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件背景引入

林某是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實控人。案子移送審查起訴之后，他找到了我們。

事情要從一宗市政道路改造工程的招標說起。林某的公司參與投標，商務標報價與另外兩家投標人高度接近——三家均在招標控制價的92%至94%之間，林某公司居中，另外兩家依次低約0.6%和高約0.5%。開標前一周，三家公司的負責人在一家餐廳包間一起吃過飯，招標期間又有人匿名舉報存在圍標嫌疑，公安機關對此立案偵查。

偵查階段形成的主要材料包括三份報價明細表、飯店監控視頻，以及幾段微信聊天記錄截屏。起訴意見書的結論是：林某與另兩家公司負責人就報價達成合意，涉嫌串通投標。

二、辯護難點分析

卷宗看完之后，這個案子的脈絡并不復雜，但幾組證據彼此咬合得比較緊，拆解的難度不小。

第一個問題是報價分布。三家企業的最終報價擠在一個不到兩個百分點的區間里，林某公司恰好居中。這個結構正好對應了實務中一種典型的圍標模型——安排一家報低價、一家報高價，目標企業取中間價中標。辦案人員順著這個經驗邏輯往下推，心理上已經有了大致判斷。

第二個問題是那場飯局。開標前七天，三位負責人在同一個包間吃飯，時間節點敏感，出席人員全是競爭對手。林某告訴我，那是行業商會活動后的私人小聚。但光憑這個說法，很難消解偵查人員已經形成的合理懷疑。

第三個問題是一組微信聊天記錄。開標前三天，另一家投標企業的負責人給林某發了一組數字，林某沒有回復。但這組數字與最終的中標價之間確實存在某種對應關系。控方把這條記錄作為證明信息傳遞的核心間接證據。

三項事實彼此呼應，容易讓人形成內心確信。如果要拆，就得一項一項來。

三、核心辯護策略

我們的整體思路是分段瓦解，給每一組客觀事實都提供一套可查證的非合謀解釋。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對串通投標罪的規定，落腳點在"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報價"，實踐中對該罪名的認定，要求主客觀要件同時成立——客觀上要有相互串通的行為外觀，主觀上要有明確的合謀故意。我們要做的，就是證明這兩個層面都無法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

圍繞這條主線，我們做了三件事：一是申請工程造價司法鑒定，用獨立數據來回應報價趨同的問題；二是從電子數據取證規范入手，對那組微信聊天記錄的合法性提出質疑；三是調取三家企業的內部決策文件，呈現各自獨立編制投標報價的完整過程。三條線同時推進，每一項都指向證據鏈的一個環節。

四、證據突破過程

最先打開局面的是電子數據那一塊。

那組微信聊天記錄在提取時，偵查人員沒有依法進行全過程同步錄音錄像，扣押清單上對手機型號和序列號的記載，與后續鑒定意見中的描述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電子數據取證規則》的要求，這種來源不清、過程記錄有瑕疵的電子數據，不得作為定案的依據。我們前后提交了兩次書面質證意見，并在庭前會議上申請對電子數據收集程序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最終法庭沒有將這組聊天記錄納入有效證據。

信息傳遞這一環斷了之后，剩下的工作就有了著力點。

第二個突破來自工程造價鑒定。我們委托具備司法鑒定資質的機構，按照招標項目的工程量清單和當時當地的市場價格進行獨立核算。鑒定意見表明，三家企業的報價都落在獨立核算后的合理利潤區間內，沒有低于成本價或異常拉高的情況。其中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林某公司對材料損耗率的取值為4.5%，另外兩家分別為3.8%和5.2%。這個微小但穩定的差異，恰恰是獨立企業根據自身管理經驗做出的不同判斷，恰好印證了三家企業的技術標編制邏輯互不干擾。我們將這組數據整理成對照表提交，用于論證報價并非通過協商統一口徑得來，而是各自基于內部核算獨立形成。

第三塊工作圍繞主觀故意展開。我們調出了林某公司在這個項目上的全套內部文件：預算編制底稿、各階段的內部審批單、向三家材料供應商詢價的原始記錄，以及公司內部討論是否參與投標的會議紀要。這些材料能清晰地還原出一條獨立的決策時間線。相應地，另外兩家企業我們也申請調取了同期文件，三家在利潤率設限、風險系數取值、分包方案上的判斷各不相同。我們將這些材料按時間順序整理成冊并做了公證，一步一步地說明合謀故意缺乏事實支撐。

至于那場飯局，我們沒有回避，而是提交了商會的活動通知、簽到表、多人合影，以及餐費各自支付的轉賬記錄，證明這是一次公開的行業交流，與合謀沒有唯一的指向關系。此外，通過調取通訊基站數據還原了三方在開標前階段的行動軌跡，未發現其他異常碰面。

五、案件結果

審查起訴階段，我們一共提交了三份書面辯護意見、兩份證據排除申請和一份第三方鑒定報告。案件經過兩次退回補充偵查后，檢察機關最終認為，認定林某與另兩家公司構成合謀的證據鏈條無法排除合理懷疑，不符合起訴條件，依法對林某作出不起訴決定，取保候審措施也同步解除。

六、同類案件的普適建議

辦完這個案子，有幾點思路對遇到類似困境的當事人和家屬或許有用。

接到調查之后，不要急于做推測性陳述。招投標領域的商業溝通往往存在多種解釋空間，在律師介入、客觀書證整理清楚之前，迫于壓力做出的超出實際情況的供述，事后很難再糾正。先固定書面材料，再組織自己的敘述，順序不要顛倒。

內部決策文件平時注意留存。項目報價的測算底稿、內部審批單、向供應商的詢價比選記錄，這些在正常經營中容易被當成常規流程文件忽略，但一旦進入刑事程序，它們就是證明獨立決策最直接的憑據。案子能翻到什么程度，往往取決于平時留下了什么。

電子數據的取證程序值得特別關注。這個案的突破口就在微信記錄的合法性審查上。實務中，聊天記錄、郵件經常被用作指控依據，但如果提取過程不符合法定程序，可以依法申請排除。一項關鍵電子證據的排除，有時就能松動整個指控體系。

另外，不要低估專業鑒定的價值。工程造價鑒定、同期市場數據、行業投標行為的統計分析報告，都可以幫助辦案機關從商業邏輯層面理解報價的合理性。很多表面上看起來異常的報價分布，放在專業維度下審視，其實在正常范圍之內。

七、結語

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要求串通投標罪的主客觀要件同時具備，客觀上要有串通行為，主觀上要有合謀故意。這個案子最后翻過來，不是說某一個證據出了問題，而是幾項證據各自被拆開之后，原來那種看似完整的邏輯鏈條就維系不住了。面對這類指控，把一堆現象拆成可以單獨檢驗的環節，用有客觀基礎的證據替代辦案人員的主觀推想，可能是值得嘗試的一條路。

你可能還想了解

案子還在偵查階段，家屬現在能做什么？

偵查階段家屬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協助固定對當事人有利的客觀書證。招投標案件的核心往往不是口供，而是內部決策文件能不能證明獨立報價。家屬可以在律師指導下，盡快找到并妥善保管項目預算底稿、內部審批單、材料詢價記錄、會議紀要等過程文件，注意不要自行修改或整理，保持原始狀態。這些材料是后續辯護的基礎，越早固定，越能為律師爭取主動。同時，盡快委托律師介入，避免當事人在壓力下做出不符合實際的推測性陳述。

被帶走配合調查，家里人該怎么應對？

不要慌亂中去找關系疏通，這個階段最有效的做法是三件事。一是盡快委托專業刑事律師，讓律師在第一次訊問前或訊問后盡早會見，了解案情并告知當事人權利。二是家屬不要自行聯系同案其他當事人的家屬，也不要在親友之間反復討論案情，這類溝通后續可能被辦案機關關注。三是整理當事人公司的日常經營資料，特別是能反映合規投標習慣的材料，比如過往項目的投標記錄、公司內部的合規流程文件，為律師下一步工作做好準備。

報價跟別人撞得近，就一定躲不過去嗎？

不一定。報價趨同只是外在現象，不等于協商合謀。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要求主觀上具備明確的合謀故意，而實踐中企業基于獨立核算產生相近報價的情況并不少見，尤其在市場競爭充分、成本結構透明的行業。辯護的關鍵在于能不能用內部決策文件、造價鑒定意見等客觀證據，證明每一家的報價走的是自己的核算邏輯。本案能翻過來，恰恰是因為我們證明了材料損耗率取值、風險系數設定等核心參數三家完全不同，報價接近只是巧合，不是商量出來的。

林智敏?，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執業以來專注于刑事辯護領域，長期辦理經濟犯罪案件，在串通投標、合同詐騙、職務侵占等招投標及公司治理關聯罪名方面積累了較多實務經驗。曾先后為多家建筑工程企業、招標代理機構及其負責人提供刑事法律咨詢與辯護服務，熟悉招投標相關刑事案件的證據審查標準與辯護路徑。

在串通投標類案件中，林智敏律師注重從電子數據取證合法性、報價獨立性的商業邏輯還原、主觀合意缺乏客觀印證等角度切入，擅長運用工程造價鑒定、企業內部決策文件等客觀證據構建分層辯護框架。其辦理的多起案件曾在審查起訴階段取得不起訴決定，辯護意見在不同程序節點均有被檢察機關采納的實例。

此外，林智敏律師持續關注招投標領域刑事政策的實務動態，對招標投標法及其實施條例與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之間的銜接適用問題有較為系統的研究，能夠結合行業慣例與司法實踐為當事人提供有針對性的應對方案。

本文根據真實辦案經歷整理，所涉當事人信息已做隱私處理。

聲明：本文內容僅為個案經驗分享，不構成對任何具體案件的法律意見或結果承諾。如涉及同類法律問題，建議及時咨詢專業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