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很多年前，就有關于犯罪構成理論體系該沿用前蘇聯的“四要件”，還是該另行引進和采用德日“三階層”的激烈論爭。兩種觀點針鋒相對、勢同水火，一副“不是西風壓東風，就是東風壓西風”的斗爭狀態。
這種爭論，現在還在持續。
理論是服務于實踐的，“哪個好用，就該用哪個”。同時，就犯罪構成成理論而言，實踐又分為兩個方面：第一個是方法論上的，看哪個理論作為執法司法中認定犯罪的標準，更好用；第二個是認識論上的，看哪個理論對公眾認清犯罪的本質、以及它與其他違法行為間的區別，更有幫助。
從第一個方面看，無論是前蘇聯的四要件，還是德日的三階層，都沒有什么價值。
認定犯罪的執法司法標準，只有一個，就是法條要素。最近推行的民事案件“要素式訴狀”，實際就是依照民事法律的規定，提煉出來裁判案件的爭點。把這些爭點搞清楚了，“誰輸誰贏”自然也就清楚了。
同樣，刑事案件的裁判依據和裁判標準也是法條要素。滿足法條要素的，就是構成犯罪的；不滿足的，就不構成犯罪。
比如：對于走私案件，1有沒有從境外進口貨物？2境外成交價是多少？3國內售價是多少？4銷售總額是多少？5有沒有按照境外成交價申報關稅？6參與進口和報關的人有哪些？7這些人中，哪個是主導、哪個是輔助、哪個不知情？8境外成交價格的證據，是否已經查實？……
把上述這些從法條要素中，總結出來的爭點搞清楚，是不是犯罪、罪輕還是罪重，就一目了然。
相反，如果用犯罪構成理論作為裁判依據和指導，不僅于法無據，而且會陷入混亂。四要件也好，三階層也罷，都是如此。
比如，對于襲警犯罪，1客體是什么？你說是警察的神圣不可侵犯，我說是警察的人身安全。2客觀方面是什么？客觀方面那就多了，凡是腦子外的東西，均屬客觀方面。……
用德日三階層，也是一樣。對于襲警犯罪，1構成要件符合性怎么判斷？依照法條。2違法性怎么認定？依照法條。3有責性怎么識別？還是依照法條。
實際上，無論是四要件還是三階層，都是在法條要素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一套“抽象體系”。犯罪的認定是實的、具體的，一旦陷入抽象，就失去了法律依據。這，是最根本的違法，也是最大的混亂。
我倒不是說，犯罪構成理論體系沒有價值。它們的價值，主要在前面講的第二個方面，也就是主要在認識論上。
你想一想，對于一個剛入門的大學生，對于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什么是犯罪”、“犯罪與行政違法有什么區別”、“認定犯罪需要哪些條件”，怎么把這些問題從整體上和根本上給他講清楚？
“犯罪是最嚴厲的對社會的侵犯”，“犯罪與行政違法的區別，在于社會危害性大小之分”，“認定犯罪的標準很嚴，或者四個要件，或者三個階層”。“當然，還包括我說的，更契合實際、更于法有據的，完全具備了法條要素。”
所以，犯罪構成理論體系，無論是四要件，還是三階層，均僅在認識論上有價值，在方法論上，對于認定犯罪沒有實際價值和指導作用。
從這個角度看，沒有必要把犯罪構成理論體系搞得那么復雜，反正實踐中也用不上。“哪個對老百姓形成初步的、非專業的、概括性的認識有幫助，就用哪個。”
我覺得還是四要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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