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鬲 西周中期

秦公鼎 春秋早期

商鞅方升 戰國

鋄金銀鐵矛 戰國晚期

虎形金飾 春秋中期

秦公镈 春秋

子車戈 春秋晚期

彩繪俑頭 秦代

秦半兩 秦代

始皇帝詔版 秦代

波曲紋銅鍑 春秋早期

展覽：肇興中國：秦·大一統之路文物考古特展

時間：6月10日—9月7日

地點：上海博物館東館

“肇興中國：秦·大一統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最與眾不同之處，在于把主題扣在了“肇興”二字，告訴觀眾，本展的重心放在中國大一統的初始階段，如何醞釀、孕育及至誕生的歷程。為此，特展以近年來的考古發現為依據，以發掘的文物為實證，匯聚了來自甘肅、陜西及上海14家考古文博機構共計328套510件文物，向觀眾呈現一段或陌生或熟悉的草創歷史。

秦人從哪兒來

對秦文化的探索，是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課題，更是回答“何以中國”的關鍵一環。

在秦人來源問題上，學術界長期存在“東來說”和“西來說”之爭。持“東來說”的學者認為秦人源自東方民族，后來才西遷至甘肅一帶；持“西來說”的學者認為秦人本是隴右土著，或者說是西戎的一支。僅從文獻記載看，兩種說法似乎各有依據，難分高下。但從早期秦文化的考古材料，尤其是墓葬發掘資料來看，越來越明顯地顯示出秦人本是東方民族一員的信息。

20世紀30年代，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發掘寶雞斗雞臺遺址，發現的屈肢墓葬首次區分出秦文化的遺存，可算作秦文化考古的開端。后來在陜西、甘肅發現了大批秦文化遺址，包括墓葬、建筑、居址等遺跡，為構建秦人早期物質社會以及由此所反映的精神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本次特展第一部分為“秦·人”篇，基于近百年來的考古成果，聚焦甘肅東部秦人溯源及其族群發展。

大約在商朝末年，秦人已經在甘肅東南部活動。周朝建立之后，秦人被貶為“御奴”，為周王朝抵御西戎。司馬遷的《史記·秦本紀》中記載，秦人的首領非子，因在“犬丘”牧馬出色，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為“附庸”，賜以“秦”地。這一段文獻的信息量極大，而其可靠性有待相關考古工作一一證實。比如，非子作為秦國的直系祖先，他的封邑究竟在哪里，眾說紛紜。尋找非子的封地“秦邑”成為21世紀后甘陜兩地考古機構調查、發掘與研究的重點。令人欣喜的是，考古工作已取得重大收獲，本次特展多有呈現。

西周中期，秦人活動的中心已經明確在今天甘肅省隴南市禮縣的西漢水上游，這里當時被稱為“犬丘”或“西垂”。李崖遺址位于甘肅省清水縣城北側，是一處大型西周至隋唐時期遺址，其中包含的豐富文化信息，對探索早期秦文化淵源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從考古學上為秦人東來說提供了直接線索。

展柜中一件西周中期的隨葬陶鬲（lì）為方唇分襠鬲，另一件并排展出的陶簋，其腹部有明顯的倒三角紋，這些都明顯帶有商式風格。再從李崖遺址發掘的眾多墓葬形制看，有14座帶有腰坑、坑內殉狗。商系墓葬流行腰坑殉狗，相反，西周時期的周人墓很少見到腰坑，殉狗的比例也較低。從秦墓的這種葬俗可以清晰看出早期秦文化與商文化的淵源。

秦人較為完整地繼承了商文化的喪葬制度，不僅與族源有關，更是歷史遭遇所致。秦人先祖曾是商朝的屬民，商亡后以遺民身份被迫遷往西陲的隴右地區。特殊的歷史背景反而使那些被周人摒棄的商代舊制在秦地得以保存。

從商文化到周文化

如果秦人一直囿于商文化中，肯定不會有后來的大發展。學習先進文化理念，適時改變，是融于秦人血液中的基因。

西周晚期的弦紋銅鼎出土于甘肅省禮縣西山遺址，來自第2003號秦人墓葬。這里發現了目前時代最早的秦貴族隨葬青銅禮器。這件弦紋銅鼎的腹部如球形，三足如獸蹄，口沿下有兩周凸弦紋，這一形制與周厲王時期的多友鼎相似。隨葬的青銅禮器共有三鼎二簋，其中銅簋上的紋飾風格與關中地區周人墓葬出土的同類器完全一致，為探究秦銅禮器的組合與形制是否源于周文化提供了線索。

發掘時發現墓主人頭骨上留有一個射進未拔出的銅鏃，表明他是非正常死亡。從隨葬兵器看，他極有可能死于戰場。西周中晚期以來，周王朝與戎人關系惡化，秦人替周王室把守西部疆域，自然免不了與戎人爭戰。史載，秦人先祖秦仲、世父等，先后在與戎人的戰爭中死亡或被俘。

展廳中七件秦公鼎一字排開，彰顯諸侯七鼎的禮樂制度，表明西陲的秦人已接納周的禮制文化。商人的禮器重視酒飲，殷墟貴族墓隨葬的銅器多以觚（gū）、爵、觶（zhì）等酒器為核心。周人的禮器則為重食的組合，以鼎、簋為核心。周禮取代商禮，首先體現在禮制青銅器上的變化。西周前期器用制度的基本框架仍保有殷商遺風，一組酒器搭配一組炊食器。到了西周中期，以鼎、簋為標志的列鼎制度產生，逐漸取代前期規制。列鼎的形狀、紋飾相似，尺寸大小依次遞減，一般以奇數鼎配偶數簋。周代貴族身份地位的高低可從隨葬列鼎的數量上辨別。

各級秦墓中發掘的銅禮器，表明秦人已認同周人所創制的用鼎制度。此時的秦人，已逐漸褪去“商遺民”的印記，回歸本色。這是一個善于學習、勇于進取的族群，很快，他們將迎來發展的契機。

特展第二單元“秦·國”，正是聚焦于這一關鍵時期，探討秦人如何在周朝的政治框架下建立國家，以及他們如何在與西戎的激烈對抗中，逐步擴張自己的生存空間。

身處西戎環伺的隴原大地，秦人兼收并蓄的特質被充分調動起來。他們一邊承襲周禮，一邊吸納西戎與草原的游牧文化，在多元融合中不斷壯大。一件波曲紋銅鍑（fù）兼具草原實用與中原禮制兩大特征。器型是草原游牧民族標志性的“馬背鍋”，適宜游牧時野炊之用，紋飾卻沿用中原周秦禮制紋樣?；⑿谓痫棻M顯游牧文化的審美，造型簡約奔放，延續了歐亞草原虎圖騰崇拜風俗。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園遺址出土的鷙鳥形金飾片等黃金器物，也融合了中原紋樣與草原工藝，體現出秦國早期多元審美與工藝水準。

秦作為被正式納入周天子分封體系下的“周藩”，承擔起“在西戎，保西垂”的使命。這一過程充滿了矛盾與張力。在被動接受周的管轄與主動利用周禮的過程中，秦人不畏嚴酷的邊疆環境，形成了獨特的政治與軍事策略。

西周末年，周幽王與西部部族關系破裂，最終招致戎人入侵周王畿（周王直接統治的直轄區域），周平王只能在秦、晉等國的護送下東遷。公元前770年，秦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有功，受封為諸侯，秦國正式立國。

矢志向東 銳意進取

秦建國之初，都城“西犬丘”位于今甘肅省禮縣境內。禮縣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園遺址出土了多件帶有“秦公”銘文的青銅鼎和青銅簋?，F藏于上海博物館的六件秦公鼎是本次特展的核心展品之一。圓鼎造型莊重，紋飾古樸，內壁鑄有銘文“秦公乍（作）鑄用鼎”，明確昭示其主人的國君身份和周禮秩序下邦國重器的性質。

多件秦公鼎的出土再次證明，春秋早期，地處西陲的秦國在國家最高禮儀層面依然嚴格遵循周王朝所制定的禮樂制度。這不僅是對周天子權威的承認，更是秦作為新興諸侯國積極融入華夏文化圈、尋求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姿態。

考古工作者還在秦公大墓附近發掘出一座大型“樂器祭祀坑”，坑中出土了三件青銅镈（bó）和三件銅虎、八件青銅鐘，以及兩套五件一組的石磬。這些器物彰顯了秦人對中原禮樂文明的傳承，也再現了秦國祭祀禮儀的恢弘氣象。

另一件秦公镈，于1978年出土于陜西省寶雞市太公廟，為八件春秋時期青銅器之一，其中三件秦公镈、五件秦公鐘。三件镈的形制、紋飾相同，大小相次，鼓部皆有銘文135字，內容相同。五件鐘同樣大小相次，按鐘體上的銘文連讀關系，可分為兩組，內容與秦公镈相同。

銘文講述了秦襄公被賞宅受國之事，并且提到了秦文公、秦靜公、秦憲公三代世系及業績。經學者考證，銘文中的“我”即秦武公。武公在位時，設立縣治，確立了秦國發展的基本格局與方向，為秦的崛起和興盛做出卓越貢獻，也為秦始皇統一六國并推行郡縣制奠定了基礎。銘文筆畫纖細，起筆重、落筆輕，是大篆向小篆的過渡性文字，在漢字藝術的演變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秦立國不久，都城亦隨之東遷。在第二部分的展陳中，展品整合了李崖、西山、大堡子山、魏家崖、雍城等遺址的最新考古成果。如雍城宮殿與手工業作坊遺存，反映了秦國早期都城規劃理念。秦公一號大墓中出土的玉器體現了秦式玉器的風格特征。畤（zhì）祭制度（秦人首創的祭祀制度）逐步確立并發展，構建起秦國國家祭祀體系。策展人還在展墻上列出“秦人九都八遷”的時間表，方便觀眾沿著時間線，對照不同時期的文物，一路追溯秦人從隴上到關中的東遷之路，領略一部基于考古實證的秦人早期遷徙與建都史。

春秋中期以來，秦人大膽擴張。隨著徙都雍城，特別是春秋后段秦穆公“霸西戎”局面的打開，秦人完全掌控了黃河以西的大片區域。

青銅兵器子車戈2014年出土于甘肅省毛家坪遺址第2059號墓。在戈的鋒刃向下轉折延長的弧形部分有14字銘文：“秦公作子車用，嚴武靈，戮畏不廷?！贝笠馐?，秦公為“子車”制作用戈，以恭敬之心祭祀軍事之神，以祈求戰爭的勝利?！白榆嚒笔谴呵飼r期秦國的子車氏。先秦文獻中關于子車氏的事跡集中在穆公時期，并且均與穆公有關。秦穆公稱霸西戎，帶領秦國走向春秋時代的頂峰，常見于歷史記載，但與此相關的遺物十分罕有。

戰國晚期的鋄（jiǎn）金銀鐵矛2008年出土于甘肅省張家川縣馬家塬墓地第16號墓，其年代為戰國晚期。“鋄”可以簡單地解釋為撞擊。鐵矛所用的鐵鋄金裝飾工藝復雜且獨特，不同于同時期中原地區流行的錯金銀工藝。據學者研究，馬家塬戰國墓地應是一支西戎部落首領及貴族的墓地。這件裝飾奢華的鐵矛出土時并未放置在墓主人身邊，而是置于豎穴墓坑壁，與同一豎坑埋葬的禮儀性車的關系比較密切，顯示出其具有較強的禮儀功能，而不再具有武器所代表的威權性。這或許意味著此時西戎首領已歸服于秦國，其軍事裝備和武裝力量受到秦國控制，甚至在首領下葬的過程中也是如此。

像這樣的文物多為大眾感到陌生的展品。因為它們的存在，我們可以一點點地拼出秦人銳意進取的完整脈絡：從西遷戎狄之間艱難立足，到吸納周文化、融合戎人風俗后獨霸西陲。這是展覽的第三部分“秦·融”篇中所講述的故事。

統一天下的制度端倪

完成了前三部分的敘事，便來到了觀眾所熟知的秦統一天下的內容。在“秦·同”篇，展品集中體現秦在統一大業中的制度創舉。從商鞅變法的見證者銅方升到代表“書同文，車同軌”的小篆和馬車，從秦始皇帝陵園遺址出土的兵馬俑、青銅水禽、排水管道到秦代官印、詔版、銅權，從半兩錢到標準化兵器，無一不是秦制度一統的珍貴物證，無不見證著中央集權體制的高效運轉。

目前，傳世和出土的商鞅監造的器物共有六件，合稱“商鞅六器”。本次展出了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三件，分別為商鞅戟、商鞅鈹（pí）和商鞅方升。

商鞅方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任大良造時頒發標準量器，為長方形有柄量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銘文，上面的文字是秦文字的代表。秦文字較為忠實地繼承了商周古文字的結構，在發展中形成規整、勻稱的書體風格，又以篆隸并行的文字系統終結了戰國時期文字異形的局面，結束了文字史上的古文字階段，開啟了以隸書為代表的今文字階段，是漢字發展史上承上啟下的重要一環。

一枚小小的秦半兩錢將統一的文字與幣制匯于一體。戰國時期的秦國，已從制度層面統一了貨幣的種類為半兩，統一貨幣形制為方孔圓錢，法定鑄幣權為國有，奠定了此后中國銅錢制度的基本格局，方孔圓錢也從此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最基本的法定通貨。

秦在制度上的統一還體現在最新考古發現上。甘肅禮縣四角坪遺址之所以入選“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于其發掘為解碼國家祭祀變革與中國“大一統”歷史進程提供了重要物證。

這處位于約1800米山頂的遺址，現存總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建筑形制層級分明、秩序井然，是一處秦代大型禮制建筑遺址，體現了秦人完整的祭祀體系。四角坪遺址顯現了中國古代統一國家形成初期的風格和氣魄。遺址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構件，本展展出了其中的云紋瓦當、板瓦、筒瓦、陶水管、回紋地磚等。

在波瀾壯闊的中華文明進程中，秦建立了第一個大一統國家，有開天辟地、承前啟后的里程碑意義。秦人的成功并非偶然，也非一日之功。支撐這一切的，是務實、包容、堅韌、創新的精神品格。秦從附庸崛起，砥礪奮進，一統華夏，開創制度、整合文化、完善治理，奠定了中華文明大一統基本格局，也深刻塑造了中國兩千余年的政治文明與社會形態。（王建南）

圖源/上海博物館

編輯/張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