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6日至17日，第十屆漢語哲學論壇于北京大學中關新園隆重舉行。本屆論壇以“意識、語言與哲學”為主題，恰逢論壇創(chuàng)辦十周年，海內(nèi)外頂尖學者齊聚一堂，系統(tǒng)梳理十年學術積淀，共繪漢語哲學未來發(fā)展藍圖。

本次論壇由北京大學哲學系、北京大學漢語哲學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等單位聯(lián)合主辦。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山東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僑大學、臺灣大學、臺灣政治大學、臺灣“中研院”以及哈佛大學、羅馬第二大學等國內(nèi)外高校及研究機構的50余位專家學者與會。與會學者立足漢語思想傳統(tǒng)，聚焦語言、心靈、真理與智能等當代哲學前沿問題，在深度對話中推動漢語哲學實現(xiàn)更高層次的理論創(chuàng)新。

論壇現(xiàn)場

論壇開幕式由北京大學哲學系黨委書記束鴻俊主持，北京大學副校長初曉波、哲學系主任程樂松、浙江大學哲學學院院長王俊先后致辭。初曉波指出，北京大學是漢語哲學的重要發(fā)源地，自2016年首屆漢語哲學論壇舉辦以來，歷經(jīng)十年培育，漢語哲學已從一顆“破土而出”的種子成長為枝繁葉茂的學術方向，在國際學術舞臺持續(xù)傳遞中國聲音。漢語哲學兼具自主性、基礎性與開放性：它以中國學者對哲學根本問題的整體思考為出發(fā)點，將古今漢語思想資源整合為有機整體，并將其置于人類共同的心智結構和文明經(jīng)驗之中，為人工智能時代的認知多樣性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程樂松表示，北京大學哲學系既是漢語哲學研究的倡導者，也是其實踐者和組織者。回顧論壇十年來的發(fā)展，其最大價值正在于開放性：它歡迎不同方法論、不同問題意識，也歡迎從根本意義上批評甚至否定漢語哲學的觀點。程樂松進一步提出，漢語在東亞思想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曾經(jīng)歷重大變化，這一變化對于東亞精神生活和世界文化發(fā)展意味著什么，仍是值得繼續(xù)追問的問題。王俊表示，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是漢語哲學會議的重要承辦單位之一，也是漢語哲學這一“思想事件”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在近年來圍繞自主知識體系和標識性概念的討論中，漢語哲學可能是最具代表性的哲學標識性概念之一。它不僅是一個理論概念，更在十年間團結了一批來自外國哲學、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學和語言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并帶動了一批后學。十周年既是一個階段性小結，也是新的起點。

開幕式結束后進行了本次論壇的第一場大會報告，報告分上下半場，上半場由北京大學哲學系韓林合主持，北京大學哲學系安樂哲（Roger Ames）、韓水法先后發(fā)言。安樂哲報告的題目是《本體論錯置：“道”并非the Way，“仁”并非benevolence》。安樂哲認為，過去的漢學家將中國哲學核心概念如“道”、“仁”簡單地譯為“the Way”和“benevolence”的做法是一種“本體論錯置”。在他看來，這種譯法錯誤地將漢語思想中具有生成性、關系性與過程性特質(zhì)的“生生論思維”（或關聯(lián)性思維）概念，納入了西方靜態(tài)的、實體化的本體論或德性倫理學框架中進行理解。安樂哲指出，“道”并非像上帝那樣的外在創(chuàng)造者，而是與世界萬物處于一種焦點與場域相互牽連、共同生成的動態(tài)關系之中。因此，機械的詞匯對應翻譯扭曲了這些核心詞匯的本來意義，阻礙了對其獨特世界經(jīng)驗生成方式的恰當理解。韓水法報告的題目是《再論漢語哲學的使命和前景》。他將漢語哲學明確界定為一種新的哲學“范式”。一個范式出現(xiàn)之后，其所能包容的哲學問題會獲得新的理解，也會產(chǎn)生方法論意義。報告系統(tǒng)勾勒了漢語哲學范式的四類核心任務：以形而上學、知識論、哲學翻譯與邏輯為核心的研究。韓水法強調(diào)，漢語哲學承擔的是“哲學的一般使命”，旨在探索所有哲學領域的普遍問題，而非一種特殊主義或民族主義的訴求。他提出了創(chuàng)新的“語言對語言”比較哲學方法，主張將漢語哲學與古希臘語哲學、德語哲學等具體語言傳統(tǒng)進行對比。最后，他指出漢語哲學的前景根本上與漢語能否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學術語言密切相關，其發(fā)展關乎人類文明多樣性與普遍性的結合。

第一場大會報告的下半場由中山大學哲學系張偉主持，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倪梁康、澳門大學哲學系王慶節(jié)、山西大學哲學學院江怡先后發(fā)言。倪梁康報告的題目是《人工智能背景下的語言與意識的關系略論》。倪梁康從現(xiàn)象學與意識哲學立場出發(fā)，強調(diào)語言哲學問題必須回到意識哲學的基礎層面。倪梁康區(qū)分了“意識語言”與“表達語言”：前者是非符號化、非公共性的內(nèi)在意識結構，后者則是社會化、符號化的表達形式。語言可以表達意識，但不能窮盡意識，更不能生成意識。針對人工智能，他指出當前的大語言模型本質(zhì)上是“計算”系統(tǒng)而非“思維”系統(tǒng)，不具備情感、意志等意識結構，因此AI的發(fā)展無法取代對意識本質(zhì)的哲學思考。王慶節(jié)報告的題目是《漢語思想詞的涌現(xiàn)與生活世界——也談“漢語哲學”的可能性》。王慶節(jié)提出了“思想詞”這一核心概念：思想詞既源于日常語言，又能夠在理論論辯與存在領悟中發(fā)揮作用。他指出，一個具有生命力的思想詞必須在三種對話中保持平衡：日常性對話（生活經(jīng)驗的基礎）、論辯性對話（理性檢驗）、啟示性對話（存在意義的照亮）。若脫離生活世界或失去公共可理解性，思想詞將淪為封閉的概念系統(tǒng)。王慶節(jié)指出，哲學的世界性不在于抽象普遍性，而在于能否從獨特生活世界中生成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思想貢獻。漢語哲學的未來，在于思想詞在歷史實踐中的自然涌現(xiàn)與持續(xù)生成。江怡報告的題目是《分析哲學視域下的漢語哲學：意義的再現(xiàn)方式》。江怡認為，應將漢語哲學問題聚焦于“意義如何通過語言得以再現(xiàn)”的結構層面，而不僅停留在文化差異層面。他特別提出了“漢字哲學”的概念，認為漢字具有空間結構的直觀性、會意式的邏輯—哲學組合，以及形聲系統(tǒng)的分類機制。這些特點使?jié)h字在某種程度上能夠“顯示意義”，而不僅僅是約定性的指稱符號。他進而區(qū)分了“漢語哲學”、“漢語言哲學”與“漢字哲學”三個層面，論證漢語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意義再現(xiàn)模式。

本次論壇共設六個專場會議。專場會議（一）的主題是“世界哲學與漢語哲學”，分上下半場。上半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王齊主持，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吳根友、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何乏筆（Fabian Heubel）、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馬寅卯和浙江大學哲學學院王俊先后發(fā)言。吳根友發(fā)言的題目是《世界歷史與漢語哲學》。吳根友指出，漢語哲學既是世界歷史的產(chǎn)物，也豐富著世界歷史的精神內(nèi)容。沒有廣義西方哲學的刺激，就沒有現(xiàn)代形態(tài)的漢語哲學。他強調(diào)要基于漢語世界的生存經(jīng)驗，發(fā)展出能夠展現(xiàn)“世界之中國”和“中國之世界”新經(jīng)驗的漢語哲學，這就要求我們關注人類共享的哲學問題，給出漢語形式的回答，參與世界范圍內(nèi)的百家爭鳴。何乏筆報告的題目是《漢語與希臘語之間的道哲學》。何乏筆致力于探索海德格爾思想與中國道家哲學之間的對話空間。他重點分析了海德格爾后期提出的“道路問題”及其對“存在”本身“反轉性”結構的思考，認為這種將存在理解為動態(tài)道路的語言，與老子對“道”的闡述在結構上形成深刻呼應。他提出，這種跨語言的哲學糾纏并非簡單比較，而是可能導向一種面向未來的、新的哲學可能性。馬寅卯報告的題目是《俄羅斯哲學的身份困境及其對漢語哲學的啟示》。馬寅卯引用俄羅斯學界對“民族哲學”概念的批判，揭示了學術話語背后的權力關系和利益結構。進而，他分析了俄語哲學在英語學術霸權下面臨的表達困境，以此啟示漢語哲學：一方面應充分發(fā)掘漢語及漢字系統(tǒng)的獨特性（如意象思維以及“道”“氣”“陰陽”等核心概念），另一方面需致力于建立開放、包容的學術生態(tài)，讓來自不同地區(qū)的漢語哲學聲音獲得被聽見的機會。王俊報告的題目是《共識先于真理——論作為交流事業(yè)的哲學》。王俊認為，哲學本質(zhì)上是一種具體的、情境化的反思“活動”，因此所有哲學在根本上都帶有“地方性知識”的色彩。在全球化時代，西方中心論的哲學史敘事應被多元化的世界哲學圖景所取代。哲學的終極目標不應是追求某種絕對的、永恒的真理，而是實現(xiàn)不同主體和共同體之間的交流事業(yè)，即“共識先于真理”。漢語哲學的意義在于促進跨文化理解與共識的達成。

下半場會議由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胡旭輝主持，哈佛大學南亞系范德康（Leonard W.J. van der Kuijp）、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馬丁·德海（Martin Delhey）、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魏葆珞（Paolo Visigalli）和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李曉楠先后發(fā)言。范德康報告的題目是《古典漢語與藏語佛教哲學中的辯論及其作用》。范德康指出，歐亞大陸在“軸心時代”普遍出現(xiàn)了哲學辯論傳統(tǒng)。他對比了中國戰(zhàn)國時期的名家論辯、印度因明學以及藏傳佛教高度制度化的辯經(jīng)傳統(tǒng)，指出中國戰(zhàn)國時期的辯論以名家為代表，注重語言界限、相對性及概念挑釁，而非形式邏輯推導；墨家后期則發(fā)展出更系統(tǒng)的邏輯與后果論推理；佛教因明學的傳入帶來了更嚴密的推理規(guī)則，而藏傳佛教的辯經(jīng)則與中世紀歐洲修道院中的辯論（disputatio）形成了有趣的平行現(xiàn)象。德海報告的題目是《玄奘與印度瑜伽行派（唯識）哲學》。德海從印度學專家的中立視角，評估了玄奘佛經(jīng)翻譯的準確性與哲學深度。他的主要結論是：玄奘不僅是卓越的翻譯家，更是印度瑜伽行派哲學的真正繼承者和整合者。其譯文在忠實于梵文原意的前提下兼顧了漢語文學性，對教義的某些整合應被視為該學派內(nèi)部的合理發(fā)展，而非“漢化”。然而，正是這種高度忠實于印度思辨方式的翻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相宗在漢地的廣泛傳播。魏葆珞發(fā)言的題目是《無名之學：鄭樵〈論華梵〉中的比較文字學與符號學之偶得》。魏葆珞指出，盡管鄭樵對印度文字了解有限，其在《論華梵》中對梵文的論述存在事實錯誤，但其關于中國文字重“目”（視覺/空間）而印度文字重“耳”（聽覺/時間）的區(qū)分，觸及了比較文字學與符號學的核心，即不同的書寫系統(tǒng)與感知優(yōu)先性深刻塑造了文明的思維軌跡。鄭樵因此可以被視為一位被誤解的先驅，其研究具有“偶得”式的深刻性。李曉楠報告的題目是《“文”與“味”：古典漢語對梵語語言哲學術語vya?jana一詞的譯介》。李曉楠以梵語哲學術語“vya?jana”的漢譯為例，指出該詞在歷史上曾有“味”、“字”等至少七種不同譯法，玄奘譯場最終將其統(tǒng)一譯為“文”，并在特定語境下保留“字”。她指出，這一選擇雖力圖在音、義、形上與漢語文字學理論對應，卻無法掩蓋梵語“語音中心”與漢語“語音—文字—意義”三元結構之間的根本性差異。因此，翻譯難題本質(zhì)上是不同哲學思維方式差異的體現(xiàn)。在總結發(fā)言中兩位主持人指出，各位學者的發(fā)言表明，漢語哲學既不是西方哲學的簡單翻版，也不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孤芳自賞，而是在世界歷史的真實進程中，以漢語的思想資源和表達方式回應人類共享的哲學問題。

專場會議（二）的主題是“古典漢語哲學與現(xiàn)代漢語哲學”，同樣分上下半場。上半場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徐波主持，韓林合、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王文方、曹明德、北京大學哲學系章啟群、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陳赟、方旭東依次發(fā)言。韓林合發(fā)言的題目是《〈奧義書〉和〈莊子〉太初思想之比較》。韓林合認為，《奧義書》和《莊子》都將世界本原與本體合一，但二者間存在根本差異：前者主張世界有確定開端，“梵”是純粹意識與至高自我；而后者則對世界是否有開端持雙重態(tài)度，其真正立場是世界整體無所謂開端。盡管二者都存在生成者與內(nèi)在本體、包容者相矛盾的理論困境，但《莊子》避免對世界整體做獨斷判斷，在理論上更具合理性。王文方和曹明德發(fā)言的題目是《易學流派傳承與創(chuàng)新——以“兩派六宗”體系與“十翼”作者之爭到當代易學新興研究方法》。王文方和曹明德指出，“象數(shù)派”與“義理派”的劃分源自后世構建的“兩派六宗”框架，并非漢代易學家的自覺分類框架。在梳理漢代易學主要流派的基礎上，報告人提出了名為“代數(shù)易學”的創(chuàng)新路徑，主張在萊布尼茨發(fā)現(xiàn)卦象與二進制對應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卦符轉化為布爾向量、把易學規(guī)則形式化為代數(shù)運算，從而實現(xiàn)象數(shù)與義理的統(tǒng)一，推動易學完成與當代科學接軌的“范式升級”。章啟群報告的題目是《漢字圖式論》。章啟群認為漢字是康德哲學意義上的“圖式”，是連接感性與知性的中介。報告援引腦科學證據(jù)（如獨有的N200腦電波），說明漢字識別依賴高效的視覺加工通道，與拼音文字的聽覺主導模式存在本質(zhì)差異，這使其成為“直達概念的思維快車道”，具有更高的認知效率。同時，漢字因其“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造字法而成為“有生命的圖式”，是書法、篆刻藝術與中國文化“美麗精神”的本源。陳赟報告的題目是《涌現(xiàn)與共生：精神突破語境中的齊物秩序觀》。陳赟將《齊物論》置于“軸心時代”精神突破的秩序轉型語境中加以理解。他認為，“齊物”是對軸心時代天道、地道、人道三分后世界分化狀態(tài)的高階統(tǒng)合訴求，而非簡單抹平差別。他將“齊物”秩序觀解析為三個層次：“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道通為一”，最終指向一種差異共存、并行不悖的“涌現(xiàn)”與“共生”秩序。方旭東報告的題目是《漢語當中德性謂詞的行為屬性——以王陽明的用法為例》。方旭東梳理了有關“能力之知”與“動力之知”等的學術爭論，并提出漢語德性謂詞的根本特征在于行為屬性，即“知孝”必然意味著已行孝，其真假與意義只由實際行動決定。這一解釋比“能力之知”與“動力之知”更貼合王陽明的原意，也更準確揭示了漢語德性語言的實踐品格。

下半場會議由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文兵主持，王齊、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應奇、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徐波、浙江大學哲學學院郭敬依次發(fā)言。王齊報告的題目是《漢語哲學概念的創(chuàng)造》。王齊認為，漢語哲學的展開有賴于哲學概念的創(chuàng)造，而概念創(chuàng)造源于生活經(jīng)驗并與哲學深度、理解世界的方式直接相關。她提出，漢語哲學概念創(chuàng)造需兩條路徑并行：一是對西方哲學概念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二是激活傳統(tǒng)思想資源，將“陰陽”“生生”“和諧”“天下”等標識性詞匯改造提升為哲學概念，為世界哲學貢獻漢語思想。應奇報告的題目是《花果依然飄零——從唐君毅到王德威》。應奇以唐君毅的“花果飄零，靈根自植”命題為核心線索，梳理了其多元闡釋脈絡：從牟宗三和黃振華借助康德哲學為其提供形而上學奠基，到沈清松從離散研究視角拓展其內(nèi)涵并提出“多元他者、相互外推與原初慷慨”的跨文化倫理，再到王德威從文學批評角度揭示其悲劇意識與情感特質(zhì)。應奇認為，唐君毅的這一命題至今仍能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與精神安頓提供重要資源。徐波報告的題目是《水月鏡花：由譬喻的流變看漢語哲學思維方式》。徐波系統(tǒng)闡釋了漢語哲學中“譬喻思維”的流變與特質(zhì)。他指出，漢語譬喻自孔子“能近取譬”起就帶有鮮明的“工夫論”指向。報告梳理了從孟子“水之就下”喻性善，到程顥“清濁之水”喻，再到朱熹大量使用“鏡喻”與“月映萬川”的演進過程，認為水喻到鏡喻的更迭，集中體現(xiàn)了漢語哲學思維范式的突破與重構，彰顯了以譬喻啟蔽開悟、貫通本體與工夫、融攝思想傳統(tǒng)的獨特品格。郭敬報告的題目是《“唯舌不爛”：佛教經(jīng)典信仰的具身化闡釋》。郭敬認為，高僧傳記中“焚身而舌不爛”的靈驗敘事，是譯經(jīng)高僧與持經(jīng)行者驗證所傳佛法、所誦經(jīng)典真實無謬的象征，舌根不壞代表說法與經(jīng)典的正統(tǒng)性，舌根銷爛則對應非毀佛經(jīng)的果報。報告揭示了此敘事與《法華經(jīng)》的關聯(lián)，并指出它體現(xiàn)了“以身證法”的思想，既回應了佛法真實性的追問，也為大乘佛教在漢地的傳播奠定了超越而內(nèi)在的理論根基。

專場會議（三）的主題是“漢語哲學視角下的現(xiàn)象學與政治哲學”，亦分上下半場。上半場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李科林主持，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陳小文、臺灣政治大學哲學系汪文圣、安徽大學哲學學院張能為、中山大學哲學系張偉、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韓驍先后發(fā)言。陳小文發(fā)言的題目是《海德格爾對“驚異”的現(xiàn)象學闡釋》。陳小文指出，海德格爾將“驚異”從一種傳統(tǒng)理解中的心理情緒，提升為哲學的本源開端。報告區(qū)分了日常驚異與哲學驚異，后者是對“存在者存在”這一根本問題的本源性震驚，是開啟存在之真理的基本情緒。此外，報告通過探討古希臘“技藝”與現(xiàn)代“技術”的異化，指出技術化導致了驚異的喪失，這為理解海德格爾思想與漢語思想的融通提供了新視角。汪文圣報告的題目是《談“從語言而來的言說”的漢語哲學》。汪文圣立足海德格爾語言思想，梳理了海德格爾從“關于語言的言說”到“從語言而來的言說”的思想轉變，后者是讓語言自身生發(fā)意義的“形式指引”。汪文圣認為，漢語的隱喻、敘事、寓言等圖像式語言，因其顫動性與聚集性，恰恰契合存在的道說方式。通過分析莊子的“卮言”與儒家的“慎言”等案例，報告闡釋了漢語敘事如何從自然之道中顯現(xiàn)存在，從而為漢語哲學的語言奠基提供了理論支撐。張能為報告的題目是《“讓哲學說漢語”真的可能嗎？——伽達默爾與漢語哲學的一種奠基性問題破局理解》。張能為回顧了歐洲學界對漢語的兩種傳統(tǒng)偏見（如洪堡特、黑格爾的否定與萊布尼茨的肯定），指出伽達默爾超越了語言形式的爭論，主張不存在某種專屬哲學的語言，關鍵在于一種語言能否在歷史中顯現(xiàn)存在的真理。伽達默爾批判西方形而上學語言的異化，并肯定漢語表意、隱喻、象征等敘事結構的哲學價值，甚至提出“美學是漢語文化真正的形而上學”，從而為漢語哲學的獨立性與合法性提供了有力辯護。張偉報告的題目是《作為形而中學的心性現(xiàn)象學》。張偉引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中者謂之心”，將“心性”確立為中國哲學的核心維度。通過梳理德語“Gemüt”一詞自德國神秘主義、啟蒙時代先驗能力到浪漫派與現(xiàn)象學情感維度的概念史，張偉指出舍勒等現(xiàn)象學家重新激活了Gemüt的存在論內(nèi)涵。他主張以現(xiàn)象學方法審視東西方心性思想，揭顯人類共通的心性結構，尋求中西文明的均衡。韓驍報告的題目是《漢語哲學與一種境域顯現(xiàn)的現(xiàn)象學》。韓驍指出，印歐語系的系詞結構容易導致“實體—屬性”的固化哲學追問，而漢語作為孤立語，具有去形態(tài)化、靈活與開放的特征。漢語詩歌（如“雞聲茅店月”）通過名詞并置來呈現(xiàn)動態(tài)境域，打破了主客二分，契合現(xiàn)象學所追求的“前謂述經(jīng)驗”。報告劃分了心境、物境、事境三重現(xiàn)象學境域，認為漢語以其獨特的境域指示性，能夠精準呈現(xiàn)生存境域的流動性與整體性，與現(xiàn)象學境域分析形成深層共鳴。

下半場會議由北京大學哲學系方博主持。清華大學哲學系韓立新、浙江大學哲學學院張國清、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陳建洪、暨南大學文學院哲學研究所陳永寶先后發(fā)言。韓立新報告的題目是《從復歸主體到對象獨立——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哲學轉向》。韓立新指出，盡管黑格爾和馬克思都使用“自我異化”概念，但二者的目標迥異：黑格爾的辯證法旨在讓異化的對象復歸于絕對精神，實現(xiàn)主體的終極復歸；而馬克思則批判地繼承了這一概念，將其改造為“勞動異化”理論，并徹底否定了黑格爾“取消對象”的邏輯。馬克思強調(diào)對象具有獨立于主體的“對象性”，揚棄異化是揚棄其“異己”形式，而非取消對象本身，從而完成了“從復歸主體到對象獨立”的理論翻轉，為唯物史觀奠定了基石。張國清報告的題目是《莊子的逍遙自由觀和弱政治理想國》。張國清系統(tǒng)闡釋了莊子思想中完整的自由觀及其政治哲學構想，突破了僅視莊子為“個人精神逍遙”的傳統(tǒng)認知。他認為莊子的自由涵蓋個人、社會、政治、生命、思想五個維度，其政治思想主張限制君權、解構專制，堪稱社會批判的先驅。在此基礎上，莊子構想了一個“弱政治理想國”，其核心是“無為而治”，君主應尊重民眾的自然自由，以“薄倫理”為原則，不強行干預社會與個體生活。陳建洪報告的題目是《論一種東方游擊概念》。針對一些西方學者將西方戰(zhàn)爭模式界定為崇尚正面決戰(zhàn)的“勇武”模式，而將東方戰(zhàn)爭簡化為詭詐與游擊戰(zhàn)的二元對立觀點，陳建洪反駁道，游擊戰(zhàn)是人類歷史上普遍的弱者策略，并非東方專屬；中國古代戰(zhàn)爭亦以兩軍對壘的正面攻堅為常態(tài)。他進一步提煉中國“慎戰(zhàn)”與“文主武從”的戰(zhàn)爭哲學，崇尚“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從而打破東西方戰(zhàn)爭模式的僵化對立，展現(xiàn)漢語文明的和平底色與戰(zhàn)略智慧。陳永寶報告的題目是《漢語哲學背景下的家庭問題窺探——從“孝”的實踐談起》。陳永寶指出，在市場經(jīng)濟沖擊下，傳統(tǒng)孝道面臨沖突，長期家庭照顧者承受巨大壓力。他認為以科學主義、技術理性為核心的傳統(tǒng)心理咨詢脫離中國家庭實際，易導致求助者與咨詢師信任斷裂，因而主張引入“哲學咨商”，其方案是以儒家的“信”重建家庭信任根基，通過恢復家庭成員間的“仁”與“敬”來化解關系失衡，從而為傳統(tǒng)孝道的現(xiàn)代轉化提供一條基于儒家倫理的實踐路徑。

專場會議（四）的主題是“語言、翻譯與漢語哲學”，由北京大學哲學系李麒麟主持。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韓東暉、臺灣大學哲學系苑舉正、中國政法大學哲學系文兵、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胡旭輝和日內(nèi)瓦大學吳丹楓以及意大利米蘭圣心天主教大學帝夢（Timon Gatta）依次報告。韓東暉報告的題目是《漢語語言哲學的問題與方法》。韓東暉從中國知識體系現(xiàn)代轉型的背景切入，指出構建“漢語語言哲學”需面對四個基本問題：是否有必要構建以漢語為主要考察對象與運用工具的語言哲學？它應在既有語言哲學內(nèi)部展開還是另辟問題域？是否揭示了現(xiàn)有范式難以覆蓋的漢語個性？以及是否需要現(xiàn)代邏輯、符號學、現(xiàn)象學、結構主義之外的獨特方法？韓東暉強調(diào)，漢語語言哲學不應為特殊而特殊化，而應通過比較漢語與印歐語系、漢字與字母文字在語言假定、概念整合、隱喻、語義與語用上的差異，反思現(xiàn)代漢語作為哲學表達語言的成熟條件。苑舉正報告的題目是《漢語教學中所遇到的轉譯問題》。苑舉正結合講授斯多葛哲學的經(jīng)驗指出，斯多葛哲學與中國哲學在關心人生義務、修養(yǎng)與道德楷模上表面相似，卻最易因此制造誤解。他以“圣人”與“sage”為例，指出表面相似的詞匯容易掩蓋二者在宇宙論、人格理想等理論系統(tǒng)上的根本差異。他又以“善惡”觀念說明斯多葛哲學中存在嚴格的理性劃分。因此，轉譯的關鍵不在于尋找表面相似的對應詞，而在于引導學習者回歸概念所屬的完整理論系統(tǒng)和思想語境。文兵報告的題目是《從維果茨基的詞義理論看不同語言系統(tǒng)的語詞的對譯和接受》。文兵以德語“Recht”的漢譯（如“法權”）為例，說明不同語言系統(tǒng)間存在語義不對等。借助維果茨基的詞義理論，他指出翻譯并非靜態(tài)的詞對詞替換，而是“詞義”（思維與語言的融合單位）在新的語言系統(tǒng)中的重組與概括過程。這意味著，漢語譯詞（如“法”）可以在新的社會與思想現(xiàn)實中被賦予新的思想內(nèi)容，擴展其概念功能。胡旭輝、吳丹楓的聯(lián)合報告題為《言語行為力的句法編碼：以普通話中的“嗎”與“呢”為例》。報告人從生成語言學出發(fā)，探討言語行為力這類語用信息是否能被編碼進句法。通過分析句末助詞“嗎”和“呢”在疑問句中的句法位置差異，論證了至少部分言語行為力可以被漢語句法系統(tǒng)所編碼。這項研究旨在表明，對漢語特殊現(xiàn)象的分析不僅描述漢語特性，更能為理解人類語言的普遍本質(zhì)提供新的理論和證據(jù)。帝夢報告的題目是《現(xiàn)代漢語哲學術語的概念效力：哲學術語漢譯若干例子》。帝夢的報告旨在回應“漢語不適合表達復雜西方哲學”的偏見。他以康德術語（如“先驗”/“超驗”）的漢譯為例，指出現(xiàn)代漢語通過創(chuàng)造新譯詞或功能化舊詞，能夠形成比歐洲語言更清晰的概念區(qū)分。但這種語義清晰的優(yōu)勢也可能帶來代價，即丟失原術語在歷史中積累的歧義性與語源層積。這揭示了翻譯是涉及概念史與系統(tǒng)轉換的深刻哲學問題。

專場會議（五）的主題是“比較哲學視域中的漢語哲學”，由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陳建洪主持。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徐英瑾、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詹文杰、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常旭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茍東鋒、華僑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高來源先后發(fā)言。徐英瑾報告的題目是《具身圖式說與司馬光的法哲學——以“阿云案”為例》。徐英瑾認為，司馬光的哲學思想與分析哲學“解剖麻雀”的方法論深度共鳴。北宋熙寧初年的“阿云案”即為典型例證。該案的法哲學核心問題是：宋律中的“謀殺”刑名，究竟是統(tǒng)一概念，還是“謀”與“殺”的拆分組合？司馬光堅持統(tǒng)一概念。他的論證隱含了一種接近戴維森的意圖觀：“殺人意圖”本身已內(nèi)在包含了實現(xiàn)該意圖的路徑指向，故“謀”與“殺”不可分割。詹文杰報告的題目是《語法的形而上學引力：以古希臘語與古漢語為例》。詹文杰提出了“溫和的語言相對主義”，認為語言不劃定思想邊界，卻系統(tǒng)性鋪就了思想最持久的地形圖。詹文杰分析了古希臘語的六種語法機制，認為西方形而上學的核心范疇（實體、偶性、本質(zhì)等）、“活動—對象”分析框架、屬加種差定義法及自覺的邏輯論證形式，深植于古希臘語的語法結構。與古希臘語相較，古漢語則具有無冠詞、無屈折、無系詞等特征。這些特征使得漢語需要不同的概念建筑術。常旭旻報告的題目是《試析“西方哲學處境化”的理論基礎——以寬容原則為切入點》。常旭旻回顧了趙敦華教授提出的哲學“三化”，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中國哲學的現(xiàn)代化、西方哲學的處境化。根據(jù)戴維森的寬容原則，常旭旻選擇趙敦華對to be的中譯研究，以及基督教哲學研究為案例，分別從理論解釋內(nèi)容和漢語研究方法論兩個層面，分析了西方哲學的處境化的理論基礎及其理論限度。茍東鋒報告的題目是《“名”與“概念”》。茍東鋒認為，當代中國哲學話語體系建構中的一項基礎工作是重新確定概念與名的關系：應從符號學能指與所指的統(tǒng)一來理解“名”，“實”主要并非“實指性客體”而是“意向性客體”及墨家所言的概念；就儒學及“名教”而言，名所指主要是作為“定名”的“仁義”等標識性概念；儒家所講的名的特殊性還在于它涉及人的概念，因而不僅是認識問題，也是評價問題。高來源報告的題目是《從表象到指號：皮爾士對康德的汲取及批判》。高來源主張對推論主義的研究應更注意其在哲學史中的淵源，以皮爾士對康德哲學的汲取、批判與轉向為線索，厘清近代以來認識論所經(jīng)歷的三次重要轉變，即笛卡爾的直觀—觀念式、康德的表象—概念式與皮爾士的指號—解釋項式，從而為當代認知哲學的發(fā)展提供參照。

專場會議（六）的主題是“漢語哲學的方法與特質(zhì)”，由《學術月刊》編輯部盛丹艷主持。中山大學哲學系李勇、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李科林、美國肯庸學院蕭陽、清華大學哲學系蔣運鵬、北京大學哲學系南星先后發(fā)言。李勇報告的題目是《漢語哲學的方法：以解決哲學問題為導向》。李勇認為，為避免空泛定義，應通過具體案例（如“天下”概念）呈現(xiàn)漢語哲學的獨特性。他區(qū)分了案例的“強解讀”（獨特乃至更優(yōu)的傳統(tǒng)）與“弱解讀”（擁有可回應普遍問題的獨特資源），并表示本人傾向于后者。在李勇看來，“天下”觀念能在全球正義理論中為超越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僵局提供一種獨特的思想方案，從而表明漢語哲學能為全球正義等普遍問題提供一種不同且融貫的思想方案。李科林報告的題目是《符號與分類：漢語哲學中的知識論》。李科林提出，在漢語世界中，知識并非主體對客體的靜態(tài)表象，而是使事物可被認知的秩序生成過程。她以《說文解字》中植物部漢字的歸部與排列邏輯為例，揭示其體現(xiàn)的是一種基于“名物網(wǎng)絡”的知識建構：漢字通過意符、部首的編排，將事物關聯(lián)到具體的技術、文化與實踐秩序中。因此，漢語哲學的知識論是一種從“名”（文字、名稱）與“物”（事物、實踐）的關聯(lián)網(wǎng)絡中展現(xiàn)出來的知識論，漢語在此是構成性的媒介，而非外在工具。蕭陽報告的題目是《漢語哲學中的“概念詞”與“概念善”》。蕭陽分析了理解“漢語哲學特性”的幾種可能路徑，并重點闡述了將其理解為“漢語中的概念詞”這一版本。他借用了“概念善”的理念，指出擁有或失去一個關鍵的概念詞，意味著一種思想上的“得”與“失”。他以倫理學中的“義”為例，說明當“義”被現(xiàn)代倫理學中的“道德上正確的”所置換時，我們可能失去了“義”這個詞所承載的特定的倫理視野與概念框架。因此，從“概念詞”的轉換與得失入手，是揭示漢語哲學特質(zhì)及其思想后果的一個重要而緊迫的角度。蔣運鵬報告的題目是《自然主義是否構成對哲學的威脅？》。蔣運鵬區(qū)分了“本體論自然主義”和“方法論自然主義”。對于前者，他認為判斷其真?zhèn)伪旧砭褪且粋€哲學任務，且即使它為真，哲學因其命題的偶然性、處理規(guī)范性議題以及進行“概念工程”等建構性功能，仍能保持自主性。對于后者，他認為只要不極端化，哲學的諸多實踐（如分析命題探討）與之可以兼容。他的核心結論是，無論哪種形式的自然主義，均不構成對哲學學科合法性的根本威脅。南星報告的題目是《從“境界說”看漢語哲學的特質(zhì)》。南星追溯了“漢語哲學”議題被忽略的早期歷史，特別提及傅斯年的四個斷語——哲學是語言的副產(chǎn)品、西洋哲學是印歐語言的副產(chǎn)品、漢語實非哲學的語言、戰(zhàn)國諸子亦非哲學家，并指出德里達“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思想”的論斷可視為傅斯年觀點的后世回響。他進而指出，馮友蘭對張東蓀版本的“漢語哲學”提出了有力批評，“漢語哲學”的倡導者們?nèi)粝牖貞@一批評，或許可以從王國維和馮友蘭等人的“境界說”中尋求幫助。

“漢語哲學論壇十周年：回顧與展望”圓桌論壇

專場會議結束后，舉行了“漢語哲學論壇十周年：回顧與展望”圓桌論壇，由陳建洪主持，韓水法、韓林合、清華大學哲學系王路、山西大學哲學學院江怡、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孫向晨、北京大學哲學系程樂松、徐龍飛、周程先后發(fā)言。韓水法首先回顧論壇緣起，指出“漢語哲學”這一說法在21世紀初已有若干提出和使用，2016年首屆論壇帶有鮮明的爭論色彩，正是這些批評與爭論推動論壇延續(xù)至第十屆。展望未來，他主張漢語哲學應從深度與廣度兩個方向推進——深度即借助認知科學、意識研究、語言學與人工智能等資源深化理論論證，廣度即不斷發(fā)掘漢語植物分類、句法結構、翻譯實踐、概念詞與生活世界等看似細節(jié)卻能持續(xù)擴展研究邊界的新問題。韓林合圍繞漢語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發(fā)言，指出漢語哲學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與作為哲學二級學科、以哲學史研究為主的“中國哲學”相區(qū)分；他認為漢語哲學至少在極窄意義上仍有不可替代的合法性，即關注漢語這種特殊語言形式所引發(fā)的構詞、句法、文字、概念生成等哲學問題，而論壇十年的實踐已顯示出實際效力，使?jié)h語哲學從一個可疑說法逐漸成為可以嚴肅討論的學術方向。王路回顧自己參加首屆論壇的經(jīng)歷，坦言當初曾追問漢語哲學究竟是 Chinese philosophy、philosophy in Chinese、philosophy by Chinese 還是 philosophy of Chinese，后來逐漸理解到這一平臺并不要求每位參與者首先給出精確定義，而是允許不同背景的學者在翻譯、悖論、邏輯與語言表達等問題上展開研究；他以自己長期關注的being翻譯問題為例，說明論壇促使他持續(xù)思考翻譯、概念與語言表達問題。江怡回顧自己如何被卷入漢語哲學討論，指出十年之后他認為漢語哲學不應被簡單等同于狹義漢語言哲學，而應被理解為對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一種現(xiàn)代回應，是對“讓哲學說漢語”呼吁的回應，并以“十年風雨見彩虹，漢語哲學成氣候”概括論壇歷程，呼吁更多語言學家與青年學者加入。孫向晨從論壇組織史與哲學普遍性角度發(fā)言，回顧了“南北哲學論壇”與海峽兩岸暨香港地區(qū)“漢語哲學論壇”的脈絡，指出哲學應追求普遍性，但并不存在一種脫離具體語言的“世界語哲學”；漢語哲學應在“心”“情”“山水”“天下”等概念與經(jīng)驗結構中提供獨到資源；他以“家族相似”形容十年論壇的形態(tài)，強調(diào)漢語哲學不是排他的民族哲學，而是作為人類哲學財富的一部分參與對人工智能、意識與語言等問題的討論。程樂松從個人學術經(jīng)歷與現(xiàn)代漢語結構出發(fā)，指出漢語哲學使其研究道教與中國傳統(tǒng)思想的工作得以重新被理解為哲學工作；他強調(diào)現(xiàn)代漢語具有“雙重目標語言”的特征，自誕生之初便處在陌生性、翻譯性與雙重來源的張力之中；我們對漢語哲學性的要求常過于苛刻——任何語言都不是天然為哲學準備好的，哲學是在具體語言使用中通過規(guī)范化、反思與解釋逐步形成表達能力，而不可翻譯性恰恰為語際之間的哲學解釋提供了空間。徐龍飛回顧自己從懷疑漢語哲學能否成立到逐漸認為其“頗有道理”的思考過程，指出沒有人用抽象的“語言”做哲學，人只能用具體語言做哲學，因此“用漢語做哲學”當然可以成立，而漢語哲學還應像西方哲學從希臘語、拉丁語的基本詞匯出發(fā)那樣，尋找自身最基本的初始概念；他認為這一工作或許永遠不會完成，但正因未完成才具有持續(xù)推進的意義。周程從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角度發(fā)言，指出漢語哲學的合法性問題與科學中的“自我實現(xiàn)”現(xiàn)象相似——一個概念在不斷被提出、討論與研究之后會逐漸形成真實的學術對象與共同體；他以 science一詞進入漢語、日語后“科學”“實學”“理學”等譯法與意義的轉變?yōu)槔f明同一基本概念在不同語言文化圈中會呈現(xiàn)明顯語義差異，而論壇的意義正在于引導不同背景的學者共同研究語際、文化與概念之間的轉移問題。最后，韓水法作補充總結，回應周程關于“科學”概念的討論，強調(diào)不能因為“漢語哲學是什么”難以達成共識就以此反對漢語哲學，因為“哲學是什么”“科學是什么”同樣難有一致定義，問題不在于能否立即給出封閉定義，而在于是否存在值得持續(xù)研究的對象、問題與共同體；他還回顧了論壇的制度化歷程，包括2021年北京大學漢語哲學研究中心獲批成立、與商務印書館合作推出漢語哲學研究叢書等，并指出第十屆論壇回到北京大學舉辦具有紀念首屆論壇與重新出發(fā)的雙重意義。

圓桌論壇結束后舉行了本次論壇的第二場大會報告。報告分上下半場，上半場由韓東暉主持，北京大學畢明安（Michael Beaney）、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意大利羅馬第二大學里卡多·波佐（Riccardo Pozzo）先后發(fā)言。畢明安報告的題目是《“漢”化分析中國哲學：論其深化與拓展》（EnHANcing Chinese Analytic Philosophy）。畢明安系統(tǒng)闡述了如何以分析哲學的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并強調(diào)關注中文語言使用在這一過程中的核心作用。他從詞源學回顧“分析”（analysis）的古希臘語本義即“分解”“解開”，提出一個廣義的“分析”定義——通過識別或回溯到更基本要素，從而得以推導、解釋或重構初始給定的對象，并據(jù)此區(qū)分回溯、分解、解釋、聯(lián)結四種分析模式，強調(diào)聯(lián)結模式在中國哲學研究中尤為重要。他以《莊子·秋水》中的“濠梁之辯”為例展示了四種模式的應用，最后指出這種分析進路既是對中國哲學的“增強”，也是對分析哲學本身的“增強”，迫使其拓展工具以應對非印歐語系的哲學傳統(tǒng)。鐘鳴旦報告的題目是《“之間”的藝術》。鐘鳴旦聚焦?jié)h字“間”，提出歷史本質(zhì)上是生命與生命“相遇”的過程，而“之間”正是這種相遇發(fā)生的創(chuàng)造性空間。他以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來華、利瑪竇與徐光啟之間的互動為“實驗室”，指出“間”字形為“門中窺月”，形象地表達了“光”與“隙”的相互依存，并援引和辻哲郎“間柄”概念說明人的存在本質(zhì)上是“關系性”的。他進而闡述“間”作為歷史方法的幾個層面——對“邊際人”或“中間人”身份的關注、對嚴格對立范疇界限的反思、對互文性與共同創(chuàng)作（如合譯《幾何原本》）的關注，以及對《莊子》“無用之用”所示的“空”與開放性的關注。鐘鳴旦總結道，探究文化相遇的歷史，是一門探尋“之間”的藝術；漢語哲學與中國思想能教導我們關注這種不為距離所縛的“之間”性關系。波佐報告的題目是《幻象與想象力：中歐哲學中的兩個不可譯概念》。波佐討論了“phantasy-imagination”（幻想—想象力）概念在中國與歐洲傳統(tǒng)中的翻譯、語義演變與哲學功能，批評傳統(tǒng)哲學史長期受歐洲中心主義與單語模式影響而忽視概念在翻譯中的變形，主張一種“跨文化概念史”的研究路徑。他指出，中國傳統(tǒng)中的“想象”并不僅意味著主觀虛構，而與文學創(chuàng)造、道德修養(yǎng)及宇宙生成相關，這與西方自古希臘以來關于imagination的各種設想形成了有趣的對照。另一方面，利用數(shù)字人文方法，波佐對《新編科學院版康德全集》中imagination相關術語進行了風格計量學的語義分析，從而重建“想象”概念在中西翻譯中的演變軌跡。在波佐看來，大語言模型與人工智能的發(fā)展使跨語言、跨文化的哲學研究進入了新階段。哲學不再只是單一文明內(nèi)部的思想史，而是一種全球性的概念互動過程。

第二場大會報告的下半場由應奇主持，孫向晨、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傅永軍、清華大學哲學系王路先后發(fā)言。孫向晨報告的題目是《論先秦儒家典籍中與“意識”相關的重要概念》。孫向晨指出此次探討的驅動力源于意識與語言何者更具基礎地位的爭論以及“AI是否有意識”問題的興起。他首先梳理了現(xiàn)代“意識”概念的生成脈絡，強調(diào)其非“古已有之”，而是首先由笛卡爾以“我思”將世界投射到“思維”平面，洛克再將意識界定為對感知內(nèi)容的反思性覺知，復經(jīng)貝克萊、休謨、康德直至胡塞爾展開的高度反思性的、內(nèi)在的、包羅萬象的概念家族。以此為參照坐標，他聚焦佛教傳入前的先秦至漢代儒家典籍，指出其中神、魂魄、心、思、知、志、情等概念并非統(tǒng)一、反思性的內(nèi)在空間，而往往是分散的、描述性的、對象化的，并常以形—神、心—物、性—情、志—意等對偶關聯(lián)范疇出現(xiàn)，缺乏一個作為一切反思出發(fā)點的“第一人稱自我”觀念。傅永軍報告的題目是《從正典到經(jīng)典：漢語詮釋學經(jīng)典意識的存在論視域轉換》。傅永軍指出“經(jīng)”本有“織物之縱線”之義，引申為“標準”“準繩”，古代中國人正是通過“經(jīng)”理解天道、建立秩序，故經(jīng)學是一種關乎存在與生活方式的實踐活動。他詳細分析了“經(jīng)”如何在孔子刪訂六經(jīng)、漢代“獨尊儒術”之后成為承載歷史性、超越性、神圣性與規(guī)范性的“正典”，形成以還原圣人原意為務的“宗經(jīng)”立場。隨著西學東漸與現(xiàn)代社會的形成，他主張從“正典意識”轉向“經(jīng)典意識”，認為現(xiàn)代詮釋學視域下的經(jīng)典具有歷史性、規(guī)范性、無時間性與共在性四個新的存在論特征，能夠不斷進入新的歷史情境，在解釋者與文本的互動中生成意義，從而成為能夠與現(xiàn)代人持續(xù)對話的思想資源。王路報告的題目是《“是”與“有”：一種比較研究》。王路首先批評了以“有／無”類比中西哲學核心概念，進而得出“中國哲學也有形而上學”的論證鏈條，認為這是基于錯誤翻譯的不恰當類比，并明確指出中國“有哲學”但并無西方意義上的“形而上學”。在王路看來，理解西方哲學中的“being”，必須緊扣其作為邏輯“系詞”（copula）的核心功能，因此應譯為“是”，而非“存在”。王路考察了對黑格爾《邏輯學》開端幾個范疇的翻譯，認為將“Sein/Nichts/Werden”譯為“有／無／變”的傳統(tǒng)做法值得商榷。他最后將討論延伸到《道德經(jīng)》的翻譯，指出“有”“無”可以譯作somethingness和nothingness，但不應當譯作being和not-being，否則就會錯誤地將系詞引入本不含系詞句法結構的中國思想當中。

與會學者合影

大會報告結束后舉行了簡短閉幕式，由王慶節(jié)、韓林合、韓水法先后作閉幕發(fā)言。韓水法在閉幕發(fā)言中指出，“問題”是學科形成的根本動力——正因為有懸而未決、值得探討的問題，“漢語哲學”作為一個命名、一個學科方向或一個研究領域才得以存在并發(fā)展，而哲學的本質(zhì)也在于以各自的方式解決問題。最后，韓水法作為會議主辦方與主要發(fā)起人，感謝與會者的參與、會務團隊的辛勤付出與系所的支持，并宣布第十一屆漢語哲學論壇將在中山大學舉辦。第十屆漢語哲學論壇至此圓滿落幕。經(jīng)過兩整天的密集研討和思想交流，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漢語哲學歷經(jīng)十余年深耕，已從最初的學術倡議成長為貫通分析哲學、現(xiàn)象學、政治哲學、美學與比較哲學等多領域的前沿研究范式，成為融通中西思想、打破學科壁壘的重要學術平臺，未來必將持續(xù)推動中國思想資源深度融入世界哲學對話，為人類文明多樣性的發(fā)展貢獻智慧力量。

（李曉楠、黃可心等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