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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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句俗語傳了上千年，大家都以為，只要把圣賢書背熟了，就能在貢院里一舉奪魁，從此平步青云，光宗耀祖。

當滿朝文人都在為了功名利祿搖頭晃腦背八股文時，一個被科舉徹底淘汰的落榜生，卻默默把雙手伸進了黑泥里。他用大半生心血，記錄了一具骯臟、開裂、在作坊里隨處可見的鑄鐵鍋泥模——釜范。

這個人叫宋應星，他寫下的那本被說成無用之書的天工開物，將在幾百年后的異國他鄉激起驚天動地的巨浪。

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聊，這本被中國拋棄卻震驚世界的奇書，以及那個在黑泥里摸到時代鑰匙的落榜生～

折斷的朱砂筆

明朝萬歷四十三年秋天，江西省城南昌的鄉試放榜了。江西奉新縣的宋氏家族迎來了他們歷史上最輝煌的時刻。根據八修新吳雅溪宋氏宗譜記載，宋應星從小就天資敏悟。那一年的鄉試，他和哥哥宋應升一同去考，結果雙雙中舉。

宋應星拿下全省第三，哥哥宋應升名列第六。在那個極其看重科舉的年代，整個奉新縣只有他們兄弟二人中舉，當地人都叫他們奉新二宋。那時的宋應星二十八歲，正值黃金年華，意氣風發，滿腦子都是報效朝廷、建功立業。

可惜這場少年得志的喜劇，很快就演變成了二十年的漫長悲劇。接下來二十年里，為了拿到那張通往大明權力中心的入場券——進士及第，宋應星兄弟倆先后五次買舟北上，去京城參加會試。

明朝末期的會試是一條布滿白骨的道路，全國數萬名頂尖才子，要坐著馬車、頂著風沙，去爭奪區區三百個進士名額。每一次，宋應星都滿懷希望走進考場，用朱砂筆寫下精美的八股文章；每一次，他又只能在放榜后看著光禿禿的榜單，默默收拾行李，踏上回鄉的旅途。

五次趕考，五次落榜。崇禎七年，四十八歲的宋應星第五次在京城落榜時，他站在客棧的鏡子前，看著自己滿頭的白發，聽著窗外大明江山在風雨中飄搖的哭聲，他終于徹底絕望了。他明白，自己這輩子是不可能通過這條窄窄的科舉獨木橋了。

這種被國家選拔體制無情淘汰的痛苦，是古代所有天才知識分子共同的宿命。清代批書人脂硯齋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第一回中，針對賈寶玉那塊無材補天的頑石，寫下過一段讓人落淚的朱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隨后又嘆息這是慚愧之言，嗚咽如聞。對宋應星來說，大明朝的科舉制度就是那個高不可攀的天。他努力了半輩子，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資格去補天。

宋應星不是甘于在慚恨中枯萎的人。他看著鏡子，做出了一個在當時文人看來無異于自絕于士林的決定。他折斷了寫八股文的朱砂筆，走出了舒適的書房，把目光投向了那些被主流文人鄙視的農田、煤窯和手工作坊。

他在崇禎九年刻印的野議·學政議中，寫下了對這個僵化制度最憤怒的控訴：計無復之，則竄入流寇之中，為王為佐；呈身夷狄之主，為諜為官，不其實繁有徒哉？他大聲警告朝廷，統治者若用這種毫無用處的八股文來束縛天下的才子，逼得那些空有真才實學、報國無門的人走投無路，他們終究只能跑去參加李自成的造反大軍，或者投奔關外的敵人。

事實證明，宋應星的這個預言在幾年后完全變成了現實。而他自己，則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既然當不成大明朝補天的棟梁，他就要用一雙粗糙的手，去撫摸這片大地的真實骨骼。

被大業文人扔掉的救命之書

因為屢試不第，宋應星只能以舉人的身份接受朝廷的挑選，去當一些沒有實權的地方小官。剛開始，他在江西分宜縣擔任學正和教諭，這是一個極其寒微的差事，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學校里那些調皮的生員。可正是這個遠離權力中心、被邊緣化的窮酸職位，給了宋應星極大的自由。

當別的讀書人聚在精致的茶館里，穿著寬大的儒衫，手里拿著茶杯，唾沫橫飛地討論著商周時期的青銅器莒鼎，寫著空洞的道德文章時，宋應星卻反其道而行之。他脫下了象征讀書人身份的長衫，換上了一身短打，直接走進了渾濁、悶熱、充滿煤煙味的手工作坊。

他不在乎什么圣賢的大道理，他只關心眼前的生活。他蹲在鑄鐵作坊的爐子旁，眼睛死死地盯著匠人們如何用黑乎乎的黏土，一點點捏出鐵鍋的模型。在天工開物中，這個用來鑄鐵鍋的黏土泥模，被稱為釜范。

釜就是老百姓每天用來煮飯的鐵鍋，范就是它的模具。在宋應星眼里，這具骯臟、開裂、在地上隨處滾落的泥模，比廟堂上那些象征著權力的青銅大鼎要重要得多。因為沒有這一具具黑泥糊成的釜范，天下的老百姓就沒有鍋來做飯，大明的江山就會崩潰。

崇禎十年，宋應星傾盡心血的著作天工開物終于艱難問世。在這本書的序第一中，他用極其辛辣、甚至帶有攻擊性的筆墨，痛擊了當時整個虛偽的文人集團：乃棗梨之花未賞，而臆度楚萍；釜之范鮮經，而侈談莒鼎。畫工好圖鬼魅而惡犬馬，即鄭僑、晉華，豈足為烈哉？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那些高高在上的大業文人，連身邊棗樹、梨樹的花什么時候開都不知道，卻喜歡在紙上憑空猜測那些荒誕的古董傳說；他們連鑄鐵鍋的泥模都沒有摸過，卻能在金殿上奢談三代的禮樂兵器。

宋應星非常清楚，自己寫的這本書在當時的中國會面臨怎樣的命運。他在序言之末寫道：傷哉貧也！欲購奇考證而乏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贗真而缺陳思之館……丐大業文人，棄擲案頭，此書于功名進取，毫不相關也。

他幾乎是帶著自嘲和悲憤在祈求那些追求科舉、渴望成就宏圖大業的文人雅士：若翻開此書意在尋覓升官發財之捷徑，那便干脆將其棄置于書桌角落，切莫虛度寶貴光陰。因為這本書里記錄的如何種田、如何冶鐵、如何造紙、如何做衣服，跟科舉功名一點關系都沒有。

正如宋應星所料，在當時的出版和消費市場上，這本能拯救千萬人生計的實用科技之書，面臨的是冷漠的窒息。明代學者李詡在戒庵老人漫筆中，曾經收錄了一篇名為比歲以來書坊非舉業不刊的記載，里面寫道：比歲以來，書坊非舉業不刊，市肆非舉業不售，士子非舉業不覽。

也就是說，當時的書商只印刷跟科舉考試有關的教輔書，書店也只賣跟考試有關的書，而讀書人更是連看都不看一眼跟考試無關的書。整個大明朝的圖書市場，呈現出一種極其畸形的生態。這種現象，跟今天許多大城市里那些生意火爆的考公考研教輔專柜何其相似。當所有人都在為了考試而買書、讀書的時候，那些記錄了社會生產力、推動工業文明進步的科學書籍，只能在冷清的角落里慢慢發霉、落滿灰塵。

晚明有一首極其辛辣的絕命詩：年年歲歲笑書奴，生世無端同處女。世上何人不讀書，書奴卻以讀書死。那些為了考試而死記硬背的讀書人，在李贄眼里不過是書奴而已。他們雖然讀了一輩子的書，但思想早就窒息了。

清代的著名評點家張竹坡在評點金瓶梅第一回時，也一針見血地指出過：功名富貴四字是全書第一著眼處……以后千變萬化，無非從此四個字現出地獄變相。當整個社會的所有聰明腦袋，都陷入了對功名富貴這四個字的病態追逐中時，實用科技自然就成了沒人看得起的奇巧淫技。這就是宋應星和他的天工開物不得不面對的一堵冷漠的高墻。

帝國落下的禁書鐵幕

像宋應星這樣智商極高、動手能力極強、能夠把復雜的工業和農業流程梳理得井井有條的天才，為什么一連考了二十年，卻連一個進士都考不上？

答案并不是因為他愚笨，而是因為當時科舉制度那極其殘酷的解額限制。根據明史卷七十選舉二的記載，明朝的鄉試錄取名額有著極其嚴格的省份定額：鄉試之額……江西六十五名，他省又自五而殺，至云南二十名為最少。

宋應星所在的江西省，是當時全國文化最發達、才子最聚集的高考地獄賽區。江西的讀書人雖然多，但是朝廷給江西的名額卻被死死地卡在六十五個人。這也就意味著，幾萬個名震一方的優秀秀才，要去拼死爭奪這六十五個中舉名額。而到了全國統一的會試中，錄取的名額通常也只有三百人左右。在這樣殘酷的制度漏斗下，絕大多數像宋應星這樣有真才實學的人，注定會被無情地刷下來。

更關鍵的是，明朝的文官選拔制度，給非進士出身的讀書人設置了一道無法逾越的政治天花板。根據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四的規定，舉人出身的讀書人，在銓選官員時只能擔任極低的職位。宋應星的首任官職是分宜縣教諭，專管學校里那幾個學生的功課，沒有任何行政實權。

在大明的官場上，一直流傳著一句話：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這就意味著，就因為宋應星沒有那張進士的考卷，他這輩子都不可能進入朝廷的決策層，只能在基層的地方官位置上打轉。

盡管如此，宋應星在地方官任上依然表現出了驚人的實干能力。根據清朝同治年間重修的奉新縣志卷九記載：宋應星，字長庚，北鄉人。官至亳州知州。崇禎間，邑賊李肅十等為亂，應星破產募死士，與司理胡時亨等討。

當亳州面臨亂兵土匪圍攻的危急時刻，這個平時只在作坊里研究黑泥和風箱的落榜生，表現出了超乎常人的血性和果斷。他毫不猶豫地變賣了自己全部的家產，招募了一支敢死隊，親自帶著隊伍和土匪拼命，保衛了亳州百姓的安全。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能文能武、寫出了世界級科技巨著、又在亂世中保家衛國的大才，在正史明史中，卻連一個字都沒有留下。正史的作者們把寶貴的筆墨留給了那些整天在朝堂上黨同伐異、空談誤國的內閣大臣們，卻唯獨遺忘了這位記錄了中國古代科技巔峰的知州。

如果說大明朝的冷落，只是讓天工開物在民間默默無聞，那么清朝統治者的到來，則對這本書實施了毀滅性的致命一擊。

清朝乾隆年間，為了在文化上實行高壓控制，乾隆皇帝下達了嚴厲的修書和禁書令。根據清高宗實錄卷九百九十四的記載，乾隆在諭旨中明確寫道：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

在這樣地毯式的政審下，凡是帶有北虜、夷狄、建州等字眼，或者記錄了明代火藥、武器制造的書籍，都成了必須銷毀的違礙書籍。宋應星不僅在天工開物的弩和火藥等章節中使用了這些敏感詞匯，而且他撰寫的野議、思憐詩中，更是充滿了強烈的愛國情懷和對北方入侵者的批判。

在政治高壓下，地方官僚為了討好皇帝，開始在民間瘋狂收繳、銷毀宋應星的所有著作。其結局是，天工開物被徹底排除在四庫全書之外，民間的印版被毀，書本被燒。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這本凝聚了中國古代工匠無數智慧結晶的奇書，在它的誕生地中國，竟然徹底絕版了。

流落東瀛的孤本與逆向歸途

當中國的主流文人把天工開物當成一堆廢紙扔掉、清廷甚至要將其徹底燒毀時，在海峽對岸的日本和遙遠的歐洲，這本書卻被當成了無上的至寶。

明末清初，天工開物通過海上貿易的商船，悄悄流傳到了日本。當時正處于江戶時代的日本，正在努力發展自己的農業和手工業。當日本的學者和幕府官員拿到這本書時，他們的震撼程度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

日本的薩摩藩和長州藩，立刻將天工開物作為農業和冶鐵、制糖的官方指南。書里記錄的養蠶技術、金屬冶煉方法、甚至造紙流程，被日本匠人原封不動地照搬過去，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當時的產業革命。在日本，這本書被反復翻刻、注釋，成了家喻戶曉的治國寶典。

這種墻內開花墻外香的命運，并不是宋應星一個人的特例。兩百年后，另一個在考場上屢屢受挫的落榜生魏源，面對著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寫下了一本介紹西方地理和科技的巨著——海國圖志。

魏源在這本書里提出了著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但在天朝上國自我陶醉的迷夢中，守舊的官僚和文人們卻將這本書視為潰夷夏之防的毒草。根據晚清經學家姚瑩在中江兩先生文集卷八答魏默深書中的記載：舉世諱言之，魏默深獨能著書詳求其說，已犯諸公之忌。

在當時，談論魏源和海國圖志甚至成了一種士大夫之間的忌諱。這本書在中國的印數只有一千冊左右，絕大多數都被堆在倉庫里吃灰。可是，當海國圖志流傳到正面臨黑船事件、陷入亡國危機的日本時，卻引發了海嘯般的瘋搶。

根據清咸豐四年日本江戶訓點版翻刊海國圖志中，日本學者鹽谷宕陰所寫的序記載：此書為客歲清商所舶載，左衛門尉川路君獲之，謂其有用之書也，命余翻刊……其土地品物名稱，則津山箕作摩西注詳音于行間。

日本的幕府重臣川路圣謨拿到這本書后，如獲至寶，認為這是一部可以拯救日本的有用之書。他命令漢學家鹽谷宕陰和蘭學家箕作阮甫連夜進行校對、翻譯、翻印。在短短幾年內，海國圖志在日本被翻印了數十個版本，書的價格在江戶和京都的書市上暴漲了好幾倍。

這就像是歷史在開一個黑色的玩笑。中國最優秀的頭腦在痛苦和絕望中寫出的救國、強國之書，在自己的國家被棄之如敝履，甚至連印刷的紙張都被拿去糊墻；而在異國他鄉，它們卻被那些渴望變革的異族精英們用顫抖的雙手捧起，成了照亮明治維新前夜的開國圣經。有些時候，好東西在自己家里被當成垃圾，只有等隔壁鄰居拿去當成寶貝，世人才會回過頭去，假裝震驚。

直到民國時期，中國人才重新想起了自己曾經擁有過這樣一本書。

一九一四年，中國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丁文江，在云南那滿是泥濘和礦野的紅土地上考察礦產。當他翻閱云南通志時，偶然看到了一段關于冶金方法的記載，內容極其精妙、專業。通志里注明，這段話引自天工開物。

丁文江如獲至寶。當他結束考察回到北京后，他跑遍了北京所有的書市，問遍了當時全國最著名的藏書家。得到的答復卻如一盆冷水澆下，令其徹骨冰涼：無人知曉這本書，它早就失傳了。

一個擁有四萬萬人口、自詡為文明古國的土地上，一本記錄了中國古代最巔峰科技的工藝百科全書，竟然連一本殘頁都找不到。

最后，歷史是由金石學家羅振玉完成救贖的。根據丁文江在民國十七年撰寫的重印天工開物跋中記載：后于日本內閣文庫始見菅生堂翻刻本。羅叔韞先生尋此書三十年，卒于日本錢幣商處以古錢易得一冊……非鄰國流傳，天幸遇合，則畢生之業，沒世而無聞矣。

羅振玉整整尋找了這本書三十年。直至后來，他才在日本東京的一個角落里，從一個窮困的日本錢幣商手里，用幾枚極其珍貴的中國古代稀有錢幣，換回了日本明和年間翻刻的天工開物。

這一幕，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最讓人心碎、也最富有戲劇性的一幕。這本漂泊海外數百年的孤兒，終于通過這種以物易物的奇妙方式，重新回到了它那飽經滄桑的母親懷抱。

老達子說

當我們重新翻開羅振玉帶回來的這本天工開物，拂去封面上那積攢了數百年的塵土，我們仿佛還能摸到，在那個崇禎年間的寒冷冬夜里，宋應星在昏黃的油燈下，撫摸過那一具具粗糲的釜范時留下的指紋。

晚明的狂狷才子金圣嘆，在評點被當時主流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西廂記時，曾經在序二中寫下過一段超越時空的名言：我真為后之人思我，而我無以贈之，故不得以而出于斯也。

宋應星在寫下天工開物的時候，心里一定也抱著和金圣嘆一樣的想法。他知道當時的中國太忙了，世人皆忙于背誦八股、忙著搶奪功名、忙著在朝堂上互相彈劾，根本沒有人愿意低下頭，去看一眼一具黑乎乎的鑄鐵鍋泥模。

但他也知道，這些實用的、能讓老百姓吃飽飯、穿暖衣、造出好鐵器的真學問，是永遠不會過時的。他是寫給幾百年后的后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