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小時候大概都聽過家里長輩念叨：“你看那誰誰家的孩子，在大學當老師，多體面！一年兩個大假，風吹不著雨淋不著，工作又穩當，多好啊！”

在大多數人眼里，大學老師這個職業，簡直就是“神仙崗位”的代名詞。每天面對的，是充滿朝氣、綜合素質頗高的大學生；日常工作，也就是上上課、聊聊天。聽起來，這日子過得簡直不要太清閑。

可現實這堵南墻，總能把人的美好幻想撞得稀碎。這光鮮亮麗的身份背后，藏著的壓力，一點也不比寫字樓里熬夜改方案的“社畜”少。甚至可以說，高校教師的焦慮，是一種悄無聲息的“內傷”。

現在的高校早就不比從前了。站在講臺上授課，只能算是基本操作，真正決定你待遇和地位的，是那個讓人又愛又恨的科研考核。在高校這條賽道上，想要評上職稱、拿到項目，你就得跟永動機一樣，不停地生產高質量的學術成果。這就好比一個廚師，不光要每天給食客炒菜，還得變著花樣地研發新菜譜，并且保證每道新菜都能拿金獎，難度可想而知。

為了鉆研那些艱深的課題，為了在核心期刊上擠出一篇論文，不少老師過上了“苦行僧”般的日子。熬夜是家常便飯，久坐是基本體態，長期顧不上休息，更別提抽時間鍛煉身體了。很多人總覺得，自己還年輕，扛得住，等忙完這陣子，等評上職稱，再好好歇歇。可身體這臺精密的儀器，一旦長期超負荷運轉，那些被忽視的疲憊和不適，遲早會以最殘酷的方式爆發出來。

最近這幾年，時不時就會傳來令人痛心的消息，多位正值壯年的優秀教師，突然就倒下了，年齡大多集中在四五十歲，正是學術黃金期，也是家里的頂梁柱。

說到這兒，就不得不提蘭州大學傳來的那則讓人心里一沉的消息。哲學社會學院的楊鋒剛副教授，在凌晨的家中因病離世，年僅47歲。

很多熟悉他的師生，第一反應都是“不敢相信”。因為就在去年春天，楊老師還精神頭十足地出現在學校的“教授開放日”上，在榆中校區的秦嶺堂里，和學生們圍坐在一起，談笑風生，暢聊哲學與人生。誰能想到，那一次面對面的交流，竟成了許多人心中關于他的最后畫面。

翻開楊老師的履歷，簡單又純粹，是典型的“學而優則教”。1979年出生的他，是個地地道道的蘭大人。2001年本科畢業，2004年拿下中國哲學碩士學位，之后便留校任教。時隔多年，他又在2015年于武漢大學拿到了中國美學專業的博士學位。期間，他還遠赴海外，在哈薩克國立大學、韓國嶺南大學教過書，傳播中國文化。

在學術的天地里，楊老師主攻中國哲學、中國美學和藝術哲學，手里捏著國家社科基金這樣的重磅課題，這些年攢下的研究成果，分量十足。在教學上，他同樣毫不含糊，《美學基礎》《美學導論》這些課，他講得深入淺出，2020年還拿過學院講課比賽的一等獎。

47歲，對于高校教師來說，這是個尷尬又沉重的年紀。往上看，是教授職稱的門檻，近在咫尺卻需要拼盡全力去夠；往下看，是剛入門的研究生和繁瑣的日常事務。更現實的是，這個年紀，在家里是上有老下有小，是全家人依靠的“承重墻”。

搞人文社科的人都懂，這行當想出成績，那可真是“慢工出細活”。文科不像理工科，做個實驗可能很快出數據。一篇能發在頂級期刊上的文章，往往需要好幾年的沉淀打磨，把冷板凳坐穿。這就意味著，楊老師生前的大部分時間，可能都是在書桌前、在電腦旁，在那些靜謐又孤寂的深夜里度過的。長期伏案，身體承受著巨大的負荷，精神上還得應對評職稱的巨大壓力。從副教授到教授，這看似一步之遙，背后卻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激烈競爭，精神長期緊繃，身體有點小毛病，往往也是一拖再拖，總覺得“再等等，等評上正高就好了”。

可命運有時候就是這么不講道理，它不會等你準備好了再出牌。

楊老師這一走，對于蘭州大學來說，是失去了一位深耕學術的骨干；對于他的家人來說，是天塌了一般的痛楚。這幾年，我們已經看過了太多這樣的離別。這些悲劇，絕不僅僅是一則則讓人嘆惋的新聞，它更像是一記記重錘，狠狠砸在每個職場人的心上。

話說回來，我們拼死拼活地工作，到底為了什么？是為了那幾張證書，還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但如果我們把命都搭進去了，這些榮譽和頭銜又有什么意義呢？

學術研究是場馬拉松，不是百米沖刺。靠透支身體換來的成果，終究是曇花一現，難以持久。

真心希望還在崗位上奮斗的老師們，能學會給自己畫個“紅線”。哪怕論文明天就要交，該睡的覺也要睡；哪怕課題再急，也要站起來伸個懶腰走兩步。別總想著把所有事兒都做到完美，有時候，放過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節奏，慢一點，穩一點，才能走得更遠。

最后，還是忍不住想多說一句。當你下次再看到那些頂著黑眼圈、頭發稀疏的大學老師時，別光羨慕他們有寒暑假了。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剛改完一沓厚得能砸核桃的學生論文，或者在凌晨三點的電腦前，為了一個標點符號是否準確而抓耳撓腮。

愿楊鋒剛老師，在那個沒有職稱壓力的世界里，能好好地、安安穩穩地睡一覺。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