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潮觀魚 阮佳琪】

1988年5月的一天，印尼某個華人集聚的小鎮上。

街巷已是滿目瘡痍，打砸搶燒隨處可見，婦女、孩童的哭嚎不絕于耳。

截圖自《我最后的家宴》預告片下同

捧著一盒“酸糖”的男主角Encek倉皇奔逃，很快被三五成群的暴徒打翻在地。

拳頭如暴雨般落下，可那罐糖果，他始終死死護在懷中。

在他漫長的歲月里，這顆酸糖貫穿始終，串聯起一段五味雜陳，滿是酸楚、溫存與沉重過往的人生往事。

鏡頭回到30年后的2018年，Encek佝僂著身軀，獨自坐在床邊，沉默不語。

這名印尼華裔老人，一生經歷了無數風雨。在愛妻病逝后，他深陷極度的孤獨與對妻子的無盡思念中。

到了76歲這一年，他對人間再無留戀，心中唯一的渴望就是：平靜地死去，選擇大海作為他與亡妻再度重聚的歸宿。

在實施這個“死亡計劃”前，Encek決定操辦一場隆重的家宴。

這頓充滿儀式感的晚餐，既是他與子女、與過往人生鄭重道別的死亡儀式，亦是遲來半生、用以彌補亡妻的婚宴。這也是影片片名《我最后的家宴》的由來。

而這場最后的家宴也如同一把鑰匙，緩緩揭開了這個華裔大家族塵封數十年、深埋心底的家族往事。

在家宴繁瑣又艱難的籌備過程中，Encek不由自主回憶起年少時與妻子相知相愛的歲月。零碎記憶也慢慢勾起他作為一名華裔孤兒，在印尼顛沛求生的創傷經歷。

Encek的半生沉浮，始終與印尼華裔群體承受的歷史傷痛、時代動蕩緊密交織。

影片依次鋪展1960年代、1970年代與1998年三個極具時代烙印的階段，導演極為克制地將原著小說中跨越半個世紀的宏大歷史風暴，折疊進了一場看似尋常、實則暗流翻涌的家庭晚宴之中，也道盡一個華裔家庭在時代顛簸里尋找自我身份認同的漫長掙扎。

當男主角最終決定將大海作為與亡妻重聚、走向死亡的終點時，電影的色調呈現出一種浪漫的釋懷與解脫。

這不僅是一個老人的自我終結，更是那一代歷經動蕩的印尼華裔，在無法達成歷史和解與代際共情后，最終選擇與世界達成的一場無聲且尊嚴的告別。

6月16日，第2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入圍影片《我最后的家宴》在滬舉行世界首映。

在與新潮觀魚的獨家對話中，印度尼西亞導演伊斯梅爾·巴斯貝斯表示，雖然他并非華裔，但他自覺肩負著幫助華裔群體發聲的藝術使命，視電影為消弭族群隔閡的“文化通路”，而非政治表達的載體。

他的創作初衷是通過記錄華人在印尼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呼吁社會直面沉重歷史，而非粉飾太平，同時也希望引導年輕一代銘記祖輩經歷的磨難，接續傳承他們堅韌的精神。

伊斯梅爾·巴斯貝斯告訴新潮觀魚，他相信，講述海外華人的故事，對于連接全球華人文化至關重要。

他也希望通過“家宴”這一具有亞洲普適性的情感紐帶，尋找不同族群間的相似性與統一性，從而打破歧視與文化壁壘的惡性循環，促進華裔作為平等的一部分融入印尼多元社會，并賦予年輕人直面不公、掙脫固有桎梏的勇氣。

印度尼西亞導演伊斯梅爾·巴斯貝斯與新潮觀魚獨家對話

故事的一開始，面對三個不成器的子女，Encek氣得吹胡子瞪眼，“我還沒死呢！”

他經營著一家雨布店，雖已是垂暮之年，依舊每日準時到店看管生意?？扇齻€兒女早就不想干這份營生，整日守著老鋪百無聊賴混日子，一心盤算變賣祖宅、瓜分家產。

“日子從來都不好過。以前不好，現在更不好。”這個性格倔強、脾氣古怪的老頭，余下的大半時光都獨自閉門獨處，懷抱著亡妻的骨灰盒喃喃自語。

Encek沒有讀過書，他的很多知識都來自于妻子。

比如，他知道了寄居蟹，一種終其一生都在尋找新“家”的生物。

這和Encek很像——50年代的時候，他被父母遺棄，被送到印尼一家伊斯蘭孤兒院。少年時期，不堪暴力與歧視，十幾歲的Encek逃離了孤兒院，輾轉來到某個城鎮的集市。目不識丁的他只能在市場里靠當苦力謀生，也因此結識了經營米鋪的妻子。

Encek勤懇本分、待人赤誠，慢慢打動了姑娘。朝夕相處下，兩個有著相近文化底色的年輕人暗生情緒，不顧兩家門第差距、反抗包辦婚約，選擇私奔相守。妻子敢于沖破世俗束縛、毫無保留的愛，撫平了Encek長久漂泊帶來的孤寂與自卑。

在后來的歲月里，無論是針對華裔無處不在的歧視，還是動蕩殘酷的排華暴亂，妻子始終是Encek乃至整個家族的精神支柱。

年輕時候的Encek給妻子送了一粒酸糖，兩人的緣分由此展開

直到2002年妻子病逝，縱使兒孫滿堂同住一屋，但Encek知道，他又沒“家”了。

在午餐盒里每吃到一次訂書釘的無奈，一遍遍勾起他對亡妻的思念，也促使他加緊籌備那場意義特殊的家宴。

褪去思念亡妻的表層心緒，Encek窮盡一生追尋的，也不止于屬于自己的小“家”，更是一份宏大的歸屬——印尼華人的文化根脈，與漂泊半生的身份認同。

最初，Encek不會寫漢字，也不會說任何中國方言，是妻子教會他吃面條不咬斷有長壽好運的寓意，也是妻子教會他撥打算盤，習得謀生本領。在整個家宴的籌備過程中，他也一直執拗地尋找一種傳統拌面。

甚至Encek這個稱呼本身就暗含深意。這并不是一個真正的名字，而是一個由閩南語衍生而來、專門用于形容年長男性的印尼語。

導演伊斯梅爾·巴斯貝斯告訴新潮觀魚，電影延續了原著小說中的設定，沒有賦予男主人公一個專屬姓名，一方面是希望用這個極具生活氣息的通用稱謂，拉近觀眾與角色之間的心理距離，讓Encek如同身邊熟識的長輩一般親切，引導觀眾放下偏見，以包容柔軟的心境走入這段故事。

另一方面，導演也希望借此暗示，影片講述的不只是某一個華裔家庭的悲歡，而是千千萬萬印尼華裔共同經歷的人生縮影。

回顧男主的一生，影片跨越了四個關鍵歷史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和1998年與現實所處的2018年。不難看出，這大致映照出一代印尼華裔的歷史命運：于動蕩中苦苦維生，到遭遇深重劫難，最終在本土扎根立足。

“我選擇了比較沉重的階段，”伊斯梅爾·巴斯貝斯坦言，“我想表現的是，我們不應該粉飾太平，而是應該通過講述這樣的故事，讓人們在談起60年代、70年代時，都知道當時發生了什么，大家也可以來共同討論?！?/p>

印尼“黑色五月暴動”，華人遭遇血腥暴行。男主角在街頭被暴徒毆打。

在四個時代里，他對拍攝60年代時的場景印象最深，他將早年漂洋過海的華人先祖稱作“船上的人”，“他們坐船來到印尼，可以想象一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經歷多少艱難、困苦?！?/p>

“我突出表現了一個父親的形象，他是一個頂梁柱的作用，吃苦耐勞，為了家庭能夠忍受各種艱辛，這會讓我想起我的爺爺?！币了姑窢枴ぐ退关愃拐J為，作為后代，不應忘記先祖曾經經歷的艱難困苦，同時也該將這些精神傳承下去。

而作為一名阿拉伯裔導演，通過跨文化視角去審視印尼華人的歷史創傷，并不容易。

伊斯梅爾·巴斯貝斯承認，創作初期他也有顧慮，擔心自己對印尼華人社群的過往經歷、家庭狀態不夠熟知，也有華人質疑他是否有能力把控好這段特殊的故事。

“但是我又覺得，把遭受苦難的華裔家庭的故事講出來非常重要，他們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我也在不斷思考，我可以給我的孩子留下些什么呢？我可以給孩子做什么榜樣呢？只是一部電影嗎？”

他補充說，“為什么要拍攝這些內容？因為我認為我們不能說謊，我們應該把這些事實表達出來。確實在過去、在現在、包括在未來，可能這種不公平的現象還會一直存在的?！?/p>

而回顧歷史，最重要的是，以史為鑒。

在伊斯梅爾·巴斯貝斯看來，長久以來不同族群、文化間常充斥抵觸、猜忌與隔閡，歷史悲劇不斷上演。這往往與政客的私心有關，“政治家正是利用了我們對其他文化的誤解或是不了解，來分化我們，而我們現在要做的應該是打破這種壁壘，讓各種文化交流起來?！?/p>

這也是他沒有沿用小說原名《平靜赴死的偉大計劃》（Rencana Besar Untuk Mati dengan Tenang），而是將影片命名為“家宴”的原因之一。

伊斯梅爾·巴斯貝斯表示，在整個亞洲文化中，無論信仰或文化背景如何，闔家赴宴所帶來的歸屬感和幸福感是相通的。他希望以此引起觀眾共鳴，打破偏見的惡性循環，通過對話與理解，在多元社會中求同存異，尋找人與人之間存在的統一性，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杜絕悲劇的再次發生。

“你是華人，我是印尼人，我們是有不同，但不應該把生活看得如此狹隘，我們應該從中尋找相似處，”他說，社會應當接納華裔群體，而非疏離排擠，摒棄帶有區分性的族群稱謂，讓華人成為印尼社會平等共生的一份子，“這也是我一直努力在做的。”

這種美好的期盼，似乎也能從影片中兩處前后呼應的情節中窺見一二：

“黑色五月”時，Encek差點橫尸街頭，幸得舊識幫忙，將他偽裝成穆斯林，才僥幸逃過一劫；

而當Encek已經76歲，坐在店里推銷雨布時，他終于可以大大方方地說出：“這是中國的雨布，質量非常好?！?/p>

瑕瑜互見，這部影片的短板也很明顯。首先，歷史背景刻畫淺嘗輒止，諸多時代隱喻過于隱晦，需要觀眾具備相應的知識儲備，才能讀懂深層內涵。

相較原著直白鋒利的敘事，影片也淡化了排華劫難、族群迫害的篇幅，轉而更多地聚焦于家庭敘事，通過男女主的愛情故事，側面烘托時代處境，有種隔靴搔癢之感。

或許如導演所說，本片意在鼓勵文化交流。但作為一部旨在回望歷史、以史自省的作品，影片對歷史傷痛的刻畫力度不足，對嚴肅族群議題的表達流于表面，多少還是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另一方面，影片雖清晰鋪展了“籌備家宴”與“回溯家族往事”這兩條主線，但整體敘事十分碎片化。生活情節平鋪流水，現實與回憶的轉場也有生硬割裂之處，容易給觀眾一種“東一榔頭西一棒槌”的跳脫感。

不過，縱然敘事不夠圓滿，歷史描摹亦有所保留，《我最后的家宴》仍可謂意義獨特，它為“失語”的印尼華人留下了一份影像印記。在鮮有同類題材的國際影壇，這部作品的出現，本身就是一次極具意義的發聲，已是難得。

以下內容整理自現場對話，在不改變原意的前提下，微調語序并刪減冗余表述，供讀者參考：

1、首先恭喜您的影片入圍上影節，而且其中一場成為本屆最快售罄的場次。觀眾如此期待這部作品，你的感受是如何？你覺得為什么這部作品會這么受中國觀眾關注？

伊斯梅爾·巴斯貝斯：我特別感謝我的電影能來到中國、來上海放映，上海觀眾也特別熱情，而且中國整體觀影的人是非常多的。我認為，中國人多了解海外華人的故事和歷史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現在電影界拍攝海外華人的作品并不多，但我認為，華人的故事應該通過電影的方式講出來，讓（中國）國內觀眾看到海外華人的日常和文化。我也希望靠這部電影，把海內外華人的文化連接起來。

有一場的電影票很快就賣光了，我也非常的開心，也想借著這次機會，把我想講述的華人歷史傳播出去，讓這部電影成為文化交流的載體，讓不同的文化能夠互相了解。

2、當中國的觀眾在銀幕上看到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時，您希望帶給中國觀眾怎樣的情感觸動？

伊斯梅爾·巴斯貝斯：印尼華人雖然人數不少，長相、外貌和國內同胞也是相似的，但現在當地華人基本都不講漢語，日常說印尼語或者爪哇語。

我自己是有阿拉伯血統，長相也帶著阿拉伯人的特征，但我也不會說阿拉伯語。

這讓我很感觸的是，人哪怕從小離開故土、遠離自身文化發源地，心里也得守住屬于自己文化的初心，清楚自己的文化歸屬與根基。我認為，人終究無法割裂自身與生俱來的這種文化根源。

3、影片聚焦印尼華裔家庭，這個題材在亞洲影壇非常少見，最初是什么契機讓你決定創作這個故事？

伊斯梅爾·巴斯貝斯：我覺得華人有著獨屬于自身的特質，相信能夠通過電影，傳達出我想表達的一些內容。

我會選定這個題材，是因為我一直住在（印尼）一座小城，當地阿拉伯人有聚居的村落，華人也有自己的聚居區。平日里和華人打交道，我不是從文化、宗教這些宏大層面去認識他們，而是在日復一日的相處里，感受到大家本質沒什么區別，都是普通人。

所以在我看來，哪怕種族、民族各不相同，人與人之間總能找到共通之處。人們已經討論了太多分歧與差異，我希望用這部影片，讓大家放下彼此的不同，多去尋找相似之處，互相理解、彼此包容。

選擇這個題材，我也是有顧慮的，整個創作團隊在制作過程中，也承受過不少擔憂和質疑，但我認為應該承擔起這份責任，大家最終齊心協力完成了作品。

我不覺得自己是個英雄才去拍這部作品，只是希望借著自己的導演身份，向外傳遞影片想表達的理念。電影上映后，我們或許還會遇到新的問題，但這些難題，也都會成為我們摸索解決辦法途中的一部分。

華裔米店老板

4、作為一名非華裔導演，您在創作這個充滿歷史和國家創傷的華裔家庭故事時，遇到了哪些挑戰？

伊斯梅爾·巴斯貝斯：最開始很顧慮，擔心自己沒有華人血統，拍攝這個題材是否合適。這個題材分量很重，我也擔心自己無法做好，而且我對印尼華裔家庭的生活也不夠了解。

可機會擺在眼前時，（我反問我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歷經苦難的華裔家庭，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是非常重要的，他們也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我相信我還是能夠講好這個故事的。

與此同時，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能給我的孩子留下什么、樹立怎樣的榜樣，難道僅僅只是一部電影嗎？并不是，我想要借影片傳遞更深層次的東西。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遭到一些華人的質疑：他不是華人導演，他能拍好嗎？

影片完成后，我希望更多觀眾走進影院，去了解我想傳達的內容。除此之外，電影也想表達：我們都會害怕，會有恐懼的東西，比如說來自社會的恐懼，而我們要學著直面恐懼，一起努力，勇敢起來。

我今天非常高興，很感謝影片能夠入圍上影節，能與（中國）國內觀眾見面，真的太幸運了。未來我也希望影片可以發行到馬來西亞等華人聚居的地區，讓印尼華人的聲音被更多人聽見，讓大家通過電影進行更多交流。

5、影片改編自一本小說，在描述印尼華人社群時，再現了1960年、1970年、1998年，及2018年四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為什么選擇了這幾個特殊的年份？如何表現歷史的復雜性？

伊斯梅爾·巴斯貝斯：我挑選的四個歷史階段，都是較為沉重的時代階段。這類題材的影片還是很少見的。我不想選取很大眾化、受眾容易接受的通俗題材，希望借助這部電影，探尋族群之間求同存異的相處方式。

我認為，影片選取的四個年代，只是四個敘事切口；片中的華人家庭也只是敘事載體，拍攝這個家庭的故事并非最終目的，而是以固定家庭、時代變遷為創作抓手。

我想表達的是，我們不應該粉飾太平，而是應該通過講述這樣的故事，讓人們、印尼的年輕人，比如說帶著孩子走進電影院，知道當時曾經發生過什么，大家都能夠討論得起來，都有所了解。而不是說拍攝一些流于表面、毫無深度的合家歡似的故事。

我希望大家都走進電影院，不管什么年代的人，年輕人也好，還是年紀大的人，當他們談起60年代、 70年代，他們都知道當時發生過什么。最終目的其實是為了讓大家在找到人與人之間的共同性。

印尼是一個一萬多座島嶼組成的國家，它的文化是非常多元的，包括飲食、歌舞和喜好，它其實都有很大的差別。我希望大家能通過這部電影，在交流中將不同都融入到一個和諧的大環境中。

這次得知在上影節的票房表現很好，我非常開心。我也相信可以通過這個機會，即便影片探討的歷史很沉重，仍能讓更多的年輕觀眾從歷史中了解我們今天的生活。

影片海報與原著小說

6、你是如何串聯起四個時代的？有沒有印象最深的一場戲？

伊斯梅爾·巴斯貝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段，也就是60年代的戲份，我將這一段命名為“船上的人”。他們（華人）的先祖當年就是乘船遠赴印尼，可以想象一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經歷多少艱難困苦，途中還要面對文化差異帶來的心理壓力，甚至他們都不一定能平安抵達印尼。所以整個這段旅程，對于這些祖輩而言，是萬分艱難的。

這場戲里，我著重刻畫了一個父親的形象：父親是全家的頂梁柱，扛起支撐家庭的重擔，吃苦耐勞，甘愿為家人承受萬般艱辛。這一幕總能讓我想起我的爺爺，當年我的爺爺也是為了養家遠赴異鄉，歷經無數磨難，看到這段劇情，我總會回望自己家族的過往。

我覺得，日常生活里人們總是容易遺忘過往，遺忘曾經受過的苦難?？扇说囊簧倳庥龈魇礁鳂拥奶魬?。身為歷經苦難的先祖后代，先輩留下的精神與過往，我們不該遺忘。

同時我拍攝這部電影，是想把它當作一條文化溝通的通路，而不是涉及政治的。

7、飾演老年男主角的演員Ferry Salim在社交媒體上寫道，讓他深受觸動的是，這部影片的制片人和導演都不是華裔，但恰恰是他們站出來呼吁，“華裔的故事應該被銘記，因為華裔是印尼國家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看到演員這番感慨，您內心有怎樣的感觸？

伊斯梅爾·巴斯貝斯：片中飾演老年男主角的演員，其實本人性格是比較嚴肅的。我平時會用印尼語里管他叫大哥，這是一種比較親近的叫法。我也和他深入聊過這部影片，影片表面講述印尼華人的故事，實際上我們希望能夠對外輸出，讓更多的華人能夠看到。

所以作為華裔演員，他應當擁有自信，相信這段故事值得訴說、值得被世人看見。而我作為導演，職責就是幫助華人說出他們自己的故事。這次影片來到上海參展，可惜的是這位演員沒能同行，沒法親眼見證這里的一切。

我能感受到這位演員十分篤定，相信這部電影可以實現我們最初的創作初衷，也期待影片能帶來更多后續機會。聽完這位演員的想法，我心里特別欣慰，感覺我們一路以來的付出得到了認可。

左一為飾演老年Encek的演員Ferry Salim

8、在故事里，男主角沒有自己的名字，而是被稱為Encek，這是一個由閩南語衍生而來、形容年長男性的印尼語。為何不給他取個名字？還是有意想讓這個稱呼成為一種象征，去代表那一代華人的集體縮影嗎？

伊斯梅爾·巴斯貝斯：我是這么考慮的，原著小說里的人物原本就沒有名字，我們特意選用十分普通生活化的名字，就是為了讓每位觀眾看完影片，都覺得這個角色格外親切，仿佛身邊認識的普通人。

一般說起印尼，大家通常都會默認首都雅加達是它的中心，可我這次把故事背景選在了一座普通小鎮。這個故事它只是發生在一個華人家庭嗎？不是的，它其實是發生在千千萬萬個類似的華人身上的。所以我們才想用這種隨處可見、人人都耳熟能詳的名字，觀眾觀影時很容易聯想到自己身邊曾相識的某個人。

我小時候上學，書本里的主角也會用這類大眾化名字，時隔多年再提起，依舊印象深刻，因為角色足夠貼近生活、足夠熟悉。我們做這樣的設計，也是希望觀眾能擁有相同的代入感。

我希望借著這種方式，拉近觀眾和片中人物的距離，讓大家以更包容開闊的心態接納這個故事。如果觀眾看完影片，能和我生出一樣的感觸，那我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就算實現了。

9、和原著的名字不同，影片命名為《我最后的家宴》。我還想談談“家宴”這個主題，因為“家宴”在華人文化里是團圓與和解的象征，選擇這個作為影片的題眼，想傳遞給觀眾的是什么？

伊斯梅爾·巴斯貝斯：影片片名和原著小說名字確實不一樣，我們想要選取一個更貼合華人文化的片名。除此之外，家宴、家庭聚餐這類形式，不只是在中國、對華人十分重要，在整個亞洲范圍內，家宴都是十分重要的文化形式。所以我覺得，與其選用一個博人眼球的片名，不如選擇貼近大眾生活的名字，讓觀眾覺得和自身生活息息相關。

在印尼，當地華人大多不信伊斯蘭教，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大家信仰不同、文化也有差異。但我相信，不管差異如何，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飯時，心底的幸福感、愉悅感與歸屬感，都是一樣的。

我希望觀眾觀看這部電影時，能從中看見自己的生活：或許看完影片，我會想要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飯，回望自己一路走來的初心，甚至親手做一桌家宴之類的。所以相比于取一個更吸睛的片名，這可能才是我更想要達成的效果。

10、之前接受采訪時，你說希望觀眾能從這部影片中獲得“打破循環的勇氣”，為什么會這么說？所謂“循環”指的是什么？

伊斯梅爾·巴斯貝斯：是這樣，之前我是在談論為何拍攝電影的時候說的這句話。放在這部電影里的話，“循環”就指的是華人一代代承受的磨難，可能是生計、錢財或是其他方方面面帶來的苦楚。我覺得身為導演、一名創作者，我是不是應該打破其中的一些桎梏。

在我看來，這種循環不只是電影里的故事，現實生活里也以各種細微的形式存在。比起單純應付眼前細碎的難處，我們更需要跳出固有的陳舊思維。

在我的影片當中，我為什么要拍攝這些內容？我認為我們不能說謊，我們應該把這些事實表達出來。確實在過去、在現在、包括在未來，可能這種不公平的現象還會一直存在的。就像荷蘭殖民時代，印尼民眾也曾承受諸多不公。

所以，你是華人，我是印尼人，我們是有不同，但我們不應該把生活看得如此狹隘，我們應該從中尋找相似之處。我們應當接納華人，而非疏遠他們，不用帶有區分意味的標簽稱呼他們，讓華人真正成為印尼社會、這個國家平等的一份子，這也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標。

我也希望年輕人看完影片能有所觸動、積攢勇氣。往后大家依舊會遭遇不公，但要敢于直面，這也是我堅持拍片想傳遞的力量。

最后我還想補充，以往我們總抵觸、猜忌其他的文化，但其實我們現在要停止這樣做，應該主動和不同文化對話、去了解。實際上從政治層面來講，政治家正是利用了我們對其他文化的誤解或者是不了解，來分化我們，而我們現在要做的應該是打破這種壁壘，讓各種文化交流起來。

印尼不只有華人，還有眾多其他民族，各族之間常會因互不了解產生矛盾摩擦，所以我們更要主動破除壁壘，促成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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