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入斗金、爆款頻出的“風口行業”，還是層層欠薪、“草臺班子”的爛賬泥潭？

過去一年，短劇行業的欠薪問題從邊緣走向中心。自去年年底主演演員公開在評論區留言，直播發聲，撕開了短劇欠薪的遮羞布，此后半年，越來越多短劇從業者發聲。

按時結薪的行規正在瓦解，“拖三個月算常態”成了新的潛規則。平臺政策變動頻繁、墊資模式寅吃卯糧、AI沖擊接踵而至——短劇的“快錢”時代退潮后，被留在岸上的，是一堆被欠薪的從業者。

南都娛樂采訪了多位一線從業者與娛樂法律師，試圖為短劇這一困局尋找出路。

劇播了，錢沒到

短劇欠薪已成行業常態？

今年一月底，周明參與了一部短劇的拍攝，約定的報酬為7200元。但制片方一直以資金問題推遲結算時間，直到四月才對周明和其他演員提出只能結款70%的方案。周明沒有同意，而據他所知，即便是同意了按70%結算的工作人員也沒有拿到報酬。

周明從2024年進入短劇行業，至今參與了七八十部作品。他見過形形色色的結算周期：有的一個月，有的三個月，最長的拖了半年。但這次被拖欠的情況連他也覺得離譜。“直到五月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拿到一分錢的勞務費用。”他告訴南都娛樂，三月劇集在紅果上線并獲得了超4500萬的熱度值，成績不錯，但即便如此，整個劇組的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沒能結算薪資，一直拖到他在社交媒體曝光劇組，制片方才進行協調溝通，結算了他部分薪資，并承諾會付清剩余部分。

欠薪并不是只發生在配角和群演身上，就連男女主角也不例外。去年十二月，演員易文宇和伍怡橋就曾在自己播出的新劇評論區發言稱劇組并未支付片酬，今年二月，演員白方文也在直播時向劇組公開討工資。

制片人李晉的處境則更為尷尬。他曾從事傳統影視行業多年，經朋友介紹進入短劇行業，以制片人和演員統籌的身份參與了九部短劇的制作，進組后卻告知節省人員成本，一人兼數職，總共只拿到一萬九千多塊錢，還包括墊付的九千多費用在內。其中一部戲，全組光是演員（主演，特約和群演）和部分其他人員的費用加起來約15萬，全部被拖欠。

劇組的財務并不歸他負責，合同也不經他手，但經手費用和資金的總制片選擇“隱身”，李晉自己的工資也沒著落，甚至還被自己從前交好的演員在直播中大罵拖欠片酬，甚至公開侮辱其家人和公開其社交賬號聯系方式。“我真的很無奈，受不了每天一睜眼就有人問我，‘哥，什么時候結賬？’”李晉說，“人是我找的，他們只能找我。我是制片人，他們找不到總制片、出品方。”

導演李韻銘兩年前也拖欠過，一部劇約定的酬勞是四萬塊，最后只要回一半。他回憶：“殺青過了好幾天，我催了又催，拿到一半，剩下一半就不給了。”他向南都娛樂表示，類似事件在業內時有發生，之所以在近半年大規模被曝光，是因為最近連一些行業頭部公司也開始拖欠。“以前是良莠不齊的小公司，現在很多曾經比較知名的制作公司都開始拖了。”

李韻銘表示，正常情況下，劇組所有幕后工種基本會在殺青當晚結算。“導演可能會稍晚一些，因為涉及后期制作。”這一年來，大家能明顯感覺到結算的賬期變長。作為配角演員，周明從業以來拍攝的結算時間通常在一個月到三個月之間。

對戲量極大的男女主演來說，結算的時間則要更短一些。有過幾部爆款作品的腰部女主演員小滿透露，主演通常是支付一天的片酬作為定檔的定金，在殺青或簽訂合同后的7到15天內支付全款。在短劇勢頭最盛的那大半年，她經常在殺青第二天就收到結算的片酬。“但現在不一樣了，殺青后一個月沒結款，演員才會去追究。大家都知道行業難、資金周轉難，都會互相體諒。”她表示，現在欠薪的情況越來越夸張，行業里有好幾家公司曾經拖欠片酬達半年之久，最后直接問演員“半價給你，要不要”。“一半人接受，一半人咽不下這口氣。結果公司直接宣布倒閉、跑路，你連索賠的地方都沒有。”

也正是因為行業里類似事件頻繁發生，她對接戲也變得更加謹慎。“我只接行業內有口碑、持續拍戲的公司，從不接新公司的劇。我沒安全感，只接朋友拍過、口碑沒問題、不是草臺班子的項目，也想保證劇的質量。”

為何拖欠？

沒錢，有多方面原因

短劇行業為何欠薪？最重要的原因是，片方沒錢了。

紅果短劇收益下跌曾登上熱搜。

一方面，真人短劇走過了勢頭最猛的時期，盈利的難度增大。今年五月，曾有從業者曝出紅果平臺的萬次播放收益從100元跌至5元。盡管紅果事后回應稱“劇集播放量與分成策略無直接關聯”，但從站內熱度破億的短劇數量來看，真人短劇的熱度的確較去年有所冷卻。“紅果現在每天上線的作品可能得有個幾百部，中國觀眾就 14 億人，它的廣告可能也就僅僅只有那些，所以說大部分片方其實是不賺錢的。”李韻銘說。“其實短劇賺錢的項目特別的少。”

封面新聞報道截圖。

另一方面，現金流受阻也有很大的影響。

在北京鍇度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周昌岐律師看來，欠薪實則是各個行業都存在的現象，就影視行業來講，相比傳統影視行業，短劇行業的資金和開機的門檻低，讓違約風險增加。“傳統影視劇但凡沒有充足的資金支撐不敢開機，因為投資體量大，違約所承擔的后果更嚴重，入行門檻高，但在短劇行業中，有些制片方可能拍一個一百萬的戲，手里有二三十萬就敢開機了。”這些中小制片方開機投入成本之后，如果平臺的結算周期變長，他們的現金流也必然受到影響。

在南都娛樂的采訪中，以紅果為首的短劇平臺取消保底成為制片方常用的拖欠理由。今年四月，周明曾為討要片酬聯系過片方，得到的便是類似的理由。“他的解釋就是平臺不跟他們結算，或者是不按全額結算，導致他們也沒有辦法跟我們全額結算。”周明說。

所謂保底，周明解釋，原來的模式是平臺給承制方一個保底金額，只要成本控制在保底金額內，平臺就會以該金額結算，超出部分如有盈利，則按約定比例進行分紅。在這樣的政策下，片方可能會做出不同的選擇，或是為追求精品爆款自己追加成本，或是追求短平快，壓縮成本賺差價。“有些就是想賺這個保底的費用，就壓縮這個成本，比如說用最便宜的演員，用不好的場地，用最長的工作時長來壓縮這個成本。假設30萬保底，可能20萬就拍完了，那就賺10萬了。”

不管是哪種類型，保底政策的取消的確都會對承制方的現金流造成嚴重影響。新浪財經曾報道，紅果短劇于二月中旬下發通知，暫停承制方保底合作，不少中小承制方因此陷入項目停擺困境。三月，紅果短劇精品短劇負責人魏欽濤曾在活動上回應此事稱，只有少部分承制劇業務可能會有調整，從而影響部分承制方的保底收入。

新浪財經報道。

從法律層面看，周昌岐律師認為平臺政策變化一般不是拒付工資的合法理由，具體還是要看合同約定。“當然這類情況激增也是因為有一些平臺結款困難的情況發生，平臺也需要對承制方盡到履約責任。”

“我覺得就是門檻低了、沒有監管，這個行業就是野蠻生長。”在李韻銘看來，平臺政策變動是很多公司拖欠資金的借口，“欠薪這個事兒全看老板自己的良心。”他透露，行業內存在太多為賺保底承制費而壓縮成本的案例，這可能也是平臺收縮保底補貼的原因之一。“比如說給你50萬讓你拍一部精品劇，結果你用10萬塊錢拍了一部劇交片子，去年有好多就拿了紅果年框的制作公司真的這么干，就是拿了大部分的錢給自己，只拿一小部分的錢去給制作。”

平臺政策的變動可以算作導火索，卻不能真正替制片方背上欠薪的“黑鍋”，行業模式的不健康早早為資金鏈斷裂埋下禍患。小滿告訴南都娛樂，有很多公司的會用新戲的錢去還舊賬，這樣的生產模式像是信用卡透支還貸，用這一部劇的承制費去墊付前一兩個月甚至更早之前的項目制作費和工資。“就是透支。這種公司絕對不能倒閉，一旦接不到項目、停滯不前，后續所有欠款都會變成爛賬。”

工作機會斷崖式銳減

想拿回工資不容易

如何爭取自身合法權益，是短劇從業者面對的一大難題。

今年以來，有不少短劇演員來向周昌岐律師咨詢相關事項，他的感受是從業人員明顯缺乏法律意識。“短劇從業者不像傳統影視行業的藝人背后有專業的經紀公司，或者是自己的工作室的法律團隊，洽談合作時普遍弱勢，限縮自身合法權益的現象普遍存在。”

首先，行業中的很多人并不會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李浩就在采訪中表示，他與合作的朋友認識十多年，因此并沒有簽署任何合作條款，僅有口頭約定，而且其他工作人員很多也都是沒有簽署正規文件，所以發生事情后，真正的負責人不會出面，只會推責。他擔任制片人和演員統籌的劇組中，不少演員也都是憑借著之前積攢下的良好合作關系，出于信任才來到他的劇組。

大家同在一個圈子，相互推薦工作是常有的事，很多情況下都是憑借對熟人的信任來支撐合作。周明坦言，自己只有在接觸外地公司時會謹慎一些。“我們不管是第一次還是第幾次合作，都不會去往壞的方向去想，希望建立一個良好的長期的合作關系，所以前期就沒有過多的要求，比如說一定要求簽合同，或者一定要預付款之類的。”

李韻銘有簽合同的習慣，但被拖欠的那個劇組也是熟人介紹，對方以各種理由推搪，直到他帶團隊進組都沒有成功簽訂上合同。“總不能不給人家拍，硬著頭皮拍，每天都催。倒數第二天，制片人跑了，生活制片第五天就消失了。”

前期沒有合同保障，到了利益受損的時候，爭取合法權益要付出的代價則更大。“因為很多同行礙于這個行業的人情，擔心會得罪制片或者是劇組方，擔心以后會影響他們的接單，影響他們的工作機會。”周明說。

這種擔心并非杞人憂天。李韻銘在其過程中，就被合作的片方造謠過工作態度差，試圖敗壞他的業內口碑。對演員來說，出面發聲也不容易。“如果簽了經紀公司，公司會出面催款，如果是獨立演員，就只能自己發聲，相當于徹底撕破臉，得罪合作方了。”小滿也告訴南都娛樂，曾經出面公開討要片酬的主演級別的演員在那之后資源都有所下滑，這也是她不敢公開爭取的原因，“我自己本身資源就一般，不想再雪上加霜。發聲反而會讓甲方覺得我事多，不好合作。”

再加上AI短劇一年來對于真人短劇的沖擊，真人短劇項目大幅減少，工作機會本就斷崖式銳減。

“去年十月就已經有苗頭了。”李韻銘說，原本他所在的天橋短劇一個月的月產量在200部，每個簽約導演月均拍攝三到四部作品，但他去年十月閑了一個月，今年也只接了一個工作。“一月還有五個邀約，二月過完年就沒有了。還有人問我一千五到兩千塊一天能接嗎，四天拍三部戲，一部戲三十集，我根本沒法接。”他認識的不少同行都轉型去做AI短劇了，工資比拍真人劇還要高一些，作息也更規律。

“去年最忙的時候，我一天能看兩個劇本，一個月差不多能篩選三十個。”小滿說，現在她一個月只有五個劇本邀約，“多半還是虐女題材，或者口碑差、不給片酬、后期需要配音、制作水平不達標，最后真正能選的就只剩一兩個，就算這樣，還是平臺和制片方挑我，不是我挑項目。”

她無奈表示，工作機會減少的同時，還需要降價競爭。““AI短劇出來之前，大家都是正常報價。現在很多真人項目立項了但不敢開機。大批演員接不到戲，只能主動降價。原本一天12000元的演員，現在4000元打包就能拍。這是惡性循環。”

困局何解？

監管和預防都很重要

欠薪頻發，已然成為行業關注的問題。值得慶幸的是，行業相關的規范也在逐步完善。

今年二月，中國網絡視聽協會發布《關于保障微短劇行業演職人員合法權益的自律公約》，第二條提出：“按時足額付薪酬。用工方應按約定按時、足額支付演職人員勞動報酬。鼓勵積極推行人工費用分賬管理、設立薪酬保證金賬戶、建立薪酬墊付保障機制等措施，從源頭堵住“欠薪漏洞”。

公約截圖。

周昌岐律師認為，將這一鼓勵性條款轉化為行業強制規范，是當前治理欠薪問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設立薪酬保證金賬戶制度。可以在短劇開拍前，強制將演職人員薪酬保障金繳存至專用賬戶，專門用于發放勞務報酬；項目未結清全部人員薪酬的，不得提取剩余項目資金，從源頭保證有錢付薪。”

作為產業集聚地，橫店影視文化產業集聚區管委會在六月初正式發布了《橫店影視文化產業集聚區微短劇行業拍攝服務管理規范》。

《工人日報》報道，在用工權益方面，該《規范》明確要求用工約定留痕，杜絕口頭協議；不搞“超長待機”“連軸轉”，保障演職人員休息權；同時強化拍攝安全管理，要求高危拍攝場景必須配備專業人員全程監場。此外，橫店同步配套一站式法治服務平臺，提供法律咨詢、糾紛調解綠色通道，常態化開展用工權益培訓。

《工人日報》報道截圖。

從律師的角度出發，周昌岐律師也提供了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他首先強調的就是要盡可能的做好合作公司的背景調查。查清合作方底細，在事前預防。“可以在網上搜一搜這個公司有沒有欠薪行為，在裁判文書網上了解一下有沒有涉訴風險，再查一下它的法人是不是失信被執行人。”

其次是盡可能要簽訂合同。如果書面簽訂不方便現在也有很多電子簽的第三方軟件可以簽電子合同。“很多演員真的不簽合同，覺得無所謂，意識不到風險。簽了合同，很多問題都能解決。”對于從業者擔心“提簽合同就會被換掉”的現實困境，周昌岐也表示理解，但也嚴肅表示，“如果爭取來的機會，對方連合同都不跟你簽，那這個‘機會’本身就是有陷阱的。大家越來越卷、連合同都不簽、任何條件都同意，就是把自己和行業放在了一個危險的境地。”

最后，還是建議遇到此類情況的演員要積極面對。即便沒有合同的保障，大家也可以做相應的措施來彌補。一來是把雙方口頭商定的報酬金額、結算周期、支付條件等，通過微信或郵件以文字形式再明確一遍，二則是工作期間要全程留痕，組訊、宣傳海報等物料、片場的演員簽到表、通告單、工作群聊天記錄等，都要拍照或截圖保存。

“微信聊天記錄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他說，“實務中，法院認定欠薪成立，最關鍵的證據鏈條包含三個方面：責任主體資格、演員實際履行工作、報酬標準及欠薪事實存在。聊天記錄雖然約定的沒有合同詳細全面，但至少能證明雙方存在合作的合意。也要注意保留好原始載體（如手機），必要時可以通過區塊鏈取證的技術保全。”

（周明、小滿為化名）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 余曉宇 實習生徐樂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