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籌備七國集團峰會期間，法國總統馬克龍對中國生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那就是在會議正式召開之前，先拉攏其他成員國與中國來一場視頻通話，討論所謂的“全球貿易失衡”。

在美媒“政治新聞網”看來，這是法國背靠G7平臺，面向中國的一次大膽的“拉攏行動”，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或許是法國總統精心炮制的一場“7對1”的外交交鋒。

在本次外交披露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會議的形式，也就是由G7領導人集體與中國進行一場針對特定經濟議題的視頻通話。對此，一名歐盟委員會官員在評價該倡議時直言不諱地指出，法國的主動接觸“看起來不錯”，但“形式不妥”，因為“G7絕不是什么中立平臺”。

他也許想表達的是，馬克龍無權代表G7對中國和顏悅色，該施壓時就得施壓，但反過來講也是差不多的道理。近年來，G7作為西方發達國家的俱樂部，其職能已經逐漸從小范圍的經濟政策協調，演變為維護西方地緣政經單邊利益的工具。

在美歐等國頻繁炒作中國所謂的“產能過剩”和“工業補貼”的當下，法國選擇在G7峰會前夕將中國拉入對話，很難不讓人認為，馬克龍打算將G7內部對中國的偏見進行“打包升級”，以更加統一、強勢的立場與中國互動。

對于法國而言，“7對1”的會議形式還有另一個好處，那就是將法國自身的利益訴求上升為G7的集體意志。視頻會議看似是多邊結構，實際上與G7與中國的雙邊框架，G7國家完全可以就同一個議題或一起發難，或胡攪蠻纏，既是政治施壓，又是輿論審判，企圖迫使中國給出回應。

G7必須正視一個現實，沒有中國的參與，全球任何重大的貿易與經濟議題都無法真正形成閉環。馬克龍此前甚至想過與中國組織一次“共識峰會”，破天荒地邀請中國參與G7，可見法國多少意識到，一味地指責中國并不解決問題，需要邀請中國參與討論。

因此，這個看似具有對抗性的對話形式，本質上也是西方在一邊推行“去風險”政策、一邊又無法斬斷產業鏈依賴的糾結心理折射。它既是一條單向施壓的戰線，也是一條防范徹底脫鉤的溝通管道，至于更側重哪邊，完全取決于G7國家在外交上的言行實踐。

多方跡象表明，馬克龍政府迫切要用這場G7峰會，去證明法國還有“大國氣象”，馬克龍自己仍然是國際舞臺上舉足輕重的大國領導人，而不是在內政泥潭中步履蹣跚。

當今的法國政壇，權力結構的撕裂、社會議程的擱淺都讓馬克龍的執政空間極大受到擠壓，在其總統任期的后半程，很難再取得什么顛覆性突破。在此背景下，走向國際舞臺、利用法國作為2026年G7輪值主席國的身份來制造全球性話題，成為馬克龍維持自身政治影響力和國家形象的最有效手段。

G7峰會是馬克龍本年度外交主場的重頭戲。如果峰會僅僅重復往屆的陳詞濫調，不僅無法體現法國的獨特作用，也會讓法國淪為美國對外戰略的“復讀機”。

如果馬克龍能主持一次G7與中國的高層級對話，能夠吸引國際輿論關注，從而在法國內外塑造其“全球調停者”和“大國政治家”的形象，用外交得分來彌補內政的失分，亦是展現自己“戰略自主”的絕佳場合。

順帶一提，23年前，G7還是G8的時候，時任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就邀請過中國參加峰會前夕的“八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議”。馬克龍此次推動視頻通話，明顯是在試圖效仿并激活這一外交遺產，延續“戴高樂主義”的外交傳統，證明法國治下的歐洲不僅有能力對華展示強硬，同樣有能力作為唯一能夠連接中美及G7各方的中間人。

從中國的立場來看，法國推動的這一倡議雖然提供了一個接觸的窗口，但其設定的話題“全球貿易失衡”本身是一個帶有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偽命題。

西方近年來反復指責的中國“產能過剩”，實質上是全球產業分工演進與中國生產力效率提升的自然結果。美歐口中的“失衡”，本質上是自身在產業轉型過程中的體制性滯后和成本高企。

G7又試圖通過政治干預和設定“貿易壁壘”來強行扭轉市場選擇形成的貿易流向，這違背了其長期宣揚的市場經濟原則。中國在任何雙邊多邊通話中，都必然會秉持底線邏輯，不可能去迎合G7的政治敘事。

有必要指出，盡管法國試圖用G7的整體名義來“拉攏”或“施壓”中國，但G7內部絕不是鐵板一塊。

在對華經貿往來中，各國的痛點和利益交織點截然不同。美國希望盡快推動特朗普訪華成果落實，不希望歐洲這里節外生枝，做一些多余的小動作，而法國與德國等歐盟代表，雖然面臨本土汽車等傳統支柱工業受到中國沖擊的壓力，但法德極其依賴中國的消費市場。

至于日本，即便在亞太地緣政治中緊跟美國，但在供應鏈上同樣深受中國影響；英國則在脫歐后經濟持續疲軟，在對華展現政治強硬的同時，也要暗中尋求金融與經貿層面的務實合作。

因此，馬克龍說要“7對1”，何嘗不是給了中國一個“分而治之”的機會？

在筆者看來，中國可以對由法國總統主持的視頻通話持開放態度，但必須掌握主動權，明確該通話的非正式性質，明確這是“大國間的意見交換與危機溝通”，將話題引向全球產業鏈的安全與穩定，對沖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