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陸火 秦仲海

出品｜塔子山評說

本號數月前披露了一起發生于內蒙古包頭市土默特右旗的“問題”醉駕案件。一審被認定有罪的被告人賈軍祥，隨后經由包頭中院以“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重審。

6月18日，土右旗法院對賈軍祥危險駕駛案重新進行了開庭審理。

01 “證據完備”實則問題多多

該案表面上系一宗“證據完備”的典型危險駕駛案件：被告人賈軍祥酒后無證駕駛摩托車被當場查獲，呼氣檢測結果高達212mg/100ml，血液鑒定報告則顯示為221.86mg/100ml，達到入罪標準。

然而，在土右旗法院第一次一審庭審中，案件核心證據卻出現重大裂縫——鑒定人當庭依據檢測參數計算出的血液酒精含量僅約50mg/100ml，與書面鑒定結論相差近四倍。這一關鍵矛盾，使原本看似穩固的證據體系出現動搖。

圍繞該鑒定結果，辯護方進一步提出多重質疑：血樣提取、封存及送檢過程缺乏完整記錄，關鍵簽名存在缺失或疑似補簽；血樣保存條件缺乏客觀佐證；鑒定機構未提供原始檢測數據及氣相色譜圖，且可能使用不符合規范的“歷史校準曲線”。這些問題疊加之下，所謂“核心證據”已不具備應有的可靠性。

盡管存在上述明顯爭議，一審法院仍認定公訴機關指控“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于2025年12月22日以危險駕駛罪判處賈軍祥拘役二個月，并處罰金5000元。

賈軍祥隨后上訴至包頭中院。此案因鑒定數據嚴重分歧與程序爭議，成為一起備受關注的醉駕證據審查樣本。2026年4月3日，包頭中院作出二審裁定認為：一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故此，包頭中院撤銷了土右旗法院的一審判決，將其發回重審。

這意味著，案件走向再度充滿不確定性。賈軍祥的命運，仍懸于對核心證據的重新審查之中。

02 現場執法程序不規范情形貫穿始終

2026年6月18日，土右旗法院對賈軍祥案重新開庭審理。庭審中，辯方周雷律師認為，無論是現場執法程序，還是后續血樣采集、封存、儲存、送檢等環節，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規范情形。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負責鑒定的技術人員未能向法庭提交完整的鑒定過程工作記錄、原始操作記錄以及同步視頻資料。

面對辯護人的質疑，鑒定人員僅表示可以依據現有材料對鑒定過程進行口頭描述和推演，但無法提供能夠客觀還原鑒定全過程的原始記錄。

辯護人認為，即便按照公訴機關主張適用的2013年《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進行審查，本案證據鏈條亦存在明顯瑕疵；而如果按照主審法官提及的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醉酒危險駕駛刑事案件的意見》進行審查，則案涉關鍵證據的合法性和真實性均難以得到有效證明。

“在缺乏合法、合規基礎證據的情況下，本案已經不具備認定被告人有罪所要求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標準。”辯護人表示。與一審階段圍繞鑒定數據計算錯誤展開的爭論不同，此次重審法庭辯論的核心，集中于兩份醉駕司法規范性文件的效力問題。

公訴機關認為，本案應適用2013年由最高法、最高檢和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在公訴人看來，案件發生時該意見處于有效狀態，因此應據此審查證據的合法性和可采性。

辯護人則提出相反意見。其認為，無論從實體還是程序角度分析，本案均應貫徹刑法“從舊兼從輕”原則以及“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律適用原則，并適用2023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的新《醉駕意見》。

辯護人指出，“從舊兼從輕”原則并非僅適用于定罪量刑問題。在醉駕案件中，酒精含量鑒定是決定罪與非罪的基礎性證據，其證明標準與實體認定密不可分，因此證據規則并非完全脫離實體法而獨立存在。

更重要的是，對于刑事司法解釋的時間效力問題，兩高早有明確規定。辯護人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高檢發釋字〔2001〕5號）第三條認為：行為發生時已有舊司法解釋，原則上適用舊解釋；但只要新司法解釋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為有利，則應適用新的司法解釋，而不區分其屬于實體內容還是程序內容。

據此，辯方認為，即使將2023年《醉駕意見》理解為程序性司法解釋，只要其對被告人權利保護更充分、對證據要求更嚴格，就屬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規則，應當優先適用。

辯護人周雷進一步指出，即便退一步按照純粹程序法理論分析，《刑事訴訟法》歷來遵循“程序從新”原則。對于尚未終結的訴訟程序，應直接適用審判時已經生效的新程序規則。因此，無論從“從舊兼從輕”還是“程序從新”的角度出發，本案均存在適用2023年《醉駕意見》的充分法律依據。

“按照2023年實施的兩高兩部醉駕意見司法解釋，進行證據審查判斷，包括酒精檢測理化報告鑒定這些證據均不符合醉駕意見的證據標準，其中很多屬于非法取證，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應當判決賈軍祥無罪。”

03 大量新材料入卷

除法律適用問題外，庭審中有關證據形成過程的爭議同樣激烈。案發時關于醉駕檢測全過程的錄音錄像資料并不完整，相關文書中還存在當事人和執法人員簽字缺失的情況；參與采血的醫務人員資質亦存在爭議；而鑒定數據的計算過程此前曾多次出現調整和修正。

更令辯方不解的是，在案件發回重審后，大量此前未曾出現的材料開始陸續進入案卷。據悉，本次庭審前，辦案人員攜帶厚厚一摞補充偵查材料出庭，并表示此前缺失的部分材料均已補充完善。

“你說缺什么，我都給你拿過來了。”辯護人轉述對方在庭審中的說法稱。對此，辯方認為，如果相關材料原本就存在，為何在一審、二審以及法院、檢察院調取證據期間始終未能提交？如果相關材料系后續補充形成，其真實性和形成時間又應如何審查？

“這些材料究竟是案發時形成，還是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后補充形成，外界很難判斷。”

目前，該案尚未宣判。圍繞醉駕案件中血液鑒定證據的真實性、完整性以及司法解釋的適用范圍，這場持續多年的爭議仍在繼續。對于已經被二審法院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而言，重審能否真正回應程序合法性與證據可靠性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