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防務初創企業選擇歐洲而不是美國。美國仍然是全球民用初創企業最重要的平臺，但新一代防務企業正在悄然留在歐洲。自俄烏戰爭以來，烏克蘭已成為全球戰場創新的試驗場。無人機、自主打擊系統、電子戰和蜂群軟件都在實戰中接受檢驗，以周為單位迭代，并通過戰時作戰任務完成驗證。

按常理，人們或許會以為，這些創新背后的創業者會像民用科技領域那些雄心勃勃的歐洲創業者一樣，爭相到特拉華州注冊公司。但事實并非如此。華盛頓對此應當感到擔憂。

在民用領域，美國依然是顯而易見的目的地：那里資本最雄厚、市場最大、吸引力最強。但在防務和國土安全領域，這套邏輯已經倒轉。正在打造本十年最具實戰價值企業的歐洲和烏克蘭創業者，正有意將自己的知識產權和工程師留在歐洲。

即便他們進入美國，通常也只是設立一個輕量化的美國控股實體，以便對接美國資本；而真正的研發、知識產權和價值，仍留在塔林、華沙或基輔。看看這些公司就知道了。歐洲最具雄心的防務科技企業之一德斯蒂努斯，產品包括低成本巡航導彈，總部設在荷蘭，并在西班牙、德國和法國開展制造。盡管其創始人曾在美國創業圈工作十多年，最終還是選擇離開。

烏克蘭無人機蜂群公司斯沃默的軟件已被用于超過100,000次作戰任務，但其工程、數據和運營核心仍設在烏克蘭、波蘭和愛沙尼亞。它在美國的存在，更像是融資渠道，而不是技術總部。總部位于倫敦的優福斯也是如此，其首席執行官同樣曾在硅谷工作多年。

在烏克蘭“勇敢1號”體系中，這種模式也不斷重復。該體系匯集了政府、軍方和私營部門。結論始終相似：在歐洲研發，留在歐洲發展。與該地區創業者交談后會發現，他們的判斷高度一致。

為什么會這樣？一家初創企業一旦將防務知識產權納入美國司法管轄，就必須接受《國際武器貿易條例》約束。隨之而來的，是注冊要求、合規負擔，以及創業者必須預先承擔的高昂律師費用，而且這些成本往往發生在公司尚未形成可觀收入之前。

更重要的是，《國際武器貿易條例》實際上賦予華盛頓對企業銷售去向的否決權。對于客戶幾乎全部位于烏克蘭和歐洲的創業者來說，這不是優勢，而是束縛。任何一步失誤，都可能招致嚴厲處罰。許多創業者已經意識到，最穩妥的做法，就是盡量不進入這一監管范圍。

資本是另一半原因。外國防務創業者幾乎無法真正獲得美國政府資本支持，也就是那些不會稀釋股權的資金和早期合同，而這些恰恰是年輕企業站穩腳跟的重要支撐。這些創業者擁有世界一流的工程師、來之不易的實戰經驗，而歐洲的融資環境又突然變得資金充裕。

這樣一來，激勵機制就很清楚了：沒有理由遷往美國，卻有充分理由留在歐洲。如今，制度結構本身也在主動把雙方推得更遠。北約創新基金規模為10億歐元，約合12億美元，由24個盟國支持，但明確將美國、加拿大和法國排除在外，只投資設在參與國的初創企業。美國防務初創企業因此天然沒有資格獲得投資。

歐盟自身的相關工具走得更遠。15億歐元的歐洲防務基金、歐洲防務產業計劃，以及新的1500億歐元“歐洲安全行動”計劃，都要求企業必須設立在歐盟境內，不受第三國控制，并使用歐盟的基礎設施和管理架構。帶有美國背景的初創企業，實際上無法有意義地獲得這些資源。對一家歐洲初創企業來說，主動放棄這些條件并不明智。

把這些因素放在一起，結論并不令人舒服。美國失去的不只是知識產權和優秀工程師，也在失去未來市場。每一道門檻、每一種負向激勵，都會讓更少具有定義行業能力的防務企業扎根美國，而讓更多企業扎根歐洲。

作為未來買家的歐洲各國政府，也會越來越多地向本土企業采購。企業在哪里成長，市場份額往往就會流向哪里。這里存在一種帶有諷刺意味的對稱。多年來，歐洲的監管體系——尤其是《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曾把歐洲最有雄心的民用科技創業者推向美國，因為在那里，他們可以在更少摩擦中創業。而在防務領域，美國如今也建起了自己的那堵墻。

《國際武器貿易條例》、復雜的采購迷宮，以及對外部參與者關閉的資金架構，對防務創業者造成的效果，正如《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當年對歐洲軟件開發者造成的效果一樣：它們都在明確地告訴這些人，去別處創業。美國仍然擁有資本、人才和需求，足以保持領先。但領先地位并非永久不變。下一批防務巨頭的創業者，已經在用腳投票。此刻，他們正朝著相反方向離開。

維塔利·貢恰魯克是烏克蘭裔美國企業家，專長于自主導航和人工智能，同時是歐洲政策分析中心商業領導力委員會成員。他現任A19實驗室首席執行官，該公司開發用于無人機和機器人的自主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