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脫歐”公投以來，至今已整整過去十年。十年間，英國歷經了多屆政府的更迭與漫長的政策調整，脫歐對英國社會各領域的深遠影響也全面顯現。

　　英國智庫及學術界近期對“脫歐”的影響進行了全面評估。專家認為，“脫歐”不僅未能如“脫歐派”人士當年宣傳的那樣成為英國經濟騰飛的跳板，反而導致英國經濟規模長期萎縮，并持續加劇了本土的政治動蕩。

　　2020年1月31日，英國民眾圍觀“脫歐”倒計時鐘，人群歡呼、揮舞旗幟。

　　十年前，“脫歐派”以“拿回控制權”為口號，承諾“脫歐”后英國將迎來更強勁的經濟增長。然而，十年后的各項宏觀經濟數據卻勾勒出完全不同的現實。英國官方機構估算，“脫歐”后，英國經濟規模將比留在歐盟的情形萎縮4%；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預測更為悲觀，認為降幅達6%至8%，其中作為經濟增長核心引擎的投資份額將下降18%。倫敦國王學院經濟與公共政策教授喬納森·波特斯在評估十年的經濟賬本時認為，“脫歐”確實讓英國變得更窮了。

　　倫敦國王學院經濟與公共政策教授喬納森·波特斯

　　正如經濟學家所預測的那樣，‘脫歐’對英國經濟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如果沒有‘脫歐’，英國經濟會比現在更強、規模更大。關于這種影響究竟有多大，存在很多爭論，但它肯定占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幾個百分點。這算不上是一場災難，其他歐洲國家在這一時期也經歷了嚴重的經濟問題，但‘脫歐’確實削弱了我們的經濟實力。”

　　除了經濟上的損失，“脫歐”引發的政治連鎖反應更是在過去十年間徹底攪動了英國的政壇。從公投開票次日時任首相卡梅倫宣布辭職開始，英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不確定性中，特雷莎·梅、鮑里斯·約翰遜、利茲·特拉斯以及里希·蘇納克等數任保守黨首相接連因“脫歐后遺癥”或執政危機被迫下臺，直至2024年工黨在大選中獲勝。

　　波特斯認為，“脫歐”明顯加劇了英國系統性的政治動蕩。

　　政治上的影響當然要復雜得多。我想說明兩點：一是自‘脫歐’以來，我們經歷了一段政治不穩定時期，這并不完全歸咎于‘脫歐’——而且，我們在英國觀察到的一些現象，比如極右翼、種族主義和排外政黨的崛起，在歐洲其他地方也同樣存在。所以不能完全把這怪在‘脫歐’頭上。但我認為，‘脫歐’顯然加劇了英國的政治不穩定。”

　　當年“脫歐”陣營的核心承諾之一，是通過終止與歐盟的勞工自由流動來“奪回移民政策的控制權”。然而，在實際運行中，由于英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勞動力短缺以及地緣政治沖突，英國在“脫歐”后反而迎來了比“脫歐”前更高峰值的移民涌入。

　　英國“脫歐”公投選票

　　波特斯分析稱，這種現實與選民最初的預期大相徑庭，“脫歐”并未能像宣稱的那樣帶來“魔法般的解決方案”。

　　我們收回了移民政策的控制權，結束了自由流動，這些都是‘脫歐’運動當年的承諾。然而，由于英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勞動力短缺以及俄烏沖突，我們最終迎來的移民數量比‘脫歐’前還要高，而不是更低。在許多方面，這在經濟上其實是一件好事，它實際上讓‘脫歐’帶來的經濟沖擊變得不那么糟糕。但這并不是大部分公眾認為他們投票贊成的內容，我認為這恰恰表明，移民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這里面存在著許多艱難的權衡，包括經濟收益、政治妥協以及社會壓力。與當初的承諾相反，離開歐盟并沒有像變魔術一樣解決所有這些問題。我們現在仍然必須面對它們。你不能簡單地說‘我們已經退出了歐盟，所以我們可以隨心所欲’來規避這些問題。現實絕非如此，我認為人們現在正開始意識到這一點。”

　　這種預期的落空，直接改變了英國的政治生態與民意走向。當年“脫歐”的領軍人物、現任改革黨黨首奈杰爾·法拉奇，在近年來的選舉中憑借對主流政黨的抨擊而不斷斬獲政治成果。民意調查顯示，目前包括部分當年投下贊成票的選民在內，英國社會已經對“脫歐是個失敗”達成了廣泛的共識。

　　2020年1月31日，英國“脫歐”領軍人物奈杰爾·法拉奇與政黨成員站在舞臺上，民眾合唱英國國歌《天佑女王》。

　　波特斯認為，保守黨承擔了“脫歐”失敗的主要責難，而法拉奇則借此成功收割了政治紅利，不過這并不意味著英國能輕易重返歐盟。

　　法拉奇通過不進入政府，成功置身事外，免受‘脫歐失敗’的責難。因此，保守黨既承擔了‘脫歐’失敗的大部分指責，也由于‘脫歐’，其自身發生了改變，不再像以前那樣是一個廣泛的聯盟，這兩個現象都為法拉奇騰出了巨大的生存空間。現在公眾輿論已經發生了轉變，人們達成了一種相當廣泛的共識，即‘脫歐’是失敗的，甚至在那些投票支持‘脫歐’的人當中也是如此。但這并不能轉化為‘我們需要重新加入歐盟或徹底回到歐盟身邊’的共識。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下，鑒于法拉奇在民意調查中的實力相對強勁，認為英國在下次大選前能有什么大作為是不切實際的。”

　　“脫歐”不僅深刻改變了英國，也從戰略上削弱了歐盟整體的力量。盡管工黨上臺后，雙方在2025年簽署了新的貿易與國防協定，強化了彼此的關系，但在復雜多變的安全與經濟挑戰下，兩敗俱傷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扭轉。

　　2025年5月19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在倫敦會見英國首相斯塔默。

　　波特斯強調，面對國際地緣政治的劇烈震蕩，歐洲領導人應當重新審視與英國的戰略關系。

　　‘脫歐’顯然對英國產生了負面影響，但歐盟也因為失去英國而遭到了削弱，這在當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尤為關鍵。如果歐盟能夠以某種形式重新與英國建立聯系，歐盟將會強大得多，特別是考慮到我們再次面臨特朗普政府帶來的不穩定影響，以及更廣泛的經濟、地緣政治和安全挑戰。因此，我認為有遠見的歐洲領導人應該說：‘是的，我們當然需要一種經濟上互利的互惠關系，我們也必須捍衛自己的利益，但從長遠來看，如果英國能以某種形式回歸內部，我們將會強大得多’。事實上，這更應該成為歐盟領導人的一項首要任務，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被擱置。”

　　歷史的演進沒有回頭路。十年前的那場公投，雖然在紙面上切斷了英國與歐洲大陸數十年的緊密聯結，但在隨之而來的高度不確定性時代里，如何收拾“脫歐”留下的制度殘局，如何在全球大國博弈的夾縫中重新定位自身，依然是英國全社會有待解答的艱難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