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天勇談經濟

　　筆者按：從實踐上看，計劃經濟時期的收入分配體制，并沒有帶來城鄉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也并不理想。經濟發展的挫折，不得不使中國共產黨在1978年時，選擇了改革開放。然而，目前與一些年紀較輕的人士交談，還有看一些新聞文章，他們不知道1957年到到1977年那段計劃體制造成的艱辛。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是共產黨人的原則。對過去回顧，以使人們不要忘記那些苦難的歷史，敬畏改革開放，并且繼續推進其深化和擴大，把中國經濟搞上去，以實現我們現代化的發展偉大目標。特在這里設一專欄，今天發出之一。

　　周天勇

　　從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1977年改革開放前夕，中國城鎮和農村形成了一個以“按勞分配”為理論基礎的收入分配體系。城鎮實行等級工資制和八級工資制，農村實行工分制，試圖將勞動時間與工作等級作為分配的主要尺度。

　　一、城鎮職工工資等級分配

　　城鎮職工分配方式為按不同職業的工資形式進行發放。1956年6月16日，國務院通過了《關于工資改革的決定》，基本確立了此后近四十年工資制度的基本框架。這次改革的核心內容是取消“工資分”制，直接用貨幣規定工資標準，在全國范圍內按產業和部門統一職工的工資等級制度。黨政機關的干部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把干部分為30個行政級別；企業工人分為8個（個別工種為7個）技術等級；專業人員如教師、科技人員、文藝工作者、醫務工作者等也都相應有了自己的等級系列，并且各系列之間可以互相換算。級別確定的依據主要是職務和資歷——職務是現成的，比較容易確定，資歷則相對復雜，需要綜合考慮工作年限、學歷和原工資水平等因素。這次工資改革的受益面很廣，從各地執行情況來看，調資范圍大、幅度也較大，一般調高一級，有的調高二級甚至三級。

　　這套等級工資制的建立，使全國城鎮職工第一次擁有了一套相對統一、等級分明的工資標準，在制度層面體現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勞動者根據其所擔任的職務和工作年限獲得相應的工資級別，級別越高則工資越高。在工作時間方面，城鎮普遍實行每周六天和每天八小時工作制，工時制度相對規范。

　　在工資級別確定上，具體操作中并非完全按照勞動貢獻和績效來評定。級別確定的依據除了職務這個客觀因素外，“資歷”即工作年限在評定中占有相當比重。按職務對照等級線，同時結合德才表現，適當考慮經歷的標準來綜合衡量是否需要升級。初次定級之后，職工升級的方法在不同時期也有所變化：有時采取考工升級，即通過技術考核來確定是否具備升級條件；有時采取群眾民主評議、領導批準的方式；也有時采取由行政領導按條件擬定升級名單、報上級審批的辦法。1959年曾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有過一輪調資，1963年又進行過一次較大的工資調整，升級面占職工總數的40%左右。

　　然而從1966年到1977年，城鎮職工工資水平的基本上調工作陷入停滯狀態。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勞動部門機關工作停止，整個勞動工作陷于癱瘓，工資分配等工作遭到嚴重破壞。在企業層面，計件獎勵被取消，曾一度實行平均主義、“大鍋飯”，甚至有一段時間工資處于“凍結”狀態。這種工資長期不調整、工齡增加卻無法晉升級別的狀況，嚴重削弱了按勞分配原則對勞動者的激勵作用。

　　二、農村農民按工分分配

　　與城鎮職工不同，農村農民的勞動時間和勞動等級主要通過“工分制”來量化和體現。人民公社時期，“工分工分，社員的命根”，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掙取工分為主要分配依據。農村的工作時間也與城鎮有所不同：雖然是每周六天的工作節奏，但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征使勞動時間在閑季和忙季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忙季時普遍沒有星期天休息，生產任務繁重，勞動時間遠超八小時標準；閑季則相對寬緩。

　　在生產隊中，每一個勞動力根據體力、勞動技能和勞動態度，甚至階級成分被評定一個“底分”。這個底分指的是在嚴格的定額標準下完成一個工作量所對應的工分，壯勞力底分較高，弱勞力底分較低。分配的主要方式是勞動出工記作工分，年終統一結算，以工分分配實物。到了年終，每個生產隊都要進行分配決算，按工分多少分糧、分錢、分油、分棉。決算分配方案有縣政府統一印發的正規方案紙，各生產隊按照方案紙規定條文實施核算。社員的糧食分配普遍采取基本口糧和按勞動工分相結合的辦法，例如人勞各半或人六勞四等分配比例。生產隊還需要向上級繳納公糧，上繳公糧后會得到一部分現金收入，加上有些生產隊有副業經營，也能獲得集體獲利現金收入，這些現金收入也在年終按照工分分配給社員。

　　初級社階段實行評記工分，10分為一個勞動日，男勞動力每天8到10分。隨著合作化程度的提高和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工分制成為農村分配的核心制度。生產隊通常設一名記工員，負責記錄社員的出工情況，實行評工或定額記工。工副業人員則將收入或工資交生產隊，按金額記工分，參加年終決算。

　　然而，工分分配并非單純按勞動貢獻的多寡來分配。“底分”的確定本身就包含了體力和技能之外的諸多因素——階級成分、政治表現、人際關系等非勞動因素都影響著每個人的工分水平。那些勞動力少、需要供養人口多、家里有病人的家庭，年終結算時得到的現金分配往往較少，甚至可能向生產隊倒欠款項。這種分配方式雖然在表面上是“按勞分配”，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工分標準難以精確量化勞動貢獻、定額管理復雜繁瑣、評工過程中的人情因素等，實際分配結果往往趨于平均化，難以體現不同勞動強度和技術水平之間的差異。

　　參考文獻：

　　楊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分配實現形式研究，2022，碩士論文，湖南科技大學，中國知網。

　　肖釗：安化縣農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研究（1962-1978），2021，博士論文，湘潭大學，中國知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