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為何而來？成都憑何留下？誰先搶到未來？

文 | 羅提

6月17日，成都市與中央企業深化合作懇談會舉行，川藏鐵路四川有限公司、東方電氣集團等16家重點央企發言。

這場被冠以“深化合作”之名的會議，是一份成都向央企發出的“邀約書”。

每一位央企代表身后，都站著一條產業鏈、一筆資本賬簿、一張全國布局的戰略地圖。

桌面上擺著的是合作清單，桌面下進行的，是一場關于資源配置權、產業主導權和未來增長權的競爭。

新一輪央地合作的大幕已經拉開，而留給成都的時間，并不寬裕。

最近兩件事釋放的信號，非比尋常。

6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發表文章《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要求“完善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統一領導的體制”。

6月12－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國清用三天時間調研青海鹽湖，強調“鹽湖資源是國家戰略性資源”。

兩件事疊加，背后是同一個底層邏輯：國家正在把“戰略性能力”和“戰略性資源”從地方分散管理收歸中央統籌。

這意味著，我國關鍵資源與核心創新要素的方向，正在從“地方主導、市場配置”向“國家統籌、央企操盤”的體制性回歸，這是過去十年市場化改革方向上的一次重大結構性校準。

在中美科技戰進入“資源—技術—人才”三線全面博弈的背景下，決策層判斷純市場化配置已無法應對系統性外部沖擊。

鋰、鎂、稀土、超導材料這類“看似工業品、實為戰略品”的資源，必須由央企集中控制供應；芯片、AI、聚變這類“看似單點突破、實為體系競爭”的賽道，必須由國家統一調度。

這種模式一旦定型，地方政府“自主招商、自主定價、自主競爭”的傳統空間將被系統性壓縮，轉而進入“嵌入國家產業鏈、爭奪戰略卡位”的競爭新維度。

“舉國體制2.0”如何與市場效率兼容？

一種是央地合資，2025年2月成立的青海鹽湖集團，由央企五礦控股53%，青海國資參股47%。

一種是國民合資，2026年初成立的中核（象山）核能公司，由中核集團控股，引入雅戈爾集團（8.57%）、寧波日月集團（3%）等多家民企參股。

還有一種，被稱為“央地合作新路徑”。6月13日，中國長安汽車集團與北汽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沒有股權交易，沒有成立合資公司，沒有品牌整合，但兩家都是全國唯一拿到L3牌照的車企，這個“身份認同”是合作的基礎。

信號很清楚，國資委在推央企和地方國企之間的“協同”，不是合并，是共享——共享技術、共享供應鏈、共享海外渠道。

這些新型組織形式，本質上都是在試驗“央地協同、國民共進”的新模式。

今年以來，國家層面關于央地合作的信號，不是零散飄來的風，而是一波緊接一波的潮。

1月，國務院國資委定調，要求各地圍繞“三個集中”，謀劃強鏈補鏈重點項目；2月，專題部署央企“AI+”專項行動，推動央企成為智算基礎設施供給者與產業布局組織者；3月，明確引導更多央企科研機構、中試基地落戶雄安，推動成果就地轉化。這個月，云南、新疆密集在京召開央企懇談會，僅新疆就攬下18家央企的92個項目，預計投資約1700億元。

更具實質性推動力的是，4月國家發改委明確加快投放8000億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資金，支持央企實施跨區域重大工程。同時，隨著《進一步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的方案（2026—2029年）》的下發，多地正據此細化“十五五”時期的產業戰投路徑。

政策的聲調，明確了“在哪些賽道合作、以什么形態合作、誰能先把資源接住”。國家給出的不只是方向，還有時間表、資金池和賽道圖。

天降甘霖，來不及播種的農戶只能望天興嘆。

成都的對手，早已在雨中奔跑。

重慶的打法像一把快刀，直指總部實體與戰新產業。2025年，國機儀器儀表集團在渝揭牌組建，中國物流集團西南區域總部入駐，國新控股（重慶）有限公司落地，發力低空經濟與半導體投資。重慶要的不是“央企來過”，而是“把關鍵功能板塊留在這里”。

武漢的路徑像一塊磁石，主打存量裂變與鏈條綁定。繼長江沿岸鐵路集團等入駐后，武漢正推動央企設在本地的共享服務中心升級為科技研發、資金結算板塊，把“辦事處”變成“發動機”。同時，聯合寶武鋼鐵、東風汽車等本地央企巨頭，逼著產業鏈往深處扎。

西安錨定“重資產”與“實體化”，做深做精。無論是中國商飛C919大飛機APU維修基地的閉環，還是各大軍工、裝備制造類央企的深耕，西安的央地合作早已超越了“項目層”，將維修站、制造環節和供應鏈配套死死釘在了土地上。

這就是當下區域競爭的特色：誰更早把央企資源變成產業資源，把“關系”變成“項目”，把“意向”變成“產線”和“法人實體”，誰就能在新一輪競爭中贏下先手棋。

也正因此，成都今天這場央地合作大會，才顯得格外迫切。

梳理目前央企在全國的布局版圖，存在一個無法回避的客觀事實。

在多個關鍵領域，成都的央地合作仍存在大量“留白”。許多手握重金與核心技術的央企，在成都的狀態依然是“無業務、無子公司、無機構”。

直面問題，成都央地合作的三大短板亟待補齊。

短板一：重裝與先進制造領域，實體布局偏“輕”。

對比西安、鄭州、武漢的硬核制造，成都由于缺乏重量級央企實體，產業帶動略顯“頭重腳輕”。

例如，國內輸配電裝備巨頭中國電氣裝備集團，其核心西電集團扎根西安，而在成都卻無機構。

中國機械總院在武漢、鄭州均設有實體研究所，發揮“產業大腦”作用，在蓉同樣缺乏二級子公司。

機床龍頭中國通用技術，在中西部布局了寶雞和昆明。中國一重、哈電集團這樣的重型裝備國家隊，在蓉無業務、無二級子公司。

缺乏重資產注入，先進制造的底盤就不夠穩。

短板二：能源與戰略性礦產領域，節點占位偏“弱”。

在國家清潔能源與戰略資源的全國一盤棋中，成都尚未形成足夠的截留能力。

最刺眼的是中國廣核集團，其在西安設立新能源陜西分公司，裝機超110萬千瓦，在云南布局了大型光伏基地，卻不在核工業強市成都設點。

中國稀土集團則將國家級創新中心落在江西贛州，輻射云南。而四川作為稀土資源大省，卻未能將其留在成都。

由于關鍵節點缺失，本地企業很難與這些巨頭形成緊密的產業鏈上下游咬合。

短板三：區域總部與資本運作，要素集聚偏“少”。

這是最深層次的問題。區域總部意味著決策權、資金池和項目分配權。

重慶已經拿下中國物流集團西南區域總部、國機儀器儀表集團總部平臺。

中國冶金地質總局西北局設在西安、中南局設在武漢，統籌百億級礦產勘查和生態修復市場。

而成都不少央企合作，仍停留在項目合作層面，缺少總部型、平臺型、投資型載體。

成都缺的不是央企的腳，而是央企的腦。

客觀地看，成都不是沒有家底。

科教資源、產業基礎、開放通道、市場空間，成都都有；電子信息、航空航天、裝備制造等重點方向，也已寫進城市發展的主航道。

6月1日，成都市加快建設全國先進制造業基地大會召開，明確到2030年規上工業營收突破2萬億元，并圍繞現代化產業體系、建圈強鏈、科產融合、“人工智能+制造”等作出系統部署。

但要實現這一宏圖，不能僅靠城市的自我循環，還需引入央企這一超級“引擎”，才能跑出足夠的加速度。

破局的關鍵，在于“靶向發力”。對于那些在成都是“空白”，卻在西安、武漢、重慶有深厚布局的產業型央企，成都應當主動出擊，打破它們在其他城市的既有“舒適區”。

利用成都電子信息或“AI+制造”的新興比較優勢，吸引它們來蓉設立增量的“創新中心”或“第二功能總部”。

還可以參考長安集團與北汽集團的“央地合作新路徑”，推動優秀市屬國企走出去，牽手對口央企，先結對子（合作項目/聯合研發/供應鏈協同），再過日子（產能落地、總部/第二總部、共享渠道與資質）。

很多優秀外地人才，在一線城市看上成都妹子，幾年后心甘情愿扎根成都，就是這個路子：先談戀愛（項目協同），再辦婚禮（合資/共建平臺），最后買房置業（產能與產業鏈落地）。

畢竟，央企也是要過日子的，而成都這座城市最不缺的，就是“來了就不想走”的魅力。

只要把“產業的戀愛”談好、把“利益的紐帶”系緊，那些帶著硬科技與大資本的“國家隊”，遲早會在一聲聲“巴適”中，將戰略大本營穩穩地安在這座雪山下的公園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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