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結束后的這一周，教培機構又在社交媒體上為“大學預科班”打廣告，號召這些還不知道自己要上什么專業、上哪所大學的學生，先行搶跑，開始學四六級英語、高等數學、計算機編程等課程，有的機構則僅提供“大學認知”類的講解。

　　去年，我就關注了這種被稱作“高中大學銜接”的培訓，報道發出后，有人評論“卷到一個新高度”“一生搶跑的學生”“大學高中化”，還有人建議高考后的學生“跟最好的朋友進行人生中第一次沒有大人的旅行”。

　　旁觀者的取向很明確：這些剛剛經歷了人生中重要考試的學生，理應從緊張的考試狀態松弛下來，享受難得的假期，探索“獨立”。但現實是，身處其中的學生和家長始終焦慮地想為未來的“出路”做準備，可能是“保研”“考研”或者“考編”。

　　采訪時，我實地調研了許多培訓機構，墻上大寫著“上岸”標語，推銷的話術充斥著“再不準備就晚了”。我已經30歲了，學的是“過去幾年最不被看好”的新聞專業，在和培訓機構的工作人員深度交流時，也開始反思，自己是不是應該抓緊點，再去學一門計算機語言，才不會被這個人人都能“Vibe Coding（氛圍編程，指用人工智能輔助編程）”的時代丟下。

　　同我一起采訪的實習生正讀大四，在保研邊緣，她有點驚訝，自己過去未曾聽聞這樣的培訓。更何況是剛剛高考完的學生——很多人在高考后第一次直觀地感知到“信息差”，他們從學長學姐那里打聽到“考證”“拿獎學金”“保研”……卻不知哪條路通向這些光鮮的標簽。

　　采訪中，許多孩子都是從輔助報志愿的機構了解到“高大銜接培訓”的，推出“高大銜接課程”的機構大多也推銷保研培訓，根據目標院校，收費從9.8萬元至40萬元不等。一條從高考延伸出來的產業鏈，在高考結束的那一刻就準備好了下一個“收費站”。

　　已經無從考究是學生和家長的焦慮創造了這種培訓，還是這些培訓催生了他們的焦慮。

　　事實上，在培訓機構嘴里與未來息息相關的“成績”“發表論文”等“目標”，正在大學里發生改變。去年，北京大學發布公告宣布，自2025級本科新生起，學生學業評價將全面取消績點（GPA）排名，成績單將作為學業情況的完整體現。今年，南京大學、蘭州大學等多所高校，均已迎來首位“以實踐成果通過畢業答辯”而非傳統論文畢業的博士。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中文創意寫作專業有36名學生通過提交小說等實踐成果，獲得專業碩士學位。

　　這些改革的初衷很明確：讓學生從“分數”“論文”上松綁，讓大學回歸它本應有的樣子，不再是高中的延續，而是一個人真正開始學會為自己負責，探索興趣之所在，追求獨立思想與自由精神。

　　問題是，大學制度層面的松綁，傳導至高考后的孩子是緩慢的。哪怕所有人都在告訴他們不要焦慮，但“焦慮”有時來自比較，這與教育公平相關。

　　坦率地講，并非所有孩子在高考后都站在同樣的起點上。一位在四線城市非重點高中教書的老師在看到報道后說：“我是2019年上的大學，畢業于應試型高中，我的大一過得迷茫與放縱。我是家族的第一代大學生，甚至我父母認識的人里都沒有人上過大學，如果我當年有這樣的‘高中大學銜接班’，我想我會報名的?！?/p>

　　如今他面對的學生，很多都和他當年處境相似，卻也沒有足夠的家庭資源支持他們上社會上的培訓班。他已經讓家長提前關注各個大學提供的公開招生講解，在教學中不斷引導學生想清楚未來的專業方向，他還打算在高三學生畢業后開個線上會議，為他們講解大學需要的知識和技能。他問道：“作為一名非重點高中的老師，還能為學生做些什么？”

　　我們需要承認的是，高考后的學生需要“高大銜接”，但這不應是補課式的、唯成績論的目標導向，而應是在他們從緊繃的考試狀態中解脫出來、進入相對自由的大學生活時，需要知道“大學是什么”，“信息差”需要被填平。正如我的一位采訪對象所說：“‘高大銜接’真正的任務，是幫學生找到坐標?！?/p>

　　我還記得在采訪時，一個男孩想要拒絕母親給他安排的“英語高大銜接班”，他問“意義是什么”，母親回道：“那開學測你如果是慢班怎么辦？”男孩沉默應對。

　　母親的焦慮是真的，但我想說的是，反問本身——這個課的意義是什么——恰恰是最不應該被忽視的聲音。因為在過去12年里，這個男孩大概很少有機會問出這樣的問題。課程表是排好的，參考書是指定的，補課班是媽媽報的，“意義”從來不是他需要思考的問題——他只需要執行?？蛇@個反問，恰恰就是大學教育應該教會他問的那種問題。

　　高考后的暑假，先不必焦慮搶跑。不是因為這個夏天不重要，而是因為它重要的方式，和培訓班里老師講的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