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暮春的一個傍晚,北海白塔披著余暉,湖邊的丁香正盛開,不遠處的青年在輕聲合唱英文老歌。就在這樣的聲浪里,兩位少年第一次并肩走過石橋,一人17歲,一人才滿14歲,卻已把彼此記在心里。
說起那一刻的緣分,還得追溯到1949年。9月下旬,74歲的章士釗應邀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從江南移居北平。因臨時找不到落腳之所,他帶著家人寄住在世交朱啟鈐的東四八條宅院。恰好,朱老先生的孫子朱文榘正在燕京大學讀書,活躍好客,一到周末便邀同學來家里聚會。
洪君彥就在這群常客里。此人出生書香門第,眉目清朗,愛好合唱、辯論,朋友多得很。圣誕舞會那晚,他推門而入,只見一位身著大紅旗袍的少女站在鋼琴旁,神情坦然又帶點靦腆,舉手投足皆是教養。“我是洪君彥,經濟系。”——“幸會,我叫章含之。”寥寥兩句,埋下四年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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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很難想象,那位看似成熟的少女其實在貝滿中學讀初三。她比同齡人高挑,回眸時又帶江南水鄉的柔潤,讓洪君彥的同窗們不免私下感慨:“這小姑娘以后不得了。”
熱烈的追求是從書信開始的。章含之常把細心折好的短箋塞進朱文榘的筆記本,再托他轉交。洪君彥起初并不當回事,只回了幾句客套。可信一封接一封,對方的熱情與學識并重,他逐漸意識到這絕非一時興起。
1950年春天,兩人隨同學結伴到未名湖蕩舟。湖心小亭里,柳條拂肩,章含之談到莎士比亞,也談到魯迅,洪君彥聽得入神。當天回宿舍,他在日記里寫下一個字——“奇”。這年他18歲,她1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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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主客觀條件都提醒兩人謹慎:一方是大二學生,另一方尚未參加高考;一方家世顯赫,另一方清貧自持。但青春偏愛浪漫,周末的北平城,西餐廳、什剎海、廠甸舊書攤,都留下他們的剪影。
1953年秋,洪君彥已是北京大學經濟系助教。為了不讓感情懸而未決,他鄭重其事地對章含之說:“等你大學畢業,我們就結婚。”這句話后來成為兩人約會日記的首句標題。
1956年初冬,他們來到頤和園拍下那張流傳最廣的合影。青年身著深色中山裝,雙手插袋,神情溫和;女孩圍著格紋圍巾,笑容燦若寒日里的臘梅。相片里的她21歲,眉眼清澈,仿佛對未來充滿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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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章含之以優異成績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當年秋天,二人在東城區一間樸素的院落完婚。禮堂沒有水晶吊燈,只有紅紙窗花,但來賓個個稱羨:郎才女貌,文氣逼人。
日子卻并非一直浪漫。1958年開始,高校教師與機關干部紛紛奔赴基層。洪君彥被派往北京某鋼鐵廠實習,章含之留在外事口做翻譯,相距二十余里,每月只能在月臺上匆匆寒暄幾句。
1959年8月,女兒洪晃降生。父親守在產房門口,用抖得厲害的手替新生取名,寄望“晃若日星”。然而現實考驗接踵而至:工作調動、價值觀差異、社交圈變化……種種壓力像砂石進入齒輪,兩人暗暗消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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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史家胡同居委會的小屋里,二人簽下離婚協議。章含之一度紅了眼眶,洪君彥沉默良久,只說了一句:“好聚好散。”至此,14年的愛情和16年的婚姻劃上句點。
往后的故事已為人熟知。1973年底,章含之與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喬冠華相識,隨后攜手共同走進聯合國會場;洪君彥則與北大老同學陳賢英重組家庭,移居香港從事學術與投資。
2008年1月26日,章含之病逝,終年73歲;2012年9月6日,洪君彥在港去世,享年80歲。當年那張頤和園合影仍靜靜躺在相冊里,一角微微翻卷,見證了北平城里最濃烈也最無奈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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