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0年冬，葉爾羌河谷的風從昆侖山口刮下來，夾著沙粒拍打城墻。行旅紛紛議論：南疆又亂了，和田的武裝已逼近葉城，朝廷的電報三日一封也擋不住烽煙。人心惶惶，動蕩的序幕悄然拉開。
辛亥之后，新疆名義上歸南京政府，但北洋、國民黨先后更迭，都只能在公文里行使權力。省城迪化的軍餉發放斷斷續續，各地督辦公署靠自籌軍費度日。金樹仁身處烏魯木齊，兵僅數千，銀庫見底，難以平息各部族與軍閥的舊怨。于是，從喀什噶爾到葉城，武裝蜂起，旗號五花八門。
1932年春，和田爆發大規模沖突。當地“伊斯蘭護教軍”借宗教號召，招募各族貧民，轉眼便有數千之眾。4月，首領沙比爾汗揮師向西，一路沿葉爾羌河進入葉城。縣城駐軍因餉銀拖欠，潰不成軍。城門大開，旗幟換色，西亞式“汗國”在西域古城就此登場。
表面上，沙比爾汗宣稱恢復“圣法”、保護清真寺，實際上，一切圍著“籌餉”轉。他派出武裝，逐巷抄家，見金銀便搜，遇反抗便以“背叛教義”論處。有人夜里偷偷把家中細軟埋在果園，天亮卻發現院門已被破開。被奪者不分族類，漢族、維吾爾、回族乃至塔吉克商人都在劫難逃。這種粗暴的“征稅”迅速耗盡了葉城的民心。
葉城的混亂并非孤例。距離二百余里外的和田，另一支自稱“伊斯蘭救國軍”的部隊也在擴張。兩支“兄弟部隊”因分贓不均反目，接連火并。1933年夏，兩股人馬在皮山一帶交鋒，百姓夾在中間，死傷慘重。葉城的沙比爾汗被迫將部分兵力北調，防備老對手。
權力真空瞬間出現。喀什噶爾地方武裝乘機南下，據守葉城街巷，僅維持了不到兩月，便又因補給短缺撤回。葉城城門再度洞開，沙比爾汗撿回失地，可好景不長。同年冬天，和田方面推舉的葉比而汗舉兵北上，決意一戰。二者鏖戰三晝夜，葉比而汗俘獲對手，將其斬首示眾，自立為王。
城頭易幟、民生凋敝，城內商旅漸絕。茶樓里有人苦笑，“這么亂下去，怕是連駱駝都不愿來。”此時，一支更為精悍的隊伍正由東而來——馬仲英部。馬仲英出身甘肅臨夏，回族青年，早年追隨馮玉祥，槍法兇狠，治軍嚴苛。1934年初，他奉著“西征討逆”之名橫穿天山，兵鋒指向南疆。
5月，馬仲英抵近葉城。伊軍雖有三四千眾，卻散兵化嚴重，難擋裝備精良的馬家軍騎兵。激戰三日，葉比而汗棄城突圍，途中被亂槍擊斃。馬部占據葉城后，頒布新令：停止宗教捐稅，開放集市，恢復糧市銀號。城民暫得喘息，但局勢仍云詭波譎。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新疆已成多重勢力角斗場。盛世才在迪化依托東北殘軍與蘇聯顧問，正謀劃南下；蘇聯方面對馬仲英心懷戒備，卻也想借刀收拾葉城伊軍。于是出現戲劇性一幕：蘇聯代表在喀什與馬仲英密談，勸其“赴蘇考察”。馬仲英對部下馬虎山低聲說：“留得青山在，咱們另圖東山再起。”隨即移交兵權，于1934年9月北赴塔什干。
馬虎山缺乏主帥威望，部隊士氣立刻滑坡。11月，盛世才遣關麟征、趙錫光等率東路軍三千人疾進莎車、英吉沙，相繼收編潰兵。年底，葉城易手，伊教殘余勢力被迫潰散入帕米爾山區。至此，持續兩年的“葉城汗國”灰飛煙滅。
此后，盛世才在蘇聯支持下，對南疆推行“邊地建設、民族聯合”方針。雖有高壓色彩，但對宗教武裝的鎮壓毫不手軟，設立保安司令部，遣駐軍鎮守葉城、和田。各部族被要求編入新軍，私兵、私鑄火器悉數取締。葉城平民多年后仍憶起那段日子，“夜里再也不怕被敲門，雖說軍稅重，可總算有命過年”。
回看這場亂局，誘因表面是宗教旗號，實則是中央權力真空、地方軍餉匱乏以及部族經濟沖突的綜合爆發。葉城地處絲路交通要沖，商貿稅利豐厚，凡是手握兵器者皆覬覦這口“金井”。當國家機器出現裂縫，地方勢力最先想到的不是自治，而是攫取。宗教成了最便捷的動員工具，許多貧民在動蕩中盼望“圣戰”帶來公正，卻很快發現只是換了頂帽子。
葉城政權的覆滅，同樣說明軍閥對宗教武裝的曖昧態度。馬仲英先借“護教”聚眾，又在蘇聯壓力下丟下舊部，轉而自保。那些曾經高呼口號的戰士，很快淪為被清剿對象。盛世才接管之后，南疆表面歸于統一，新疆也逐步納入中央政府視野，直到1949年和平解放，葉城再未出現類似割據。
世事百轉，葉城城門下的驛道仍舊煙塵滾滾。商旅的駝鈴提醒后人：一旦政權缺位，空白處絕不會長久，大漠總會迎來新的旗號。試想，如果當年中央的手能更早伸到天山南路，那段血雨腥風或許本可避免。然而歷史沒有假設，只留下這座古城作為警示——邊疆穩，則天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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