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起源

地方志或稱方志，其編修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源遠流長。方志作為帶有地方行政區(qū)域特色的地方性著作，究竟起源于何時，其淵藪何在？這不僅是人們普遍感興趣的問題之一，同時也是學術界長期爭論、迄今尚無定論的課題。有關方志起源問題，有的遠溯殷商，有的則云晚至宋代，據(jù)有學者統(tǒng)計，至少有17種說法。諸家之說，擇其要者大致歸納起來有如下幾種。

一、方志起源于《周官》說

《周官》即《周禮》，是一部記述周代官制的著作。方志起源于《周官》之說，最早見于宋司馬光《河南志·序》，此序中說：“周官有職方、土訓、誦訓之職，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詔王知其利害。后世學者，為書以述地理，亦其遺也。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為《兩京記》。近故龍圖閣直學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為《河南》《長安》志。”司馬光在這段論述中，從北宋宋敏求纂修的《河南志》和《長安志》出發(fā)，上溯到唐韋述所撰《兩京記》，然后將其源頭直追至周官的職方、土訓和誦訓，認為方志淵源就在于此。

司馬光主張方志導源于周官職方、土訓、誦訓的理由，推究起來，首先在于，據(jù)《周官》記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谷、六畜之數(shù)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周官》的這段記載及其以下的解釋表明，職方氏執(zhí)掌天下之圖和地，并按揚州、荊州、豫州、青州、兗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這九州之國，辨明各地的山川、湖泊、藪澤、人民、物產(chǎn)、財用等，而這些方面正是后世方志所多載。所以，在周官職方氏的這類職掌中已露后世方志之端倪，從而可以說是其淵源所在。其次，周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據(jù)東漢鄭玄注稱：“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荊、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這可看作職方的補充，也同后世方志有淵源。此外，《周官》載：“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鄭玄注稱：“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庫、殽之二陵。”這類古跡遺事也是后世方志所多載，從中亦可察知其間存在淵源關系。所以，司馬光云，后世學者仿周官職方、土訓、誦訓，為書以述地理。

二、方志起源于古史說

這一說法直接提出后世郡縣志書便是古代諸侯國史。宋代鄭興裔在《廣陵志·序》中言：“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所以察民風、驗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鑒，甚重典也。”

明代，視史、志一體的看法已極為普遍。明代萬歷《河東運司志》蔣春芳序稱：“夫志，史乘之流也。”嘉靖《河間府志·序》中說：“古有列國之史，而今有一方之志，是雖名謂有殊，而核名實以記時事者，其義同也。”這就明顯地將古代“列國之史”與當今之“一方之志”完全等同起來了。

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更是著力強調(diào)史志同源，他說：“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一時成為主流，一直較其他諸說流行，影響至今。如近代學者梁啟超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認為：“最古之史，實為方志。如孟子所稱‘晉《乘》、楚《梼杌》、魯《春秋》’，墨子所稱‘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莊子所稱‘百二十國寶書’。比附今著，則一府州縣志而已。”可見這一說法影響之大。方志學家李泰棻在其《方志學》一書中也稱：“在中央者謂之史，在地方者謂之志，故志即史。如某省志即某省史，而某縣志亦即某縣史。”直接地將地方志與地方史視為同體，別無二致。即使今日，一些人仍習慣將地方志同地方史等同起來，不分界壘。

還有一些與上述觀點相近的說法，認為方志源于古史書，或推自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國別史”，或起自《越絕書》《吳越春秋》，或源于《華陽國志》。雖上溯的年代有異，所指的源頭不同，但認為方志源于古史書的見解卻是相同的。例如章學誠即認為“郡縣志乘即封建列國史官之遺”，即是由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國別史”演變而來。

當代有學者認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國別史”的撰寫雖曾盛極一時，但遺憾的是這些書籍未能流傳下來，以現(xiàn)存的《春秋》經(jīng)傳考之，無論在體裁，還是內(nèi)容上，同后世的方志大不相同。以現(xiàn)存往往被推為方志源頭之一的《華陽國志》而言，也多偏重于地理，同后世方志尚有較大的距離。至于《越絕書》《吳越春秋》二書同后世方志相比，兩者之間的差異就更為明顯了。客觀而論，史學對歷代方志編纂有著不可忽視的指導作用與影響，史學各種書籍的體裁、形式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為方志的修纂提供了借鑒的體例和豐富的營養(yǎng)，于今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但若簡單地據(jù)此將史志完全等同為一體，而無視兩者之間的差異和其他學科對方志的影響，就難免失之片面了。

也有學者認為，方志源于古史說所持理論，所講者亦大多著眼于古代各諸侯國，其領域很小，有如后世郡縣之規(guī)模。很少從所記內(nèi)容和著作體例考慮，實際上是只看形式而忽略了實質(zhì)。古諸侯國領土雖小，但它的性質(zhì)與職能畢竟與后世之郡縣不同，兩者自不可同日而語。況且諸侯國史所載內(nèi)容正如明代史學家王世貞所說“不過君卿大夫言動之一端”，不像方志所記內(nèi)容那樣豐富、廣泛。再從體裁而言，諸侯國史大多為編年紀事之體，這是當時史體的主流，與后世方志體裁的多樣性也全然不同，因此很難看出兩者之間存在著什么淵源關系。雖然梁啟超認為“最古之史，實為方志”，但在這個問題上他也無法自圓其說，而不得不承認“唯封建與郡縣組織既殊，故體例靡得而援也”。既然體例、內(nèi)容并不相同，一定要強調(diào)兩者有淵源關系，則實在是過于牽強。

三、方志起源于《禹貢》說

當代有學者認為，綜覽古今有關方志論述，雖主張方志導源于《禹貢》者較少，居于次要地位，但因此觀點歷來為人廣泛傳述，因此同樣值得重視。首先，從體例來考察，后世纂修的許多方志，特別是全國性的區(qū)域志，不少是昉自《禹貢》的。例如，唐李吉甫纂《元和郡縣圖志》，就是依《禹貢》別九州之例，將天下分為關內(nèi)、河南、河東、河北、山南、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及隴右等十道來進行載述的。又如，宋王存纂《元豐九域志》，也依《禹貢》別九州之例，按宋制將天下分為四京及京東、京西、兩浙、江南、荊湖、梓州、夔州、福建、廣南諸路等，而確立其全書結(jié)構(gòu)。這都說明后世方志在體例方面同《禹貢》存在著源流關系。其次，后世有些方志的若干載述內(nèi)容也昉自《禹貢》。例如，《元豐九域志》在確定了分天下為四京及京東、京西等諸路的體例結(jié)構(gòu)后，又于各路之下分別條列本路地理、戶口、土貢及屬縣等。這在內(nèi)容敘述方面與《禹貢》諸州記載略同。此外，元人朱思本在所撰《九域志·自序》中敘述其志所本時，還曾明確自稱是以《禹貢》為準。

四、方志起源于《山海經(jīng)》說

探索方志源流，所以要述及《山海經(jīng)》，首先是因為有些舊方志敘述纂修緣起時，每每提及此書。宋元豐間，王存纂《九域志》，據(jù)《玉海》載稱：至“紹圣四年九月十七日，兵部侍郎黃裳言：‘今《九域志》所載甚略，愿詔職方取四方郡縣山川、民俗、物產(chǎn)、古跡之類，輯為一書，補綴遺缺。’詔：‘秘省錄《山海經(jīng)》等送職方檢閱’。”黃裳所要輯補的即是后來成書之《紹圣九域志補遺》。此志雖纂者不詳，且已亡佚，但從“詔：‘秘省錄《山海經(jīng)》等送職方檢閱’”來看，當是以《山海經(jīng)》為主要源本。

《山海經(jīng)》截圖 （圖源：央視紀錄片）

《禹貢》記物產(chǎn)而不及風俗，然《山海經(jīng)》所述，既有風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這些不僅補《禹貢》之無，而且正同后世方志風俗、人物門類吻合。此外，后世方志多有祠廟、碑碣、仙事、異聞等記錄，考之《山海經(jīng)》，亦有祭祀、巫醫(yī)、神祇、怪異等載述。由此亦可見方志某些內(nèi)容有來源于《山海經(jīng)》之痕跡。所以，若謂《山海經(jīng)》亦是后世方志源頭之一，確無不可。

應當指出，后世方志與《山海經(jīng)》相比，無論內(nèi)容還是體例結(jié)構(gòu)，畢竟在多方面大異其趣。就可信程度來考察，方志雖也記載神怪異聞，但屬末節(jié)，主要部分是紀實，因而較為可信；而《山海經(jīng)》，雖經(jīng)后人考證確定，知其中載有較為真實的地理和物產(chǎn)材料，然而大部分仍屬神話傳說，難以憑信，因而二者也互異。所以，《山海經(jīng)》不僅談不上是方志，而且即使確定它同方志有淵源，也只能說是次要源頭之一。

五、方志起源于《越絕書》《吳越春秋》《華陽國志》說

關于方志的起源，還有多家提及《越絕書》《吳越春秋》以及《華陽國志》等。自清人畢沅在乾隆《醴泉縣志·序》中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絕》”之說后，后來許多方志學家遂相沿其說。當前方志學界亦有人把它稱為現(xiàn)存之最早方志。

后世言及方志與《越絕書》《吳越春秋》《華陽國志》之間關系者，有以下諸家：

清洪亮吉云：“一方之志，始于《越絕》，后有常璩《華陽國志》。”清廖寅曰：“唐以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輔黃圖》及晉常璩《華陽國志》最古。”近人傅振倫稱：“《越絕》《華陽》二書，皆為方志之類，率述一地偏霸歷史沿革，及其掌故、風土、人物。自古志逸，而此遂為地方志之所自昉。”李泰棻言：“志即史也。故如《吳越春秋》《越絕書》以及未能傳世之百二十國寶書等，皆可稱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書者，首推常璩《華陽國志》。”范文瀾亦認為：“東漢會稽郡人趙曄著《吳越春秋》，又有無名氏著《越絕書》。兩書專記本地典故，開方志之先例。”

《華陽國志》（四川省方志館藏）

當代學者認為，諸家之說，都只說明《越絕書》《吳越春秋》和《華陽國志》，或為方志之始，或乃最古之方志，或系方志所自昉或開方志之先例，并未涉及方志源頭問題，故不能據(jù)以將此三書看作方志淵源所自。

六、方志多源說

除方志起源于某部典籍之外，還有方志多源說。這種觀點認為，《周官》《禹貢》和《山海經(jīng)》都同方志有淵源關系，其中的某些部分均是方志的源頭。至于《越絕書》及《華陽國志》，則已是方志的發(fā)端或雛形。元代張鉉在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中言：“古者九州有志尚矣，《書》存《禹貢》，周記職方，春秋諸侯有國史，漢以來郡國有圖志。”《四庫全書總目》則總結(jié)說：“古之地志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產(chǎn)而已，其書今不可見。然《禹貢》《周禮·職方氏》，其大較矣。《元和郡縣志》頗涉古跡，蓋用《山海經(jīng)》例。《太平寰宇記》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于是為州縣志書之濫觴。”各家所言雖側(cè)重不盡相同，但是大都關注方志多源。

當代有學者認為，除《周官》《禹貢》和《山海經(jīng)》外，從有關古籍和另外一些記載來考察，尚可覓得方志的其他一些源頭。《大元大一統(tǒng)志·序》稱：“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來尚矣。”《九丘》成書甚早，在《左傳》以前，即已流傳，其內(nèi)容又涉及“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故亦屬地志之類，而且后世修志者在探索方志淵源時，已語及此書。所以，《九丘》亦可列作方志源頭之一。后世方志同古輿圖也有淵源關系。清人畢沅考證：“《山海經(jīng)·五藏山經(jīng)》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圖。”他又說：“《山海經(jīng)》有古圖。”此說如確，則古《山海經(jīng)》也是地圖，至少是以圖為主，文字不過是附圖的說明，后經(jīng)演變，圖漸亡佚，而存說明，乃成為后來傳世的《山海經(jīng)》。近人王以中更進而據(jù)此認為，《山海經(jīng)》是中國最古地圖之殘跡，并且斷定今本《山海經(jīng)》是古《山海經(jīng)》亡圖而殘存的文字說明，而這類文字說明，又是后世方志的淵源所在。以上論述如果確能成立，則包括《山海經(jīng)》在內(nèi)的古輿圖也應是方志的一個源頭。總之，從上述多方面的種種情況看來，方志源頭較多，不僅有《周官》《禹貢》《山海經(jīng)》，還有《九丘》之書和古輿圖等等。這還只是就已知的情況而言，如果進一步廣泛深入考察，或者還可找到如民間傳說等一類的來源。

持此觀點者進一步認為，任何事物都有發(fā)生、發(fā)展、成熟的過程。處于萌芽時期的志書同古史書、古地理書、古地圖之間，并不是區(qū)分得很清楚，也很難劃分出一條清晰的界線。一方面，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方志從萌生之期起，就從其他眾多的相關學科中汲取了大量的營養(yǎng)，按照人們社會實踐的需要，不斷地充實、完善自己，而逐漸演進成現(xiàn)今這種形式的志書。另一方面，其他與方志親緣關系較近的相關學科也按照自身的軌道而繁衍成各自的學科體系，并反過來又為方志學科理論和修志實踐提供營養(yǎng)和借鑒。因此，方志起源的多源性和源遠性是中國方志起源的兩個顯著和基本的特征。

七、方志起源于兩漢之地記說

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探索方志起源不能離開時代背景，即方志是在需要及可能的歷史條件下產(chǎn)生的。任何一種著作體裁，應當說都是應社會需要而產(chǎn)生的，方志自然也不例外。方志的名稱，較早時候，史家多稱為“郡書”“郡國之書”“郡國地志”等，這就說明，它是記載以地方行政區(qū)劃郡縣為范圍的一種著作。后來的發(fā)展，也正是沿著這樣的方向，所以隨著行政區(qū)劃的變動，就有府志、州志這一類名稱。眾所周知，郡縣制度是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以后才在全國確立推行的。既然如此，那么在郡縣制度尚未確立之前，自然就不可能產(chǎn)生反映這種制度的著作。因此，方志這一著作形式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產(chǎn)生的。

首先，戰(zhàn)國時期歷史觀由重天命敬鬼神向重人事的變化，促使人物傳記的產(chǎn)生，《史記》的誕生直接推動著人物傳記的發(fā)展。人物傳記乃是方志著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這種人物傳到司馬遷著作《史記》時才創(chuàng)立，先秦史書中雖敘述了各種不同人物，但作為人物傳的形式當時并沒有產(chǎn)生。《史記》的誕生在我國史學史上和文學史上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它的影響下，劉向首先寫出了獨立的傳記著作《列女傳》。此后，脫離正史，專寫人物傳記的風氣從而逐漸盛行起來。特別是到了東漢、三國以后，更是非常發(fā)達，并出現(xiàn)了分類傳記，如《高士傳》《高僧傳》《逸士傳》等，分地域的傳記，如《襄陽耆舊記》《會稽先賢傳》《汝南先賢傳》等。這就為方志的產(chǎn)生創(chuàng)造了條件。這些地方性的人物傳記，與專記一方風土的地理著作相會合，便產(chǎn)生了最早的方志——地記。

其次，兩漢魏晉的選舉制度促使著人物傳記的盛行。早在西漢初年，封建統(tǒng)治者為了選拔官吏，就已采取了由郡國舉薦賢良方正的措施。到了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逐漸形成漢代選拔官吏的察舉制度。后來這種察舉制度一般都以郡國名士主持的鄉(xiāng)閭評議為主要根據(jù)，并形成一種社會風氣。魏晉以來，各朝則又相繼實行九品中正制，這種制度實際上是漢代察舉制的發(fā)展。無論察舉制還是九品中正制，都是封建統(tǒng)治者用以選拔人才的制度，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對被選拔的士人都要進行一番評論。既然政治上盛行對人物的評論，就必然直接影響到史學上也注重褒貶人物的風氣。

再次，地方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地方勢力的強大是產(chǎn)生地記的社會基礎和政治條件。在西漢時期，許多豪族地主便大肆兼并土地，橫行鄉(xiāng)里。到了西漢后期，許多豪族地主占有土地以后，便采用莊園的經(jīng)營方式，東漢開始以后，這種莊園形式便逐漸在各地建立起來。這些豪族地主，當他們經(jīng)濟力量非常雄厚以后，便進而要取得政治權力以保持其既得的經(jīng)濟地位。于是他們便利用察舉選官這一制度，相互勾結(jié)，互相標榜，相互推薦親屬故舊，這樣勢必要制造輿論，需要地方性的著作來為其服務，“地記”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應時而生。特別是到了“選舉而論族姓閥閱”“貢薦則必閥閱為前”的時候，宣揚顯赫的家世、打出祖先的旗號，就更加顯得重要了。所以各地都有所謂“先賢傳”“耆舊記”“風俗傳”之類的著作出現(xiàn)。開始時也許就是人物傳記，但不久便與專記一方風土的地理相會合，這便是最早的方志，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方志的雛形——地記。當然，這種“地記”，有的是稱“某地記”，有的則仍舊稱傳，如《南陽風俗傳》《關東風俗傳》等，自然不能把它們看作單純的人物傳記。

由地方性的人物傳記與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相匯合而形成了地記，這就是方志發(fā)展的早期形式。當然，在最初的時候，人們對于名稱并不大注意，因此有的稱志，有的稱傳，有的稱記，有的稱錄，也有的稱圖經(jīng)，名稱并不統(tǒng)一。但從后來發(fā)展趨勢看，稱記者為多，稱志者也不少，如《陳留志》《南中志》《豫章舊志》等，不過這種志，是與記的意思一樣，就是記事的意思。看來形成“方志”這個專有名稱，還是有一個相當?shù)臍v史過程的。盡管當時出現(xiàn)的名稱不一，但這種地記的內(nèi)容，不外乎都有山脈河流、地理沿革、風土人情、人物傳記等方面的內(nèi)容。

另有學者指出：方志之名始見于《周禮》。《周禮·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據(jù)鄭氏解釋，“志者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梼杌》”。其實這些都是一國的史書，和后來的方志不盡相同，較為具體的，則是《后漢書·西域傳》中所提出的“二漢方志”。當時不僅有方志名稱，而且方志的著作也是相當?shù)姆倍嗔恕，F(xiàn)在傳世的尚有《三輔黃圖》和《三秦記》等，雖屬輯本，但大體可見一斑。

上述學者關于方志起源的論述雖不盡一致，但大體上主張方志起源于兩漢或漢魏時期，并在否定方志起源于《周官》這一點上達成一致。

方志究竟起源于何時，目前學術界尚未形成統(tǒng)一認識，有待于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來源：方志南部（選自：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編《當代志書編纂教程》，方志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