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的晚上，聽到金茨堡(Carlo Ginzburg)去世的消息，驚于又一位史學大師離我們而去。對我來說，這份驚愕里更摻著難以言說的悵然：三十多年前我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著手撰寫博士論文《街頭文化》時，正是《奶酪與蛆蟲》為我打開了挖掘底層民眾歷史的新視野；此后我做茶館、袍哥的相關研究，也始終在借鑒他從零散、被扭曲的檔案里尋找“線索”、捕捉“痕跡”、傾聽微聲的方法。

作為微觀史學派最重要的開創者之一，金茨堡的學術生命從未局限于幾部經典著作，他為今天歷史學留下的，是一整套應對史料的方法論工具，以及在后現代史學沖擊下守住史學底線的價值準則，更給像我一樣試圖書寫“無名者歷史”的研究者，提供了最堅實的支撐。此前我曾與他有過數次關于微觀史定義的電郵往來，原本還期待他的新作中譯本問世后再作討教，如今竟成永憾。

第二天，《紐約時報》發布消息:“卡洛·金茨堡逝世，享年87歲——他書寫了無名者的歷史。在《奶酪與蛆蟲》等著作中，他推動史學超越重大事件與領袖人物的敘事，深入探尋農民的思想與心靈。”

這份評價恰如其分。他之所以能寫出無名者的歷史，恰恰是因為他找到了突破傳統史學局限的路徑。

接受《新京報·書評周刊》的約稿，寫下這篇文章，向這位非凡的學者致敬，也作為對他的紀念。

卡洛·金茨堡 （1939-2026），享譽國際學術界的意大利歷史學家，微觀史學派的代表學者，曾榮獲有“歐洲諾貝爾獎”之譽的巴贊獎。先后任教于博洛尼亞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比薩高等師范學校等。

對話金茨堡

“分析性的歷史”

2025年4月，金茨堡的《線索與痕跡》在中國翻譯出版，上海三聯書城讀書會請我為這本書的宣發活動，做一個講座，于是我于 4 月 25 日在上海古籍書店做了《線索的追蹤：建構微觀歷史中的邊緣者敘事》，把這本書與自己剛出版的《中國記事（1912-1928）》結合起來，探討微觀史如何通過“邊緣線索”來發現撲朔迷離的、被掩蓋的歷史真相。

《線索與痕跡：真的、假的、虛構的》

作者: [意] 卡洛·金茨堡

譯者: 魯伊

出版社: 上海三聯書店

出版年: 2025年3月

《中國記事，1912-1928》（全兩卷）

作者: 王笛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25年4月

在那次講座中，我開宗明義地說，金茨堡作為微觀歷史的開創者之一，自己都并未宣稱自己的研究是“微觀史”，他只是將其視為“歷史小切面的放大研究”；而我自己則更強調“微觀史”的兩個要點：一是要有細節，要有故事；二是研究對象是那些被許多歷史學家視為邊緣人物而不予理睬，甚至通常全然無視的普通人。

《線索與痕跡》的責任編輯把我的這個講座的情況告訴給了金茨堡，他通過責編給我轉達了下面的意見：

“‘微觀’（micro）這個前綴，和研究對象的體量無關——無論是實際的物理尺寸，還是它在象征層面的分量——它對應的是‘顯微鏡’這種研究工具。您可以把蜜蜂翅膀的碎屑放在顯微鏡下觀察，也可以把大象皮膚的殘片置于鏡底：微觀史本質上是分析性的歷史（analytic history）”。

于是開始了我與金茨堡直接的電郵討論。針對金茨堡教授的這個定義，我在給他的電郵中說：“您的這個說法，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我認為微觀歷史不僅僅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也應該是一個史學觀的問題。如果我們研究‘偉大’人物、或者英雄、或者已經知道的那些著名歷史人物，即使把他們放在顯微鏡下，寫他們的細節，在我看來也很難成為微觀的歷史。

所以迄今為止關于微觀史的經典著作，包括您的著作，幾乎都是給那些沉默無名、沒有聲音的人寫的歷史。因此我覺得微觀歷史一定是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是把歷史放在顯微鏡下；第二個微觀歷史應該發現那些被遺忘的人的聲音，就像您的《夜間的戰斗》和《奶酪與蛆蟲》里的那些人物。也就是說，如果歷史學家不去寫他們，他們在歷史上就永遠被遺忘了。”

金茨堡在回復中說：

“關于您的評論，我想簡要說明一下：由我和喬瓦尼·列維（Giovanni Levi）共同主持、艾瑙迪（Einaudi）出版社推出的‘微觀史’（microstorie）叢書，正是始于我的一本著作《皮耶羅探析》（Indagini su Piero）——研究對象是十五世紀被譽為‘繪畫之王’的偉大畫家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a）。那么，這本書算得上是微觀史的范例嗎？坦白說，我并不在意這個名目。但我承認，‘微觀史’這個常被誤解的標簽，確實助推了這套叢書計劃的成功?！?/blockquote>

我在接下來的回復中談了我的想法：

“由于微觀歷史在中國越來越多的人關注，但是還缺乏應有的了解，畢竟在中國只有比較短的歷史。因此我自己也被經常問到底什么是微觀歷史，所以我是按我自己的想法來表述。其實，我覺得我們在做具體問題研究的時候，不必這么刻板地非要去限定什么是微觀史，而是可以根據自己的思考來決定。如你所說的在顯微鏡下觀察歷史，就可以被認為是微觀歷史?！?/blockquote>

我接著表示：

“但是，我也面臨著困惑，就是說怎樣把從方法上和史學觀上的微觀歷史，與過去的那些也具有非常細節的關于英雄和帝王的歷史寫作進行區別？我想起中國歷史研究，雖然過去沒有使用微觀歷史的概念，但是也有一些詳細描寫帝王和英雄的史學著作，過去人們對皇帝，幾乎是事無巨細都有記載，比如說在清朝就有皇帝的起居注這些大型資料留下來，因此讓歷史學家能夠進入到帝王生活的細節。但是這個性質與用宗教裁判所的檔案去看那些邊緣人群的思想和生活，還是非常不一樣的。”

最后我說：

“在我看來，把歷史放到顯微鏡下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讓我們能夠研究過去被歷史所忽視的那些人群和個人。甚至在我看來，微觀歷史的意義還不在于把歷史放到顯微鏡下，而恰好是我們從顯微鏡下才能看到的那些普通個體的命運。如果我們看不到微觀歷史寫普通人與寫英雄和帝王的本質區別，微觀歷史的意義——包括你以及勒華拉杜里、拉塔莉·戴維斯等微觀歷史的開創研究——也可能被弱化?！?/blockquote>

以上是我和金茨堡教授為數不多的幾次交流。他告訴我，他的新書的中文本也在策劃之中，出來以后還可以做進一步的討論。可惜，他已經離開我們，再也沒有機會向他請教，對微觀史的問題進行更多的討論了。大師已經不在，讓我自己反省，我從他那里學到了些什么？

正如前面我已經提到的，我的博士論文《街頭文化》便是在《奶酪與蛆蟲》的啟發之下而完成的。后來，我借用庶民研究學者古哈（Ranajit Guha）的用語，又出版了《歷史的微聲》。這個表述本身就是在回應金茨堡式的問題：當檔案是權力生產的，下層人還能留下痕跡嗎？歷史學家怎么讀？海登·懷特所認為的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之間沒有嚴格區分，但是金茨堡認為歷史學家在主觀上必須劃清界限，在寫作上和資料的辨別上要做出最大的努力。

《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 1870-1930》

作者: 王笛

譯者: 李德英 謝繼華 鄧麗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23年6月

金茨堡的方法論啟發我們怎么使用不完美、不完整、被權力扭曲的檔案。中國沒有宗教裁判所那種系統審判檔案來支撐微觀史，于是我轉向社會學調查、報刊、口述、私人信件、回憶錄、文史資料非系統而碎片的記錄。檔案、口供也可能是在苦刑或脅迫下的產物，即使有檔案，也必須用批判的眼光。藏在檔案深處的聲音一旦被析出，我認為就是金茨堡式的通過“痕跡”去發現歷史。

金茨堡對梅諾基奧的興趣帶有濃烈的心態史/文化史色彩，他追問一個農民怎么理解宇宙、怎么讀《圣經》、怎么認識周邊的世界。我當然也關注心態（茶館里的階級/性別秩序、袍哥組織中的忠心義氣話語），但更偏國家權力如何下沉、地方秩序如何被秘密社會、行會組織等所分化，《街頭文化》《茶館》《袍哥》三本書構成的是一個“公共空間—日常政治—國家滲透”的核心問題結構。這是把金茨堡的小切面對權力結構的透視法，放到中國近代國家建構的語境里：微觀史不只是聽見微弱聲音，更是看清權力怎樣在小空間里運作的。

“線索范式”和“例外的常態”

金茨堡在研究方法上的貢獻，包括他提出了“線索范式”（evidential paradigm），或稱“推測范式”（conjectural paradigm）。這一范式提出了一個歷史學方法論難題的解決方案：在史料極不完整的情況下，我們如何獲取關于過去的可靠知識？傳統史學，尤其是實證主義史學，期望積累足夠多的史料，歷史的真相便會逐漸地顯現。但是金茨堡認為，這種方法在面對底層歷史時存在極大的局限，因為關于普通人的直接證據往往是缺失的、碎片化的或被扭曲的。

金茨堡指出，醫生通過觀察癥狀（痕跡）推斷病因，鑒賞家通過筆觸（細節）判定真偽，偵探通過蛛絲馬跡重建案情。這些領域的共同特征是：在證據不完整的情況下，依靠研究者的知識儲備、直覺和經驗，提出假設，并通過不斷的反饋來驗證。這就是“推測”。在金茨堡看來，歷史研究不是被動地“再現”過去，而是一個主動的“破解”過程。歷史學家必須具備像偵探一樣的敏感度，能夠從看似無關的碎片中識別出有意義的“癥候”。這種范式特別適用于那些缺乏系統檔案的領域，特別是關于日常生活、底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研究。它賦予了歷史學家處理“沉默”材料的勇氣和能力，不再因為缺乏系統的量化數據而放棄對特定歷史現象的探究。

“例外的常態”（exceptional normal）是金茨堡史學思想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指那些表面上看起來異常、越軌、極端的個案（例外），實際上卻深刻地揭示了被常規、格式化的史料所掩蓋的深層社會常態（正常）?！癗ormal”（常態）指一個社會在特定時期普遍存在的、支配性的結構、規則、心態或權力關系。這種“常態”通常被官方檔案、格式化文書所記錄，但這些記錄是經過篩選、修飾和標準化，往往只呈現了符合權力要求的“正確”面貌，而隱藏了真實的運作邏輯?！癊xceptional”（例外）：指那些偏離常規、打破格式、因某種原因（如審判、沖突、極端事件）而被記錄下來的人和事。金茨堡指出，恰恰是這些“例外”的案例，常態的規則被挑戰，使得原本隱藏在背后的邏輯、矛盾和真實運作方式得以顯露出來。

《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

作者: [意]卡洛·金茨堡

譯者: 魯伊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國

出版年: 2021年7月

《奶酪與蛆蟲》中的梅諾基奧（Menocchio）是一個普通的磨坊主，因發表異端言論被宗教裁判所審判。他的思想在當時的精英看來是“異?！钡?、荒謬的，但金茨堡通過分析發現，梅諾基奧的宇宙觀并非憑空捏造，而是由民間口頭文化、有限的印刷品知識和自身工匠經驗拼湊而成的。他實際上是當時廣大下層民眾心態的一個“例外”的、被記錄下來的樣本，從而揭示了“常態”下民眾真實的信仰世界。

《夜間的戰斗：16、17世紀的巫術和農業崇拜》

作者: [意]卡洛·金茨堡

譯者: 朱歌姝

出版社: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品方: 理想國

出版年: 2021年7月

《夜間的戰斗》中的本南丹蒂（Benandanti）是一群自認為在夜間靈魂出竅與女巫戰斗的農民。他們的行為被教會視為“異?！钡奈仔g。但金茨堡認為，這反映了前工業時代農民一種普遍的、古老的豐收儀式和信仰結構，只是被教會的分類體系標記為“異?！?，這個“例外”案例揭示了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碰撞的“常態”。

在金茨堡看來，微觀研究不是反對宏大敘事，也不是追求碎片化的學術研究，而是通過對“例外的常態”的深度剖析，展示個體如何在既定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模式中運作，同時又如何對其進行創造性的改造甚至抵制。對于今日的歷史研究而言，金茨堡的遺產意味著我們應當擺脫“微觀即瑣碎”的偏見。金茨堡提醒我們，宏觀結構從來不是抽象存在的，它們必須在微觀的、具體的社會互動中被感知和理解。因此，微觀史通過一個點的挖掘，加深對外部大世界的深刻理解。

“史料批判”和“證據約束”

在史料的處理上，金茨堡極大地拓展了“史料批判”（source criticism）的內涵。傳統的史料批判主要關注史料的真偽、作者意圖以及信息的準確性，目的是剔除虛假信息，保留事實內核。然而，在處理宗教裁判所檔案、審訊記錄或官方調查報告時，這種傳統方法遇到了障礙——因為這些史料內容在字面意義上往往是“虛假”或“被迫”的。

金茨堡展示了如何將這些“被污染”的史料轉化為寶貴的歷史證據。他的方法類似于符號學或精神分析中的“解碼”：不再僅僅關注證人“說了什么”（內容層面的真假），而是關注他們“怎么說”（形式層面的癥候）。例如，在梅諾基奧的案例中，金茨堡并不糾結于宇宙是否真的由奶酪變成，而是分析梅諾基奧為何會使用這樣的比喻，他的知識結構是怎樣的，他的語言受到了哪些口頭文化和印刷文化的共同影響。

《野獸之魂》

作者: [意] 卡洛·金茲伯格

譯者: 李根

出版社: 東方出版中心

出品方: 時刻人文

出版年: 2025年5月

這種史料觀對當代研究極具啟發性。它教導我們，即使是謊言、謠言、迷信或被迫的認罪書，也是真實歷史心態的反映。官方檔案中的刻板套話，恰恰反映了官僚體系的運作邏輯；民間傳說中的荒誕不經，恰恰保留了主流話語之外的集體記憶。今天的史學家在面對各種非傳統史料（如口述史料中的記憶偏差、網絡輿論中的極端情緒、視覺材料中的構圖隱喻）時，應當繼承金茨堡的這種“解碼”能力，從表象的“假”中提煉出深層的“真”。

金茨堡捍衛的乃是一種“證據約束”（evidentiary constraint）：歷史認識源自殘存“痕跡”，而痕跡的不完整性不等于我們可以把史學推向不受約束的敘事相對主義。歷史敘事不可避免地帶有修辭性與語言中介，但證據對解釋擁有一種力量，能證偽、否決或修正某一解釋。這種證據約束在與司法的類比里被進一步強化：史家與法官都要處理殘缺證詞與程序性規則，而史家的“錯誤”并非無關緊要，因為它牽涉公共記憶。

在金茨堡與海登·懷特的后現代主義論戰中，他劃定了歷史學不可逾越的底線。他承認歷史敘事具有文學性，承認語言在建構歷史意義中的作用，但他堅決反對將歷史學與文學虛構混為一談。

《孤島不孤：世界視野中的英國文學四論》

作者: 卡洛·金茲伯格

譯者: 文濤

出版社: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4年5月

金茨堡警告，如果徹底否定歷史的客觀性，認為所有敘事在認識論上完全平等，那么歷史學將失去其公共職能，甚至為大屠殺否定論等極端意識形態打開方便之門。他堅持認為，盡管我們對過去的認識是不完整、有中介的，但“證據”構成了對歷史學家想象力的約束。證據雖然沉默，但它具有“反駁”的力量——當一個假設與確鑿的物證或證詞相悖時，歷史學家必須放棄該假設。

金茨堡的證據約束提醒我們，歷史學家在享受敘事建構的自由時，必須時刻對證據保持敬畏。特別是在處理創傷記憶、暴力沖突和邊緣群體歷史時，歷史學不能淪為純粹的話語游戲，它必須承擔起守護事實底線、對抗權力操縱的道德責任。這種責任感，正是金茨堡從其家族反法西斯斗爭經歷中繼承并注入歷史學的核心品質。

從中國再出發

微觀歷史的開山鼻祖金茨堡離我們遠去，但是微觀歷史在中國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和歷史研究者的關注。我們要從中國再出發，寫出中國自己的微觀歷史。微觀歷史的意義在于把歷史放到顯微鏡下，我們從顯微鏡下才能看清楚那些普通個體的命運。微觀史的價值恰恰在于避免宏觀敘事的空洞化，它不是拒絕回應宏大問題，而是以微觀分析為路徑，讓宏大問題的討論建立在扎實的經驗證據之上。

中國史料的先天特征，決定了微觀研究的開展面臨比歐洲更復雜的困境。歐洲微觀史的興起依托于宗教裁判所連續、細致的審訊檔案，這類檔案完整記錄了底層民眾的言語、行為甚至情緒，為微觀分析提供了充足材料。而中國留存的史料以官方格式化文書為主：正史、方志、奏折、刑科題本等均服務于國家治理需求，內容高度標準化；精英階層的文集、日記、書信雖包含更多個人信息，但底層民眾在其中也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即使有些記錄，按照金茨堡的說法也是被扭曲的，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終其一生沒有留下任何文字痕跡。這種史料缺陷導致中國學者開展微觀研究面臨巨大的困境。

金茨堡提出的“線索范式”，為破解這一困境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我們需要認識到，所謂“完美史料”是不存在的，我們不應再將史料視為“客觀歷史”的直接記錄，而是將其視為過去留下的“痕跡”和“線索”。這種思路完全適配中國史料的特征，為存量史料的價值重估提供了可能?！袄獾某B”這一概念直接挑戰了依賴“標準史料”的傳統做法，并為中國學者處理本土材料提供了方法論工具。重新審視官方檔案：刑科題本、基層檔案中的抗官行為、邪教案件、異常命案等，應將其視為窺探基層社會矛盾、民眾心態和非官方秩序的“窗口”。在看似千篇一律的土地契約、宗族族譜中，那些被涂改的痕跡、不合慣例的條款、微小的糾紛記錄，都可能是打破“常態”敘述的“例外”，隱藏著真實的權力博弈。

金茨堡提出的“證據約束”也應該引起我們特別的關注。一方面，在后現代史學思潮的沖擊下，出現了將歷史完全等同于文學敘事，認為一切歷史都是話語建構的取向。然而證據約束的核心是：承認歷史敘事的建構性，但堅持證據的約束。他明確表示，歷史學不可能完全還原“客觀過去”，所有歷史敘事都是研究者基于史料建構的產物，但這種建構不是沒有約束的，任何分析和闡釋都必須依賴可靠證據。

19世紀法國插畫家艾德蒙·杜拉克為《安徒生童話》中的《夜鶯》所繪制的插圖。這則童話講述了中國皇宮御苑的樹上生活著一只夜鶯，歌唱的聲音能夠使君王落淚。這則童話是當時西方流行的“中國風”的表現形式之一，它以西方想象中的中國為背景，虛構了一個古老而奇幻的東方國度——距離所產生的虛構想象同樣可以生成一種歷史圖景，基于歷史的普遍性讓我們對這些虛構出的歷史圖景信以為真?？濉そ鸫谋ぴ凇稓⑺酪幻袊鴿M清的官員：距離的道德暗示》中如此寫道：“人性潛在的自我解構，本身作為歷史中的一個轉折點，已經分別影響和將要影響所有未來和過去的諸代人——包括亞里士多德所寫的'那些在過去或未來的，前后相隔上萬年的'人——的生活和碎片化的記憶。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普遍法’王國似乎已經相應地擴張開來。不過，我揣測，對遠方人類同胞表達同情之意僅僅是一種修辭行為。我們污壞當下、過去以及未來的力量之強大，絕非我們脆弱的道德形象可比。”

我們要相信顯微鏡下的細節足以折射時代的全貌，要善于從被扭曲資料中找到民眾的真實聲音。對于中國的歷史研究者而言，金茨堡的遺產提供了一種走出“碎片化”焦慮與“宏大敘事”迷思的路徑。它鼓勵我們在面對浩如煙海的方志、檔案、契約、口述資料時，不必妄自菲薄于題目的“微小”，而應致力于通過精湛的“顯微”分析，揭示出中國歷史深層的結構性邏輯與普通人的生存智慧。

微觀歷史在中國的意義，可以幫助我們從新的方向去處理資料。它既不否定宏大敘事的價值，也不焦慮碎片化的傾向；既承認歷史研究的建構性，也堅守史學的證據底線。讓歷史研究真正回歸“人”的實踐，從具體的、鮮活的個體經歷中，理解中國歷史和社會的復雜性與延續性。這既是金茨堡留給我們的遺產，也是中國史學未來發展的重要潛力：在微觀分析中堅固宏觀認知的基礎，在證據約束下拓展歷史解釋的空間。

寶寧寺水陸畫中描繪遭遇走投無路的底層貧民被迫典妻鬻子的場景。這些歷史研究中常被忽視的“邊緣”，實際上卻是歷史上的常態。微觀史的研究視角引領我們去看到歷史上被湮沒、忽視的“他們”。

近年來，中國史學界的各種新課題、新取向不斷出現：醫療史、環境史、情感史、身體史、數字人文、微觀歷史等領域快速發展，金茨堡的線索范式恰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分析工具。當前中國公共史學正處于快速發展階段，從官方主導的宏大敘事向日常生活、微觀歷史等多元主體的轉型，口述史、社區史、公共歷史展覽、歷史教育創新等項目大量涌現。金茨堡的“邊緣者敘事”邏輯，為公共史學的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依據。公共史學要力圖讓被主流敘事遮蔽的多元聲音得到呈現，過去的公共歷史敘事多以精英人物、重大事件為核心，普通民眾的經歷往往被簡化甚至完全被忽視。金茨堡提醒我們，公共史學應當關注那些無名的人。微觀史的敘事方式也為歷史教育的落地提供了可行路徑，可以將大歷史轉化為具體的個體經歷。

金茨堡留給我們的是一套關于如何看待和認識歷史的準則，對這些準則的思考和討論，或許就是金茨堡學術生命最有效的延續吧。

撰文/王笛

編輯/李陽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