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潮觀魚】

2026年6月20日晚，第2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頒獎典禮在燈火璀璨的上海大劇院落下帷幕，為期十余天的光影盛會迎來了最終的揭曉時刻。來自全球的影人齊聚黃浦江畔，共同見證金爵獎杯的歸屬。

本屆金爵獎共收到來自125個國家和地區的4100余部作品報名，征片規模再創新高。49部入圍影片覆蓋34個國家和地區，主競賽單元12部入圍影片首次實現全部世界首映。上海國際電影節作為中國唯一的國際A類電影節，正以越來越開放的姿態，讓一批來自全世界的優秀電影和電影人通過金爵獎被人們熟知。

95后導演鐘凱峰的長片首作《大西洋》斬獲最佳影片與最佳攝影兩項大獎；

比利時影片《微光女孩》獲得評委會大獎；摩洛哥影片《哈莉瑪》則將最佳導演與最佳女演員收入囊中。亞洲新人單元中，中國影片《語文的滋味》一舉包攬最佳影片與最佳女演員兩項重磅榮譽。《別擔心，爸爸！》拿下最佳紀錄片大獎。

這一晚最受矚目的聚光燈，落在了收獲了最佳男演員的張頌文身上。

張頌文的50歲生日禮物

當頒獎嘉賓念出“最佳男演員——張頌文，《紙盒藏迷》”時，全場掌聲雷動。

這位從廣東韶關走出的演員，在上個月剛剛度過50歲生日。站在領獎臺上，他手捧沉甸甸的金爵獎杯，情緒真摯而誠懇：“我非常感謝我的家里人，他們能夠包容我一直在這個行業里。這么多年我沒有太多成績，但是我一直信奉一句話，擇一事，終一生；干一行，愛一行。今天這個獎可以讓我這句話更堅定。”最后，他鄭重地說：“我是中國演員張頌文。”

這是張頌文首次獲得國際A類電影節的演員獎。他在后臺采訪時坦言：“我上個月剛好50歲生日，我覺得這是最好的生日禮物。我也在這個行業20多年了，第一次得到國際A類電影節的演員獎，很開心，因為評委認可了你在塑造上的成功。獎項會提醒我一定要堅持之前的理念，也提醒未來我該怎么走，我會把它擺在一個重要位置。”

他曾經無數次設想過自己拿獎時的場景——“可能會落淚，會很興奮，或是會拿出一份寫好的念詞”。但真正站在領獎臺上的那一刻，他卻異常平靜。他笑著說：“生活就是這樣，我們負責努力就好了，剩下的一切隨緣分吧。”

“大器晚成”這四個字，幾乎是為張頌文量身定制的。25歲之前，他在廣東韶關做過印刷廠工人、飲料銷售員、空調安裝工、酒店服務員，還當了5年導游。25歲那年，因為同事一句“張藝謀28歲才學電影，你怕啥”，他決定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入學后，因廣普口音被全班嘲笑，老師要求他四個月內練好普通話，否則退學。

此后的二十余年，他從龍套配角起步，一步步沉淀。早年他憑借廣東本土情景喜劇《乘龍怪婿》正式踏入演藝圈；網劇《隱秘的角落》中，朱永平喪女后街邊吃餛飩崩潰落淚的戲份，成為國產劇名場面；電影《革命者》中，他詮釋的李大釗從容堅定；《掃黑·決戰》里的雙面官員曹志遠，正邪切換張力十足。2023年，《狂飆》橫空出世，他飾演的高啟強從小魚販變為黑惡頭目，數十年命運沉浮被演繹得淋漓盡致，火爆全國。

但在中國內地演員的譜系中，張頌文始終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他身上有強烈的大灣區“地域氣質”——既是廣東人，又與香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曾在香港擔任導游，對這座城市有特殊的感情。監制翁子光在談到為何邀請張頌文時坦言：“當時他太紅了，我比不過那么多導演，只能耍個陰招——跟他說這個電影可以講粵語的哦。”

《紙盒藏謎》是張頌文首部全粵語演出電影。他在發布會上以《給阿嬤的情書》為例談到方言電影的優勢：“方言很容易讓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有非常強烈的信念感，相信這個故事發生的地域。”

“普通話可以讓我們走得更遠，但方言可以讓我們知道你是從哪里來的。”

而張頌文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身份——香港對外友好交流協會的文化顧問。他在發布會上說：“我本身這個身份，回到大灣區去支持大灣區的電影，是我分內的事情。”

正是這種與香港的深厚淵源，讓他成為飾演《紙盒藏謎》中司徒偉平的不二人選。

一個關于“相信”的故事

《紙盒藏謎》的故事改編自1974年轟動香港的“跑馬地紙盒藏尸案”。1974年12月，一名16歲少女卞玉英在跑馬地安美雪糕公司借用電話后被害，翌日，清潔工在街上發現其裸尸被藏于電視機包裝紙盒內。該案位列香港十大奇案之首，是香港首宗無人證、僅憑科學鑒證定罪的謀殺案。更特殊的是，嫌疑犯從始至終沒有認罪，哪怕在入獄多年之后。數十年間，關于他到底是有罪還是無罪，爭議從未停止。

影片中，張頌文飾演的司徒偉平因涉及一宗謀殺案被判入獄，多年來堅稱冤枉提出上訴。探員陳獎（譚耀文飾）認為案件有蹊蹺，持續追查。二十年后，真相被發現一直在原點。

張頌文在首映后分享：“我看完劇本很困惑，去問監制和導演，我飾演的司徒偉平到底是兇手嗎？他們沒有給我答案。”“直到拍攝結束，我都不知自己飾演的司徒偉平是否真的是兇手。但我被劇本里人性的復雜性吸引。”

談及角色塑造，張頌文表示最大的挑戰不在于外部年齡跨度——那只是演員的基本功——而在于心理。“我很難察覺到我塑造的那個角色他在長達20年中心理的變化過程。我試圖走進他、虛擬他，或者是模擬他的內心，這個是我在整個塑造過程中需要去研究和揣摩的。”

為了還原角色心態，他提前很久抵達香港，每天坐地鐵、逛茶餐廳、參觀舊監獄，試圖尋找當事人的生活痕跡。他沒有預設司徒是否兇手，只是試圖還原“一個堅信自己無辜者在28年中的精神褶皺”。

評委會的評語精準地概括了他的表演：“橫跨二十年的時間維度，角色在不同人生階段的心理變化中，勾勒出一個普通人內心世界的復雜層次與深層掙扎。這種變化的層層遞進殊為不易，而演員以精準而克制的演繹，將影片的文學質感提升至新的高度。”

導演譚廣源透露，影片在后期剪輯中花了大量時間進行再創作，打破時空線性，采用平行時空交織的方式。“距離案發已經50年，這么多年里，每個人都只愿意相信自己認定的事實。如果電影直接給出唯一定論，對受害者家屬、當事人家屬都不公平，所以我們選擇層層剝繭的開放式結構，把判斷權交給觀眾。”

監制翁子光總結道：“這是一個關于'相信'的故事，希望能啟發觀眾思考人性，在看完電影后問自己'相信的是什么'。”

然而，《紙盒藏謎》的真正價值，遠不止于張頌文的個人表演。

香港電影的“新出路”

“在當前的形勢下，港片需要尋找新出路、新突破。如何破局？不是去追求更大的尺度或更大的場面，而是找到新的立意和敘述角度。”監制孫霏這樣形容這部電影拍攝的初衷。《紙盒藏謎》在這方面的實踐，或許比劇情本身更值得被看見。

人們印象中的“香港奇案”，在香港八卦媒體和影視的渲染下，往往被蒙上濃厚的獵奇、靈異、血腥、色情色彩。而紙盒藏尸案的受害者又是一位年輕女性，很多人在觀影前就會有先入為主的“香港兇殺三級片”式驚悚印象。但《紙盒藏謎》摒棄了罪案戲說化的創作思路。孫霏在發布會上說：“我們這次的重點，是把它從單純去尋求一個答案或謎底，轉移到去尋找人性的謎題、人心的迷局。”“我們希望有一種更當代的罪案敘事方法，我們把這個盒子放到觀眾面前，由觀眾自己打開它，每個人都可以尋求自己的答案。”

影片沒有把獵奇的鏡頭對準受害者，而是將嫌疑人司徒偉平作為1970年代香港社會的一個切片。司徒是一個有完整家庭、性格溫和、勤勞肯干的“好市民”，為了養家不得不打兩份工，和很多家庭群居在逼仄的空間里——這種生活狀態，甚至與后來他在赤柱監獄“朝九晚五研究哲學”、逐漸修煉出溫潤“學者氣質”的經歷形成了一種荒誕的反差。

另一條線是譚耀文飾演的警官陳獎對案件真相不依不饒的“追溯”。觀眾通過他的視角，能看到那個時代港英政府白人與華人的“階級分明”，制度之下的黑暗與草率，讓這樁本可以不成為懸案的案件更像是一場人禍。

第三條線則是受害者背后一群1970、1980年代讀夜校的青年工人。從他們“不約而同”的墮落里，是那一代“經濟上行期”香港青年在時尚光鮮的流行音樂與轟轟烈烈戀愛的掩蓋下的迷茫與空虛。

這三條線伴隨著案件的演繹相互交織，用一種“社會派推理”的方式講述了一樁命案背后的“香港故事”。時過境遷，香港的文化工作者不再將英國殖民政府統治之下的歲月當做“美好舊時光”，而是冷峻而清醒地反思那個時代的弊病。這恰恰呼應了近年來香港電影的整體轉向——從廣受好評的《寒戰1994》大片這部《紙盒藏謎》，香港電影人正在用鏡頭重新審視這座城市的歷史與現實。

正如有評論者所言，將港片聚焦社會議題的潮流稱作香港電影新的“新浪潮”并不為過。新一代香港電影人不再滿足于復制黃金時代的類型模式，而是以更貼近當下的社會觀察和美學探索，逐漸跳出傳統警匪、喜劇的框架，轉向對社會邊緣群體的深度刻畫。

《紙盒藏謎》和張頌文演繹的司徒能否成為經典，除了獎項的加成，還有待市場的檢驗。也許，觀眾會對結尾突然的“反轉”滿頭霧水；也許會激發民間推理愛好者對奇案的自發探索。但至少，我們看到了香港電影與時俱進的自我探索，和張頌文這名大器晚成的實力派演員的自我突破。

告別黃金時代，香港電影需要闖出自己的新天地。而《紙盒藏謎》所代表的，正是這樣一條路——不依賴更大的場面，不追求更獵奇的尺度，而是回到社會與人性的深處，用冷峻而克制的鏡頭，講述屬于香港自己的故事。正如那個被打開又合上的紙盒，真相也許永遠沒有唯一的答案，但追問本身，已經足夠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