于《日清修好條規》

在《日清修好條規》是不是平等條約的問題上，日本各版本教科書基本都認為《日清修好條規》是在對等立場下簽訂的平等條約，可見這是日本社會較為一致的看法。

“這是日本與外國簽訂的首個平等條約。”(日本教育01年版)

“1871(明治4)年，雙方簽訂了中日修好條約。……確定兩國平等關系的條約。”(扶桑社01年版)

“政府在1871年簽訂了對等的日清修好條約。”(日本文教02年版)

“1871年日本與清締結了對等的條約(日清修好條規)。”(東京書籍05年版)

“政府和清之間締結了承認彼此對等地位的日清修好條規。”(大阪書籍05年版)

“1871年，與清締結平等條約。”(清水書院05年版)

“1871年政府與清國締結了對等的條約(日清修好條規)。”(日本書籍05年版)

“1871年，與清簽訂了對等的日清修好條約。”(帝國書院05年版)

這些版本的歷史教科書對于當時簽訂條約的歷史背景沒有介紹。其實，《日清修好條規》是清朝和日本圍繞朝鮮問題產生糾葛后簽訂的，該條約的簽訂借鑒了西方近代創建的國際法。據此，日本擺脫舊有東亞秩序，與清朝建立了對等關系。這點在部分教科書的表述里可以明確感知：

“這是根據歐美列強所通用的國際法原理……”(扶桑社01年版)

“日本以近代國際法為基礎，把歐美式的外交關系引入亞洲，這與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傳統式國際秩序相對立。”(東京書籍05年版)

日本歷史教科書關于這一歷史現象的敘述，旨在強調中日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的。這從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當時日本急于打破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舊秩序，以近代西方的對外交往原則，建立一種全新的日清外交關系。

(二)關于日清琉球之爭

日本直接吞并琉球是近代日本對外擴張政策的嘗試，日本吞并琉球不僅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同時也違反了之前剛修訂的《日清修好條規》，在中國人眼里，這正是日本在國際事務中出爾反爾的表現。

日本教科書常有對清朝的歧視思想。其實，日本不僅對清朝存有歧視思想，而且對整個近代中國都時有歧視心態，教科書也提到了戰時日本社會對中國和朝鮮的歧視思想，這種從心理上描述社會環境的方式是值得中方教科書借鑒的。

“這次沖突反映出尚未具有近代國民國家觀念的滿清，與業已具備國境概念之近代國民國家日本意識的差距，這是最早的代表性事件。”(扶桑社05年版)

一些教科書則將責任推給清朝，即強調琉球兩屬說，造成日清對立假象。歷史上的實際狀況是，琉球從14世紀開始就是中國的屬國。1591年，豐臣秀吉用兵朝鮮，征琉球送糧餉，琉球國王拒絕。之后再三勸琉王朝日，琉王不從。1606年，日本侵略琉球，擄琉王及大臣而去，兩年后釋歸。之后日本強定琉球稅額，清查戶口，檢查土地，設立機關，又迫使琉王不得與明朝通好。琉球依舊與明交往，奉中國正統，并接受中國封冊。清朝時，兩次賜印“琉球國王之印”。琉球夾在兩大國之間，不得不在政治上委曲求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據此并不能得出琉球為清屬國的同時也為日本的屬國。日本多個版本的歷史教科書卻凸顯琉球兩屬說，認為琉球雖是清的屬國，但同時也是被日本所統治的，以此來掩蓋由于日本侵占琉球引起日清對立的事實真相。

在處理琉球問題上，部分日本歷史教科書為了維護日本對琉球的領有權，不惜筆墨將侵占琉球事件的責任推給了清朝中國。

“琉球一直以來接受薩摩藩的統治，但同時又是清的屬國。政府于1872年，在琉球設置琉球藩。”(中教出版社86年版)

“琉球在江戶時代被置于薩摩藩的支配之下，仍舊維持著與清的復雜的從屬關系。”(學圖出版社92年版)

“隨后，將由薩摩藩支配的同時在形式上屬于清的琉球在廢藩置縣的時候并入鹿兒島縣，1872年設置琉球藩。但是，清不承認(日本政府的做法)。”(日本文教97年版)

“琉球王國雖然在江戶時代就在薩摩藩的支配之下，但同時也跟隨著清。”(日本教育05年版)

“琉球王國在江戶時代雖然在表面上向清臣服，實際處于薩摩藩的支配之下，為完全讓琉球成為日本領土……”(清水書院01年版)

“江戶時代的琉球在受薩摩藩支配的同時，另一方面被清任命為王。”(帝國書院05年版)

許多日本歷史教科書忽略了琉球國王向清求助、琉球民眾反抗日本的事實。歷史上日本吞并琉球時，琉球王秘遣使者數次來華求援，“為泣血呼天立救國難事”。對日本無禮威脅琉球，“舉國驚駭”。面對侵略者，國內一片哀慘之相，琉球對中國的求援是“泣血呼天，萬勿刻緩”、“淚隨筆下”、“肝膽幾裂，痛不欲生”、“生不愿為日國屬人，死不愿為日國屬鬼”，至今仍催人淚下，亡國之痛，仿佛歷歷在目。然而日本歷史教科書在記述中忽略了當地人民的感情。

(三)關于日清戰爭

中日甲午戰爭是日本在近代崛起后使用戰爭手段改變遠東地區原有政治格局，謀求遠東利益的行為。日本歷史教科書關于19世紀末的日清戰爭原因的解說主要有5種情況：

第一種是日清對抗說，回避日本策劃與挑起戰爭。

“日本憑借不平等條約迫使朝鮮開國后就逐漸向朝鮮半島擴張勢力。為此，與視朝鮮為自己勢力范圍內國家的清產生對立。”“日本為與清對抗馬上也派遣軍隊。”(帝國書院92、05年版)

“朝鮮政府向清請求派遣援軍，日本為對抗這一行動也出兵朝鮮。”(日本教育05年版)

“清為了不失去朝鮮這個最后的重要進貢國，將日本視作敵人。”(扶桑社05年版)

“日本利用朝鮮宮廷內部的對立關系，與依靠日本的勢力聯手，試圖排除清朝勢力，但是以失敗告終，反倒加深了與中國的對立關系。……為了鎮壓農民軍，朝鮮政府向清求助。這樣一來，事先做好與清進行戰爭準備的日本立即出兵朝鮮。”(日本書籍05年版)

這種說法掩蓋了日本發動戰爭的真正原因及其對外擴張的政策。教科書對日本向朝鮮半島的擴張意圖，敘述客觀。但是將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原因說成是清與日本爭奪在朝鮮的霸權，將日本的主動求戰，變成日本的自衛戰爭，將戰爭的責任推給中國。這里，用時代的原因為其侵略行為進行開脫的意圖十分明顯，淡化了其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戰爭性質。即把日清戰爭的原因歸結為雙方的對抗立場，從而達到人為的戰爭性質“中性化”，對中日雙方各責五十大板，甚而有將戰爭的責任推卸給清朝之嫌。

第二種是幫助朝鮮開化說，魚目混珠。

“朝鮮和琉球一樣原本是臣服中國的國家。明治政府一直要求朝鮮和日本一樣從中國獨立出來，進行歐美式的改革，與世界廣泛交往。”“1884年，曾留學日本、主張實施急劇變革的人期待依靠日本的援助發動了政變，結果還是被清朝的軍隊鎮壓下去。這一事件使日本和清朝的關系變得惡劣。此后，清朝向朝鮮派去有威望的政治家，對朝鮮的內政進行了強烈的干涉。”(清水書院05年版)

寥寥數語，意味深長，文中表述有待修正。事實上，東漢光武帝時，“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印綬”，后來，倭國又“遣使奉獻”，說明公元1世紀中期，日本與中國漢朝有交往，但日本依然是個主權國家，就像朝鮮一樣，雖對中國有朝貢義務，但主權是完整的。而教科書將明治政府變成正義的化身，明治政府儼然就是救朝鮮脫離中國勢力控制的“救世主”，幫助朝鮮“獨立”并“開化”，甚至還幫助朝鮮找到了出路，這未免過于曖昧。之前朝鮮已經和西方國家簽訂了條約，其中以中國為宗主國。日本不可能為了充當救世主才發動戰爭，無故向一個主權國家出兵，其目的是顯而易見的。

一些版本的教科書把日清矛盾曲解為近代與傳統的矛盾，這就隱藏了當時日本伺機侵占朝鮮的動機，破壞中國的形象，以起到美化侵略本質的作用。

第三種是日本爭霸說：

“朝鮮政府為了鎮壓，向清請求援助。日本為了獲得在朝鮮的領導權出兵。8月日清戰爭開始。”(日本文教05年版)

像日本文教版教科書這樣明確指出戰爭是日本為“獲得在朝鮮的領導權”而導致的，能夠將日本出兵朝鮮看作是日本爭霸亞洲的敘述，是比較客觀的，這樣的教科書為數不多。從征韓論到武力打開朝鮮國門，再利用朝鮮內部的動亂出兵朝鮮，拒不撤兵，襲擊清軍，整個過程完全可以發現日本侵朝、侵華是蓄謀已久的，日本早已“做好戰爭準備”(大阪書籍86年版；日本書籍93年版)。

第四種更是遠離當時史實的日本自我防衛說。認為日本出兵朝鮮從而發生日清戰爭是日本自我防衛之行為者，有扶桑社、清水書院和學圖出版社，它們主要從朝日的地理戰略地位和東亞局勢緊張兩個方面進行渲染。

“朝鮮政府向清請求援助，日本出于保衛本國利益的目的也派遣軍隊，日清戰爭開始了。”(學圖出版社86年版)

“就朝鮮半島與日本的安全保障，請看看東亞的地圖，日本是稍微偏離歐亞大陸，漂浮于海上的島國，面向日本的朝鮮半島則像是一只從大陸伸出來的手腕。”“當時，朝鮮半島若落入與日本敵對大國之手的話，就會變成攻擊日本的絕佳基地，對沒有腹地的島國日本而言，要防衛是很困難的。”(扶桑社01年版)

以自然地理位置來說明大陸與日本的軍事關系未免冠冕堂皇，當時日本企圖順著這只“手”攻進中國大陸的心臟地區才是確切的。

“這時，擁有朝鮮宗主權的是滿清。不過還有更可怕的大國，即為了尋找不凍港，開始將目光轉移到東亞來的俄國。俄國于1891年興建西伯利亞鐵路，使得他的威脅更加迫近。日本政府認為在俄國勢力到達朝鮮之前，亟須促使朝鮮與各國簽訂中立國條約，且為了保障朝鮮的中立，日本必須更加強軍備。”“因此，為免失去最后一個有力的朝貢國朝鮮，滿清開始以日本為假想敵(制定國防計劃時，所設定的假想敵國)。”(扶桑社05年版)

“在從19世紀向20世紀轉變的時期，日本在政治、經濟、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驚人的發展。這同一時期，俄國也著手興建西伯利亞鐵路，加強對東亞的關注。結果，對日本來說，朝鮮問題就顯得更為重要。”(清水書院05年版)

日本總是揣摩他國的心思為自己主動出擊尋找理由。當時的清朝，根本無心“以另類的眼光看待東亞”，甚至面對一觸即發的戰爭形勢，清政府還是寄希望于列強的“調停”，卻不認真備戰；而日本在明治維新后，國力大增，但國內市場狹窄，不能滿足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統治集團急需從對外侵略擴張中尋找出路，再加上日本擅長揣摩他國的心理，明白歐洲列強的利益所在。比如俄國，雖像教科書所描述的那樣對中國東北和朝鮮懷有極大的野心，但準備尚未就緒，因此對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這種“不干涉政策”實為默許或縱容，是日本實施侵略計劃的有利條件。日本急于求戰的心態在當時日本外相陸奧宗光的《蹇蹇錄》中表露無疑：“我感到這種不穩定的狀態既不能長久繼續下去，還不如以促成中日間的沖突為上策。于是在7月12日電令(駐朝)大鳥公使：‘英國在北京之調停已告失敗，目前有采取斷然處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間過分非難的范圍內，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開始實際行動’。”如上所述，日本政府的政策，在外交上雖然居于被動的地位，但在軍事上卻要先發制人，日本發動日清甲午戰爭正是這種急于求戰的心態的必然結果。

教科書將日本的擴張侵略描繪成日本為東亞形勢所逼，是迫不得已的正當防衛行為，這種敘述方法對辨別意識不強，人生觀、價值觀尚在建設中的中學生而言，是一種偏頗。

第五種情況是避而不談——回避戰爭的起因。

“為了鎮壓叛亂朝鮮政府尋求清的援軍，日本也派遣了軍隊。混亂雖然平息了，但是兩國仍不撤兵，那年8月，甲午戰爭開始了。”(東京書籍81年版)

“在朝鮮政府向清提出出兵請求的時候，做好戰爭準備的日本也以與清有條約為由，向朝鮮出兵。”(大阪書籍86年版)

“1894年，朝鮮爆發以東學黨為中心的農民大起義。朝鮮政府請求清派兵援助，日本也出兵朝鮮。在叛亂得到平復后，雙方軍隊都不愿撤出朝鮮，日清戰爭遂爆發。”(中教出版社86年版)

“日清兩國出兵之時，農民軍為了避免外國的干涉，以政治改革為條件與政府休戰。于是，朝鮮政府請求兩國撤軍，但兩國沒有聽從。日本確定英國等保持中立的態度后，占領了朝鮮王宮。并在攻擊清朝海軍之后，正式宣戰，開始日清戰爭。”(日本書籍93年版)

從這幾個出版社的教科書字里行間的敘述中，難窺日清戰爭的發生原因，這也許是上述種種目的說也不能作為日本對朝出兵或挑起日清戰爭的正當理由。日本雖然憑甲申事變后與清朝所簽的《中日天津條約》向朝鮮派兵鎮壓叛亂，但像日本書籍版教科書所說的，日軍登陸朝鮮半島時，農民軍已與政府休戰，應朝鮮政府之請的清軍也已經在準備回國，而日軍仍在不斷增兵，并突襲豐島海面的清軍運兵船，因為“目前既無迫切的原因，又無表面上的適當借口，雙方還不能開戰。因此，要想使這種內外形勢發生變化，除去實施一種外交策略使局勢改觀之外，實在沒有其他方法”(陸奧宗光《蹇蹇錄》)。這些事實足夠說明日本應當承擔戰爭的責任，是不能回避的。

縱觀各版本日本歷史教科書對“日清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原因的解說，可以看出整體趨勢是，20世紀80、90年代的教科書趨向于“避而不談”，21世紀的教科書則采取“日清對抗說”或“日本自我防衛說”。由此可見在這一日清關系重大問題上，日本教科書回避歷史真實的動機越來越明顯，這可能會影響到中日雙方在這一歷史領域的理解和溝通。

而對于戰爭具體進程的敘述中，有5個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提到日清戰爭的戰場范圍(其中，清水書院01年、05年版刪除了此內容)，但沒有具體展開戰爭的過程，有意無意地回避在中國境內進行的幾次戰役。

“1894年，日本向清的海軍發動攻擊，以此為契機，朝鮮成為主戰場，爆發了日清戰爭。”(清水書院80年版)

“訓練有素的日本軍擊潰了缺乏斗志的清軍，控制了朝鮮、滿洲的一部分、山東半島，戰爭持續了8個月左右結束。”(日本書籍81年版)

“戰爭在朝鮮和南滿洲進行，那年內，日本陸軍占領遼東半島，海軍戰勝了清朝艦隊。”(東京書籍86年版)

“在朝鮮擊敗清軍的日軍壓制住了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日本文教97年版)

“戰場除了在朝鮮外，還擴及到南滿洲，日本不論海戰或陸戰都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扶桑社01年版)

教科書對戰爭進程的描述不管是蜻蜓點水，抑或是刻意回避，甚至是集體失聲，都不能掩蓋戰爭的行為給中國帶來的傷害。日本突襲豐島海面的清軍運兵船，不宣而戰，然后戰爭從朝鮮境內的平壤，到黃海海戰，再到遼東半島之戰，日軍在旅順對中國居民進行了屠殺，然后戰場又轉到山東半島。海戰、陸戰交替進行的日清戰爭，絕不是簡單像清水書院所講的“戰場主要在朝鮮境內”。遵循歷史客觀事實，是歷史教育的準則，我們期望承載教育功能的日本歷史教科書能遵循這個準則。

在對于中日甲午戰爭的評價問題上，日本各版本教科書在強調日本勝利原因的同時，基本上整體回避了侵略戰爭對東亞各國，包括日本自身的傷害。比如強調現代化的日本戰勝了守舊落后的中國。

“日本為了進行這場戰爭強化國內體制。然而，清的國內體制并不充分，也沒有整備軍事力量，8個月戰斗的結果，日本獲得了勝利。”(學圖出版社86年版)

“這場戰爭在推動軍事現代化的日軍占有優勢的情況下，只用了8個月的時間就結束了。”(帝國書院92年版)

“1894年7月，日清戰爭爆發。落后于現代化發展的清不能充分發揮戰斗力，戰爭以日本的勝利而告終。”(日本教育01年版)

“軍事力量占優勢的日本獲得了戰爭的勝利。”(東京書籍05年版)

“究其勝利的原因，包括軍隊的訓練、紀律、新武器的裝備較為優越等等，但最根本原因是日本人已經被培養成懂得為國家獻身的‘國民’之緣故。”(扶桑社05年版)

相對于日本明治維新對國內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清政府確實是腐朽與落后的，但當時日本的軍事力量并未占優勢，中國北洋艦隊也是現代化軍事裝備，一些教科書強調日本的軍事現代化，扶桑社還把它歸結為“為國家獻身”的國民意識，而這種建立在他國痛苦的錯誤的國民意識，不應提倡，更不能讓世界觀尚在形成中的中學生繼承下來。

部分教科書也漠視日本侵占中國領土的事實。

“1895年在下關簽訂講和條約(下關條約)，結果是清與日本達成：1、承認朝鮮獨立；2、出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列島等。”(帝國書院92年版)

“條約內容：清承認朝鮮獨立，向日本支付賠款2億兩(3億1000余萬日元)，出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列島等。”(日本文教02年版)

“于1895年締結了下關條約……(2)遼東半島、臺灣、澎湖列島轉讓給日本。”(東京書籍05年版)

“讓”、“轉讓”的概念，否認了日本侵占中國領土的事實，會使學生誤以為遼東半島、臺灣及其附屬島嶼原本就不是中國的領土，雙方是在和平、平等、融洽氣氛下達成的協議，學生絲毫體會不到這場戰爭的侵略性。關于領土的分割，部分教科書如日本書籍版和中教出版社版教科書則依據史實說話。

“戰勝了中國的事，給予日本國民自信的同時，日本開始輕蔑中國人，把朝鮮看作附屬國的意識出現了。”(東京書籍86年版)

“根據下關條約，日本迫使清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家，賠償2億兩銀子，并割讓遼東半島、臺灣以及澎湖列島。”(中教出版社92年版)

“在下關條約中，清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與臺灣給日本，并向日支付高額的賠償金，并被迫與日本締結了不平等的通商條約。”(日本書籍93年版)

有幾部教科書提到了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滋生出對亞洲鄰國的優越感和歧視心態，說明了戰后日本軍國主義擴張情緒的增長。

“……這樣，日本構筑了侵略大陸的立腳點。從那時開始，日本人開始對中國人、朝鮮人持有一種優越感。”(日本書籍81年版)

“日清戰爭的勝利，在日本人中間，對中國以及朝鮮的優越感以及歧視心理越發強烈。”(日本教育92年版)

“在戰爭中獲得勝利的日本人開始擁有對中國人朝鮮人的優越感。”(帝國書院92年版)

“由于戰爭的勝利，在日本人中蔓延著歧視中國人的氣氛。”(日本文教97年版)

但是教科書對這種貽害東亞和平的情緒沒有進行批判，如果能夠深入剖析這種心態對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影響，那么對學生學會聯系歷史、思考歷史大有裨益。

也有部分版本教科書就中日甲午戰爭對日本的影響，給了學生提示。

“結果是清承認朝鮮獨立，日本在獲得遼東半島、臺灣等時，還獲得賠款2億兩(約當時的日本國家預算的3.6倍)。這些賠款用于強化軍事的同時，也成為日本工業化的基金。”(帝國書院05年版)

“日本在日清戰爭中取得勝利，給世界帶來了怎樣的變化？”(日本書籍05年版)

帝國書院版教科書提到巨額的戰爭賠款對日本軍事的增強和工業化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對于中學生來說，教科書應該指明這種推動經濟發展的方式是建立在損害他國利益之上的，是不可取的。《馬關條約》就像大阪書籍版教科書所評價的那樣，它是個不平等條約，是日方單方面擬定的條約，當時日本的伊藤博文要求中國的李鴻章只有“允”和“不允”兩條選擇，豈容中國考慮的余地？如果教科書沒有這種是非判斷，學生的世界觀就會發生混亂，甚至錯誤。日本書籍01、05年版則擴大了日本在日清戰爭中的勝利對世界的影響，而日清戰爭中那種以侵略手段獲勝而產生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恰恰是日后日本軍國主義擴大侵略利益的心態，給世界帶來的是嚴重的危害。

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21世紀的版本相比較20世紀80、90年代的教科書而言，刪減了關于不平等的日朝條約對朝鮮經濟的破壞，卻增加了朝鮮學習日本改革的內容，或創設一個“日本在日清戰爭中取得勝利給世界帶來了怎樣的變化？”的探究性問題，以顯示日本對世界的影響。但是在歷史教科書中并沒有對這種沙文主義情緒進行批判，而且尚有一絲自豪感。這常會引起亞洲各國對現代日本歷史教育的憂慮。

二、日本歷史教科書為何如此敘述日清關系

在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中國的近代史并不是單獨成章描寫，而是將其作為理解日本近代史的背景予以敘述，即可理解為，和日本近代發展無關的中國近代史是不會出現在日本歷史教科書中的，即使和日本近代發展相關的中國近代史出現在了日本歷史教科書中，其地位也是從屬于日本的近代發展，也就是說，在日本歷史教科書中，中國的近代史是為了襯托日本的近代史而存在的。

日本中學社會科的課程結構由歷史領域、地理領域和公民領域構成，其“學習指導要領”中歷史領域的最主要的具體目標之一就是“加強學生對歷史現象的關心，使他們以世界歷史為背景理解我國歷史的大致進程和各個時代的特點，從而能用寬闊的視野思考我國的文化和傳統的特色，并加深對我國歷史的熱愛之情，培養國民意識。”按此目標要求，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編排須以日本的發展為主線，并只將和日本發展相關的世界歷史作為理解日本歷史的背景而加以呈現，這就意味著在日本教科書里他國歷史存在所起的作用僅是為突出日本發展這一主題，日本歷史教科書中涉及中國部分的歷史內容更是處于這種尷尬的地位。如果結合對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涉及中國古代歷史部分分析，可以看出，當古代中國文明優于日本古代文明時，日本在承認向中國學習的同時，努力提升自己的地位，強調通過自我努力發展的過程，從而縮短兩者之間的差距；但在近代部分，由于日本處于優越地位，便對相關的清朝歷史帶有歧視。其背景也源于近代歷史上面對西方挑戰中日雙方所作出的不同反應。

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敗北之后，國門日漸被打開，中國開始了艱難的蛻變過程。在此之前，由于中國先進的文化和強大的國力，周邊國家接受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朝貢貿易體系)，而中國很少積極主動地去吸收他民族的文化；但是，在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走上了被迫接受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秩序的道路。從萬邦來朝的“天朝上國”逐漸轉為任人擺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其間的落差不啻天壤。抱著對先前時期的無限懷念以及對新世界的缺少認知，中國在列強的不斷欺凌下，在摸索中異常艱難地、緩慢地去適應這個落差。

反觀近代日本，其近代化道路和中國的差異殊為明顯。起初同樣是堅持“閉關鎖國”的日本，面對來自西方的挑戰作出了和中國不同的反應，即中國是被拖入到以西歐為中心的近代國際體系中，而日本在受到歐風美雨的影響，更受中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失敗經歷的刺激下，于1868年1月開始了明治維新運動，積極推進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并以此為開端，日本走上了積極主動融入以西歐為中心的近代國際秩序。到19世紀下半葉，日本通過積極主動地應對來自西方的挑戰，以“東方道德、西方技藝”為理念，從西方那里學到了他所期望的東西，實踐了“脫亞入歐”，成功地在亞洲國家中率先擺脫舊的歐洲殖民體系的束縛，成為列強中的一員，并向舊殖民體系下的遠東國際關系格局提出了挑戰。

同樣面對西方的挑戰，中日各自卻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反應，其背后存有眾多原因。比如說，日本諸島地理位置的緊湊促進了民族團結，同時也有利于新價值觀和新知識在全國范圍內的傳播，而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稠密的內地諸省長期以來很難受到或不受西方的影響，反而成為傳統觀念和傳統勢力的貯藏地。日本曾有以“日本精神、中國知識”為理念積極吸取中華文明優秀成果的經歷，有積極主動從他民族中汲取養料的傳統，而中國恰恰是缺少這種積極主動的精神。日本的商人階級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和更強的經濟實力，并且在西方入侵的關頭迅速擴大了它的勢力。但是在日本教科書中，對于中日面對西方挑戰作出不同反應的原因幾乎沒有涉及，在教科書中所見更多的是，清代中國歷史的衰落形象、對日本本民族的精神的張揚，并在此基礎上為當時日本曾經侵略周邊國家的一些行為辯解。也許在歷史分析中人們可以尋找各種視角，對歷史現象進行解釋，尋找多種影響因素，但是，是非標準的堅守是需要傳承給國民和后代的。

日本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將中國近代史作為研究日本近代史的背景呈現，這樣處理日清關系歷史、本國歷史和他國歷史的關系，就其實質來講，還是反映了一種“他者認識”史觀。所謂日本和中國之間的“他者認識”，可以概述為日本眼中的中國和中國眼中的日本，而在這里我們要重點探討的是日本眼中的中國形象，即日本將中國作為日本自我延長線上的中國。這就是意味著日本是以日本自身的標準來評斷中國，并用日本自認為優秀的一面來比照中國短缺的一面，這樣比照出來的結果，充斥的只可能是中國愚昧、落后的一面，而很難看到中國近代歷史的內在演變。如此，兩相比照之下，日本為文明國家就躍然紙上，而中國為落后國家也就不言自明。當然，比照客觀史實而言，這種“他者認識”有其理性的一面，但同時也存在著部分失真之處。本著還原歷史真相的目的，中日雙方有理由，同時也應有信心共同促進雙方之間的理性認識，走出歷史的變光鏡，共同迎接嶄新的時代。（節選自《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