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繁華都市的精密運轉(zhuǎn)到歷史名城的平和脈動，從千年古剎的經(jīng)卷墨香到現(xiàn)代公園的生態(tài)智慧，這個國家既有令人欽佩的秩序感、服務精神與文化傳承，也有疏離的人際關(guān)系與壓抑的社會氛圍。

它積極傳遞著和平的愿景，也在逃避歷史的追問。正是原子彈爆炸紀念館對戰(zhàn)爭起因的集體沉默，讓人無法不思考一個沉重的問題：一個不愿直面歷史罪行的民族，它所宣揚的“和平”，根基究竟有多穩(wěn)？

2026年4月19日，人們在位于日本東京的國會議事堂周圍參加抗議活動，呼吁守護和平憲法。 新華社記者 賈浩成 攝

都市的綠意與文化的平衡

初抵東京，撲面而來的是高度秩序化的城市風貌與多元文化交融的氣息。然而，真正讓人靜心體察的，卻是隱匿于鋼鐵叢林中的一方方綠洲。

新宿御苑占地面積約58公頃，是東京市中心規(guī)模最大的公園之一。這里曾是德川家康的獵場和明治天皇的試驗田，如今則成為婚紗照的拍攝圣地。新宿御苑的精妙之處，在于三種風格的“握手言和”：法式園林像用綠籬修剪出的幾何詩，英式風景園灑下印象派的光斑，而江戶時代的池泉回游式庭園則以小橋流水鋪展出東方的含蓄。2萬多株樹木環(huán)繞其間，讓這片綠洲在東京的鋼鐵叢林中保有一份難得的寂靜與悠閑，成為和洋文化深度交織的生動縮影。

日本東京，一名男子在新宿御苑休息。 新華社/法新

與新宿御苑相比，上野公園更像一部層積的地質(zhì)史。從德川幕府的寬永寺，到明治維新的博物館，再到如今的不忍池畔，朱紅殿堂、青銅雕像與飛馳的新干線構(gòu)成了一幅時空折疊畫卷。這里不僅有爛漫的櫻花，更有東京國立博物館、國立科學館等文化設施。

東京國立博物館于1968年修建了分館“東洋館”，館內(nèi)陳列著來自中國和東南亞的大量珍貴文物。走進這里，便能感受到一種不動聲色的周到：環(huán)境優(yōu)雅，溫度適宜，注釋清晰易懂，展柜高度對兒童和輪椅使用者十分友好。而其精細化的定價策略——未成年人免費，攜帶兒童的成人可以享受門票折扣（不帶兒童的成年人則需支付全價）——更蘊含著一種社會共識：文化熏陶應從下一代抓起。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許佳攝

相比之下，位于文京區(qū)的六義園則是一處向內(nèi)沉思的精神空間。這座以《詩經(jīng)》“六義”和《源氏物語》和歌意境為靈感建造的大名庭園，像一部精心編排的戲劇。迂回的小徑、借景的渡月橋、象征性的蓬萊島……引導著行人在靜默中體會日本美學中的“間”與“余白”。在這寸土寸金的都市核心，老人帶著素描本可以靜坐一下午，上班族在午休時對著池塘發(fā)呆十分鐘——這樣一處為疲憊心靈預留的詩意空間，其價值顯然勝于任何鋼筋水泥的堆砌。讓深厚的歷史服務于市民的日常，或許就是東京最獨特的生態(tài)文化。

秩序感與疏離感：一枚硬幣的兩面

與都市綠意的松弛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社會無處不在的精密秩序。

在東京火車站魚貫涌入地鐵站的人群中，一張張神情嚴肅的面孔多為疲憊所籠罩，有的似乎還沉浸在辦公室事務里沒回過神，鮮有回家的期待與松弛。就連女售貨員兜售貨品時的輕言細語，聽來也像是職業(yè)的操守、文明的規(guī)訓和教化的隱忍，而非發(fā)自內(nèi)心的溫柔與禮貌。但這種輕聲細語，恰恰構(gòu)成了日本人最為獨特的標記。一次學術(shù)會議上，兩位日本教授之間的互動引人注目：他們間隔一米有余，相互淺淺鞠躬，然后開始輕聲交談。

與這種謙謙君子之風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風靡日本的“卡哇伊”可愛文化。除了靜態(tài)的可愛物件，穿著打扮可愛至極的女生們在舞臺上和生活中蹦蹦跳跳，用嬰兒般的聲音說話，把自己包裝成精致無害的形象。

日本飲食文化也呈現(xiàn)矛盾性。在長野市中心的一家蕎面館，最有特色的食物是當?shù)厥w麥做出的各種面食。白水煮面，沒有一絲油星；飯團盒飯也只是白米飯團配一點醬油而已。與此同時，油炸食物隨處可見，年輕人常以此作為一頓快捷的工作餐?；蛟S，這些炸物正是對清淡飲食的一種代償。而通過代償達到平衡的日本社會，恐怕很難理解中國儒家的達與隱和道家的圓潤與渾然。

人們從日本東京街頭走過。 新華社/法新

從申請訪學的繁瑣流程中，則能深刻體會日本人的嚴謹。一次日本訪學往往需要提前三個多月開始準備，接收方要在全員會議上提出申請，通過后由校長簽字，再由國際交流中心對接邀請函和簽證事宜。整個流程環(huán)環(huán)相扣，沒有任何靈活空間；若想改期，所有流程必須重新走一遍。但日本人的周到也令人印象深刻——接待老師耐心講解宿舍和學校各項設施的使用方法；圖書館館員會因發(fā)票忘記填寫日期而特意尋人補填；宿舍燈具發(fā)生故障，工作人員會及時發(fā)來按秒操作的詳細解決方案。這種細致令人欽佩，但也不免近乎刻板。

日本人在嚴謹與周到背后，展現(xiàn)出極強的邊界感。這種邊界感在家庭內(nèi)部就已清晰可見：兒女婚后，父母幾乎不幫忙買房，也不參與撫育孫輩。一項2023年的全國調(diào)查顯示，66%的25至54歲受訪者更傾向于“即使感到孤獨也尊重個人自由”的社會，而非“人與人緊密聯(lián)系但難免麻煩”的關(guān)系模式。這種“不給人添麻煩”的文化，與中國人“相互幫助”的處世哲學截然不同。

上述種種矛盾，不禁讓人追問：經(jīng)過一百多年的現(xiàn)代化歷程，日本究竟是“和魂洋材”，還是“洋魂和材”？恐怕二者都不純粹。在魂與材兩個層面，日本都已實現(xiàn)了“和”與“洋”的深度融合。但此融合的成果，究竟是創(chuàng)造了一種獨特的、兼具東西之長的文明形態(tài)，還是如一位日本學者自嘲的那樣，日本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沒學徹底，成了“兩不像”？這種“集體主義”與“恥感文化”的交織，仿佛《菊與刀》中描述的矛盾性格在當代的延續(xù)。

廣島與長崎：平和的愿景與隱沒的追問

兩座因原子彈爆炸而聞名的城市，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廣島平和紀念公園是廣島的靈魂所。2016年，公園旁建起一座千紙鶴塔，寄托對死難者的哀悼與對和平的祈愿。塔內(nèi)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高達50米的玻璃“千紙鶴墻”，游客可以在12樓的“紙鶴廣場”親手折一只紙鶴，將其投入透明的墻中，紙鶴緩緩飄落、層層堆積。

廣島紙鶴塔 陳玲 攝

長崎和平公園內(nèi)，高達9.7米的和平祈念像右手指向天空，象征著原子彈的威脅；左手平舉，呼喚著和平的光明。祈念像旁是一座噴泉池，靈感來自爆炸后渴望水源的罹難者——當年無數(shù)人在烈火中呻吟著“水、給我水”而死去。

廣島與長崎各有一座原子彈爆炸紀念館，其在呈現(xiàn)核爆帶來的毀滅性災難方面做到了極致。燒焦的飯盒、扭曲的玻璃瓶、石階上留下的罹難者印痕……這些沉默的物證共同構(gòu)成了一場令人窒息的視覺敘事，成功地將核武器的反人類性烙印在參觀者心中。

然而，一個關(guān)鍵問題卻悄然懸置：這場將城市化為煉獄的戰(zhàn)爭，究竟由誰發(fā)動、為何而起、日本軍隊曾在亞洲土地上留下怎樣的傷痕……這些追問卻被有意無意地隱入了以“和平”為主題的抽象敘事中。

長崎還保留著許多與中國相關(guān)的歷史遺跡。長崎新地中華街是江戶時代為建立中國貿(mào)易品倉庫而填海建成的，濃郁的中國風街區(qū)里布滿了中國料理店、點心店、雜貨店等40家店鋪。長崎孔子廟始建于1893年，由清朝政府和華僑共同建造，采用中國傳統(tǒng)建筑風格，供奉著日本最大的孔子坐像。其附屬的中國歷史文物博物館，經(jīng)常展出中國博物館的館藏。

老齡化、消費社會與文化的迷思

日本社會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側(cè)面，是日益嚴峻的老齡化與獨居現(xiàn)象。

走在長野一處商場的角落里，一位七旬老人正神情專注地向店員咨詢一款聊天機器人的性能——或許，這只是無數(shù)孤獨生活切片中一個微不足道的瞬間，卻讓人不禁聯(lián)想到《老后破產(chǎn)：名為“長壽”的噩夢》一書描繪的困境以及日本首位“孤獨大臣”上任背后那個令人心悸的社會現(xiàn)實。日本警察廳數(shù)據(jù)顯示，2025年全國有近7.7萬名獨居者在家中悄然離世，其中超過2.2萬人死后8天以上才被發(fā)現(xiàn)，被認定為“孤獨死”。

當孤獨成為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時，資本便迅速入場。一款名叫LOVOT的機器人自2019年面世以來，出貨量已超過1.5萬臺，消費群體主要為高收入的40歲至60歲女性。它們不是掃地機器人，不承擔任何家務勞動，存在的唯一意義就是被抱在懷中，被需要，被愛。

日本隨處可見的“一人食”座位 許佳 攝

不僅是家庭空間，公共飲食空間也在回應這種獨居需求。在日本，“一人食”早已不是羞恥的標簽，而是一種成熟且被精心呵護的生活方式。從連鎖快餐的吧臺隔間到拉面店的“一人席”，餐桌被分割成獨立單元。人們安靜地進食、結(jié)賬、離開——高效率、零社交、無負擔。這種對傳統(tǒng)聚餐文化的空間解構(gòu)，既是對獨居社會的妥協(xié)，也反過來鞏固了它。

原標題：《東瀛拾影：和平敘事里為何缺失歷史的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