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的農民軍兵臨北京城下。守城的士兵已經幾個月沒發餉了，餓著肚子站在城墻上。崇禎皇帝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下令讓皇親國戚、文武百官捐款犒軍。結果呢？首輔魏藻德捐了五百兩，陳演說自己窮得叮當響一分不捐，崇禎的老丈人周奎被太監暗示了好幾次才不情不愿地捐了一萬兩，第二天又跑到皇后那里哭窮硬是討回了五千兩。這幫人嘴上喊著“忠君愛國”，真要他們掏錢的時候，一個比一個摳門。
李自成進城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明朝這幫權貴抓起來嚴刑拷打逼他們交錢。周奎家里抄出五十多萬兩白銀，魏藻德被夾棍夾斷了十根手指交出了數萬兩。一個國家的首富，不是商人，不是地主，是皇帝的岳父。而就在同一個時間，守城的士兵連一口飽飯都吃不上。
問題來了——大明朝的錢，到底去哪了？
答案很簡單，也很刺眼：被朱家自己人吃光了。
洪武年間，朱元璋剛當上皇帝的時候，老朱家的宗室人口有多少？58人。58個人，國家養著，小意思。朱元璋有26個兒子、16個女兒，就算全按最高標準供養，對偌大的國家來說也不是什么大問題。
可朱元璋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忘了，人是會生的。
永樂年間，宗室人口127人。正德年間，2980人。嘉靖八年，8203人。嘉靖三十二年，19611人。嘉靖四十四年，28840人。萬歷二十三年，十五萬七千人。這還只是《明神宗實錄》里記載的數據。
從嘉靖四十四年到萬歷二十三年，短短30年間，宗室人口增長了128160人，平均每年增加4272人，年增長率高達14.81%。按照這個速度推算，到1644年明朝滅亡時，宗室人口已經達到33.7萬人。這還是保守估計，由于明末戰亂、災荒等因素，實際數字只多不少。
33萬人。這33萬人不種地、不經商、不當官、不交稅，唯一的“工作”就是生孩子——因為朱元璋定了一條規矩：宗室子弟世世代代由國家供養，不許從事任何職業。不能科舉，不能做官，不能經商，不能遷徙。那能干什么？只能在家生孩子。生得越多，領的祿米越多。山西的慶成王朱鐘鎰生了100多個兒子，整個王府連兒子都認不全。這不是段子，這是制度設計出來的荒誕現實。
朱元璋給宗室定的俸祿標準，高得離譜。洪武九年他定的標準是：親王每年祿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后來雖然削減過一次，降到了一萬石，但依然是天文數字。具體標準是這樣的：
親王，歲祿米萬石；郡王，兩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
一石是多少？明朝一石約等于現在一百多斤糧食。一個親王一年光祿米就是一萬石，一百多萬斤糧食。這還只是祿米，不算鈔、錦、絲、絹、布、鹽、茶等各種物資。
嘉靖年間，全國每年運到京城的糧食是四百萬石。而光是在京城的宗室祿米，就需要八百五十三萬石。你算算這個賬——京城宗室的祿米，是運京糧食的兩倍還多。

全國的宗室加起來得吃掉多少？嘉靖年間河南一省，存留米八十四萬三千石，當地宗室祿米就需要一百九十二萬石。河南的糧食還不夠給王爺們發工資的，缺口超過一百萬石。
到了萬歷年間，全國田賦總收入大約兩千三百萬石，光供給藩王宗室就占了一半。一半的田賦收入，拿來養一群除了吃飯睡覺生孩子什么也不干的“活寶”。
光吃祿米還不夠，這幫王爺們還要占地。
朱元璋規定“郡王諸子年十五，人賜田十六頃為永業”。但這個標準很快就被突破了，親王莊田動輒上千頃、上萬頃。到了明中后期，藩王們瘋狂兼并土地，朝廷不但不阻止，還主動“賜田”。
萬歷皇帝最疼愛的兒子福王朱常洵，被封到洛陽，一次就賜給莊田兩萬頃。兩萬頃是什么概念？兩百萬畝。河南全省的耕地都不夠，就從山東、湖廣再劃。一個王爺一個人占著兩百萬畝地，上萬戶農民無家可歸。這還不算最狠的，萬歷的弟弟潞王朱翊镠，撥賜莊田多達四萬頃。
除了藩王，外戚、勛臣也在瘋狂圈地。景帝汪皇后家族占田兩萬三千頃，孝宗張皇后家族兩萬多頃，武宗夏皇后家族也有兩萬多頃。更不用說遍布全國的皇莊——從1464年到1514年的50年間，明朝修建了36處皇莊，土地面積達3.7萬頃。
這些地被藩王、外戚、勛臣、太監占去了，不交稅。

而支撐明朝財政的，是那些失去土地、被逼到絕路上的貧苦農民。四川成都平原，“為王府有者什七，軍屯十二，民間僅十一而已”——七成的地是王府的，一成都不到是老百姓的。河南“中州地半入藩府”——一半的地被藩王占了。
地沒了，稅還要交。農民只能破產，只能逃亡，只能造反。
宗室問題的可怕之處在于，它是一個自我加速的死亡螺旋。
人越多，祿米開支越大；祿米開支越大，財政越吃緊；財政越吃緊，就越要靠加稅來填補；稅越重，老百姓越活不下去；老百姓活不下去，就造反；造反越多，軍費開支越大；軍費越大，財政越吃緊——然后回過頭來，繼續加稅。
到了崇禎年間，這個螺旋已經轉到了極限。朝廷發不出軍餉，邊軍兵變；農民交不起稅，揭竿而起。而朱家的三十多萬宗室子孫，依然在按制度領取祿米——雖然朝廷已經經常拖欠了。
崇禎不是沒想過改革。他曾下令讓宗室“減俸助餉”，但執行不下去。那些王爺們寧可看著國家亡，也不肯掏出一分錢。福王朱常洵在洛陽富可敵國，李自成打過來的時候他一毛不拔，結果城破被殺，據說被李自成和幾頭鹿一起燉了一鍋“福祿宴”。大明的財政黑洞，最終用這樣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畫上了一個句號。
很多人說明朝亡于流寇，亡于滿清，亡于黨爭。這些都沒錯，但它們都是結果，不是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明朝的財政在萬歷、天啟年間就已經被宗室這個黑洞吸干了。天啟七年，戶部尚書郭允厚向皇帝匯報：太倉歲入僅三百三十萬兩，歲出卻要五百多萬兩，九邊軍費欠餉高達七百八十萬兩。崇禎元年，戶部尚書畢自嚴進一步匯報：邊防軍費多年共欠七百八十萬兩。士兵餓著肚子守邊疆，而同一時間，朱家的王爺們在各自的封地上揮霍無度、醉生夢死。
有人說明朝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很有骨氣。可骨氣不能當飯吃。當一個王朝把一半的財政收入拿去養一群什么都不干的寄生蟲，當一個王爺一個人能占兩百萬畝地、讓上萬戶農民流離失所，當國家發不出軍餉、士兵餓著肚子守城的時候——這個王朝就已經死了。剩下的，只是等誰來給它蓋上棺材板。
李自成來了，蓋上了。清軍來了，又釘了幾顆釘子。可真正挖好墳、躺進去的，是朱元璋自己。他太愛他的子孫了，愛到把整個國家都喂給了他們。他以為這是在“造福子孫”，實際上是在給大明王朝挖一個最深最深的坑。然后他的子孫們，一代一代地往下跳，直到把整個帝國一起拖進坑里。
大明朝不是亡于李自成，不是亡于皇太極。它是被自己的宗室，一口一口，吃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