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同樣是禁令，澳大利亞給16歲以下青少年斷開了社交媒體，英國馬上要跟。口號很漂亮：把孩子的心理健康放在科技公司的利潤前面。但有個尷尬的問題揮之不去：誰來判斷這招到底靈不靈？
“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有用還是沒用。”巴斯帕大學的皮特·埃切爾斯說得直白，他正同時在給澳大利亞和英國政府當顧問，研究兩邊的禁令效果。“這完全是一片新領地。”
換句話說，幾十億人用了快二十年的社交網絡，當要一刀切禁止未成年人使用時，決策者手里連一張像樣的效果預判表都沒有。研究遠遠落后于立法，而且因為禁令本身的特性，也許永遠追不上。
要點一：最“硬”的研究剛好沒法做了
檢驗一項政策是否有效，金標準是隨機對照試驗——找兩組年齡相仿的青少年，一組禁用社交媒體，一組照常使用，然后對比他們幾個月甚至幾年后的心理狀態變化。但澳大利亞的禁令去年12月落地，英國預計2027年初生效，一旦全國性禁令在位，你根本找不到“對照組”了。所有人都被禁止，沒有人能“合法”繼續刷社交網絡給你當參照。
更大的麻煩是，即便有前后對比數據，你也分不清心理指標的變動到底是禁令的功勞，還是疫情、經濟、學校壓力甚至氣候變化帶來的連鎖反應。巴斯帕大學的團隊直指要害：“大樣本前后對比的結果，沒法從其他社會影響里剝離出來。”政策跑得太快，科學連最基本的因果推斷都難以完成。
要點二：現有的“證據”大都靠自述，水分大得嚇人
過去關于社交媒體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大量依賴自我報告——比如直接問孩子或者家長：“你每天刷多久？”任何人都清楚這種數據的可靠性有多糟糕。更不用提那些持續兩三周的短期干預實驗了。埃切爾斯毫不客氣：“你要談的是心理健康這種大變化，兩周根本看不出任何東西。”
正因如此，英國這邊目前最被寄予厚望的，是威康信托基金會在布拉德福德跑的一項“IRL試驗”。他們招募了10所學校近4000名12到15歲青少年，在手機上裝一個能客觀追蹤社交軟件使用時長的App。其中一半孩子的App還會主動限制訪問。這才是能產出硬數字的設計，第一批結果預計明年年中發布——雖然那時候英國禁令可能已經箭在弦上，但至少能為后續修正政策提供一點實錘。
要點三：禁令成了全國實驗，而實驗對象是整整一代人
威康信托的凱瑟琳·塞巴斯蒂安對這個時間差有點無奈，但仍堅持數據有用。“禁令落地后再出結果，也有助于完善政策。”她同時透露，基金會已經邀請了14個研究團隊提交方案，挑選部分進行資助，目標是盡量用不同方法捕捉數據，最終合成一個有說服力的結論。
一些團隊打算跟蹤現有隊列，定期訪談，在禁令前后持續測量青少年的心理狀態。塞巴斯蒂安承認這類縱向訪談“有洞察力，但非常刻板”，很難靈活抓住意外變量。還有團隊在提案中設計了其他路徑，不過目前細節沒有公開。
如果非要總結現狀，那就是：一個尚未被證明有效的干預手段，即將成為數以百萬計青少年的默認生活設置。研究人員正手忙腳亂地搭建事后評估的腳手架，而立法者的倒計時已經滴答作響。埃切爾斯那句“沒有證據”的坦白，可能成為這代人關于技術治理最刺眼的一個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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