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今天，英國民眾以52%對48%的微弱多數投票決定離開歐盟，飛出了本世紀地緣政治和全球金融市場上最大的“黑天鵝”之一。

這十年間，英國走馬燈般先后經歷了六位首相：卡梅倫、特雷莎·梅、約翰遜、特拉斯、蘇納克，直至剛剛宣布辭任的斯塔默。隨著很快到來的新一任首相，這個數字即將變成七。

唐寧街10號的走馬燈，為何停不下來？

從某種程度上看，脫歐與頻繁換首相是同一深層裂痕的兩種表現：選民對建制派的信任早已出現斷裂，脫歐公投不過是這道裂痕的集中爆發；而脫歐之后，三重結構性困境相互疊加，讓這盞走馬燈轉得越發難以停下：英國政治制度讓首相之位易于更迭，經濟困境讓執政黨難以做出成績，政治極化則讓任何立場都成為靶子。

制度邏輯

梳理過去十年六位首相的下臺方式，絕大多數輸于黨內，而非敗于大選，蘇納克是唯一一位在大選中直接出局的首相。這背后是英國政治制度的內在邏輯：首相的權力來源是議會黨團的支持，而非選民直授，黨內議員隨時可以發動倒閣，無須等待選舉周期。

卡梅倫因脫歐公投辭任，特雷莎·梅因議會三次否決脫歐協議出局，約翰遜敗于黨內信任投票，特拉斯的“迷你預算案”引發市場動蕩上任僅45天即下臺，蘇納克在大選慘敗后離任，斯塔默則在地方選舉潰敗與內閣倒戈的雙重壓力下宣布辭職。每一次終結，都有具體誘因；但每一次，都是同一套政治制度邏輯在運轉。

在唐寧街10號門口，斯塔默宣布辭職后不久，第一財經記者隨機采訪了幾位路過的倫敦居民。史蒂夫（Steve）停下腳步，毫不猶豫地說：“他們沒有魅力，也沒有理想，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到底代表什么。這就像一個小圈子的俱樂部游戲。”他口中的“他們”，指的不只是斯塔默，而是過去十年輪番登場的每一位首相。

經濟困境

而政治制度的弱點，因英國經濟的困境而越發脆弱。過去十年的任何一屆政府都要同時面對脫歐后貿易成本上升、公共財政長期赤字、英國國民保健制度（NHS）危機、生產率疲軟、通脹與高利率等問題。沒有哪一任首相能在一屆任期內解決這些問題，但選民的耐心已經耗盡。

希臘裔英國經濟學家維基·普賴斯（Vicky Pryce）曾擔任英國政府經濟服務部聯合主任，他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一些研究者估算英國脫歐至今已令英國經濟損失了至少6%的國內成產總值（GDP），并留下了低增長的長期遺產，使英國尤其容易受到外部沖擊。

她進一步稱，頻繁的首相更替與經濟困境之間并非單向因果關系，而是相互強化：“英國政治的持續不穩定，既是經濟低速增長與社會躁動情緒的癥狀，也是其推手。”

英國經濟學家杰拉德·萊昂斯（Gerard Lyons）曾任倫敦市長首席經濟顧問，他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直言，英國政治長期信奉一個邏輯：好的經濟造就好的政治，而弱增長與生活水平停滯打破了這一邏輯，滋生了躁動的政治氣候；更關鍵的是，過去的幾位首相既未能向選民說清楚前方的艱難抉擇，也未能拿出真正可行的增長戰略，“這一點必須改變”。

“斯塔默的辭職，應當成為繼任者的警示。”他說，工黨支持者和議員傾向于更多公共支出，但財政現實與市場約束設置了硬性天花板，之間存在深層矛盾，

在倫敦街頭，英國年輕人弗雷迪和查理告訴記者，他們已經找了九個月工作，至今未果。“我們需要一些穩定性，需要有人站出來，給大家帶來一點希望和樂觀情緒，把這個國家帶回它應有的位置。”他們說，“現在顯然還沒有做到。”

政治極化

在經濟困境之下，政治極化進一步壓縮了執政空間。改革黨的崛起代表右翼民粹的結構性壯大，工黨內部左翼壓力始終存在。任何一位首相試圖走中間路線，兩頭都不討好。特拉斯向右沖，被市場懲罰；斯塔默走中間，被左翼拋棄。

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FBA）、政治學教授薩拉·霍博爾特（Sara Hobolt）此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脫歐之前，英國政治的一大優勢恰恰在于穩定：兩大政黨互相制衡，政府通常能夠完成五年任期，這種可預期性本是國際投資者眼中的英國優勢。然而脫歐以來，這一穩定性正被持續侵蝕：選民對兩大傳統政黨的信任不斷流失，政治碎片化加劇，右翼力量中改革黨崛起，左翼中綠黨也在擴張，執政空間被兩端同步壓縮。她將這一趨勢稱為英國政治“碎片化與極化”的加速固化。

瑪麗女王大學政治學教授蒂姆·貝爾（Tim Bale）則告訴記者，此前斯塔默的權威“徹底受損”，工黨議員普遍認定他無法再帶領工黨贏得下一次大選。同時，他認為改革黨是一個“情緒型政黨”，更多依賴選民情緒而非具體政策，但正是這種情緒動員，在傳統政黨失去說服力的情況下，構成了真實的政治壓力。

脫歐公投十周年之際，英國正在迎來第七位首相。然而，當前，接班人選、政策方向、財政路徑，一切都存在不確定性；或許可以確定的是，讓這盞走馬燈轉個不停的結構性困境，并不會因為換一張面孔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