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上旬，菲律賓在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選舉中獲得49票，以接近百票的差距輸給吉爾吉斯斯坦。同一時期，菲律賓國內民調顯示，馬科斯凈滿意度降至-15%，成為該國近四十年來第二位凈滿意度為負的在任總統。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周，共同指向一個判斷：馬科斯政府失去了國內外的雙重信任。

馬科斯政府從上臺之初就選擇了一條“內病外治”的治理路徑，而這條路徑的透支能力已經到了極限。所謂“內病外治”，簡單說就是一個政府在國內治理上無法拿出成績，于是通過制造外部沖突來轉移民眾注意、爭取外部支持、塑造強硬形象。這套手法在政治史上并不新鮮，但它有一個致命弱點：外部矛盾只能暫時覆蓋內部問題，一旦覆蓋不住，內外問題會同時爆發。

馬科斯政府接手的是一個基本面并不差的菲律賓。杜特爾特時期雖然爭議不斷，但至少在中美之間維持了基本平衡，國內經濟保持了穩定增長，中菲關系也維持在務實合作的水平上。中國連續十年是菲律賓最大貿易伙伴，在基建、能源、農業等領域都有明確的合作空間。

馬科斯上臺后主動放棄了這條路線，將對華關系從合作轉向對抗，將外交重心從東盟框架轉向美日雙邊安全安排，將大量財政資源從民生領域轉移到軍事采購和外交游說上。它還通過激化南海問題，在國內塑造一個清晰的外部敵人，從而為自己的執政合法性提供基礎。

這套策略的成功需要兩個前提條件：一是外部沖突必須長期維持在中低烈度，不能升級到失控；二是國內經濟必須維持基本運轉，不能出現嚴重的民生危機。2026年上半年的情況表明，這兩個條件都在崩塌。

安理會選舉的49票是最明顯的證據，聯合國成員國中有將近150個國家不愿意支持菲律賓，這個比例說明了一個問題：菲律賓的外交敘事已經無法爭取到多數國家的理解。一個在南海問題上主動挑釁、公開選邊站隊、不斷引入域外軍事力量的國家，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東盟內部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警惕。

其他國家看得清楚，菲律賓的南海動作不是為了維護自身權益，而是為了服務于一套與自己國家利益并不完全重合的戰略安排。當一套外交策略連表面上的道義優勢都無法維持時，它在多邊場合的失敗就是結構性的，不是靠總統本人去多跑幾趟就能改變的。

馬科斯執政之初的民意基礎主要來自與杜特爾特家族的結盟，而不是他本人的治理能力。杜特爾特家族將自己的票倉間接讓渡給了馬科斯，這種支持從一開始就是有條件的、可撤回的。兩大家族在2024年公開決裂后，馬科斯的民意基礎就開始松動。到2026年第一季度，他的凈滿意度已經跌至負數，這意味著不滿意他執政表現的人數超過了滿意的人數。在政治學上，這是一個危險信號，說明執政者已經失去了多數民眾的信任，剩下的只是尚未完成的政治程序。

地震災害進一步放大了政府的治理失能。7.8級強震在菲律賓南部造成數十萬人受災，救援遲緩、物資短缺、基礎設施損毀嚴重。這場災害暴露的問題不是天災不可抗，而是政府根本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過去幾年，大量本應用于防災減災和工程加固的財政資源被轉移到了軍事采購和國際游說上。當災害來臨時，政府的應對效率直接反映了其治理能力的真實水平。民眾對政府的評價是綜合的，不會因為在南海問題上態度強硬就原諒政府在救災上的遲緩。

馬科斯政府認為，只要在南海問題上保持高壓態勢，就能持續獲得美國的支持和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支撐。但它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美國對菲律賓的支持是有上限的，不是無限的；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也是有消耗限度的，不是無底洞。當美國發現菲律賓的挑釁行為開始超出可控范圍、可能引發真正沖突時，美方的態度會從鼓勵轉向約束。當民眾發現生活持續惡化而外部敵人并沒有帶來實際改變時，民族主義情緒會從高漲轉向疲憊。

馬科斯政府分寸感的喪失，是策略本身的必然結果。“內病外治”這條路徑一旦啟動，就很難主動剎車。因為政府已經將自己的政治資本全部押注在外部沖突上，如果這個時候轉向國內治理、修復對外關系，就會被國內強硬派視為軟弱，被國際盟友視為不可靠。所以它只能繼續往前走，哪怕前面是懸崖。這就是政治上的路徑依賴，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是因為想這么干，而是因為已經沒有退路。

菲律賓目前所處的位置，是一個中等國家在大國博弈中過度選邊站隊后的典型困境。這個困境的結構并不復雜：當一個國家將自己的外交政策與某一個域外大國的戰略利益深度綁定時，它就失去了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和政策上的調整空間。它必須不斷升級自己的承諾來證明自身的可靠性，而這種升級往往超出了自身國力和利益的合理邊界。這個過程一旦啟動，剎車就很難找到。

馬科斯政府的困境給周邊國家提供了一個樣本，說明了“內病外治”這條路徑的終點就是內外交困。耗盡民意耐性、透支國際社會同情、域外大國的熱情冷卻之后，剩下來的只有一個更加分裂的社會和一個更加脆弱的經濟。到那個時候，誰來承擔這些代價不是馬尼拉當局需要考慮的問題，因為到那個時候，可能已經不需要它來考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