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門前三包”責任制走過42年之際，廣州再次將其置于城市治理的重要位置。2026年，廣州全面啟動新時代“門前三包”責任制提質增效行動，推動這項誕生于街巷基層的制度煥發新活力。一項延續四十余年的制度，為何至今仍被反復激活？在超大城市治理進入精細化階段的今天，它又將承擔怎樣的新使命？答案或許要從它的發源地——荔灣尋找。

1984年，荔灣街頭的一場基層探索，讓臨街商鋪第一次以責任主體身份參與城市管理。“包衛生、包秩序、包綠化”的約定，看似只是一次簡單的責任劃分，卻改變了城市管理長期依賴政府單向治理的模式。

42年過去，這項制度不僅沒有退出歷史舞臺，反而在新的治理需求下不斷被賦予新的內涵。從商戶自治聯盟到“一店一碼”，從空間精細治理到數字化共治，荔灣持續探索著“門前三包”的升級路徑，也為老城“新治”提供了一份可參考的樣本。

荔灣恩寧路的街面整潔干凈。

思路之變從“政府包攬”轉為“共建共治”

回顧“門前三包”的誕生背景，不難發現它本質上是一場治理理念的創新。作為廣州傳統的商業中心之一的荔灣商鋪林立、市井煙火氣濃郁，與此同時老城區空間局限、人口稠密，政府對環境衛生和市容秩序管理的管理壓力日漸凸顯。這種城市管理的現實困境恰恰為探索新的治理模式提供了最迫切的土壤。

1984年，荔灣區部分街道開始與沿街商鋪協商約定責任區域，由商戶承擔門前環境衛生、秩序維護和綠化管護責任。由于責任范圍集中在商鋪“門前”，這項制度便被形象地稱為“門前三包”。

“有時候問題最集中的地方，往往也最容易催生制度創新。”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蔣紅軍認為，荔灣人口密集、商業活躍，同時又保留著較強的熟人社會特征，為鄰里監督和協商共治提供了天然基礎。在他看來，“門前三包”最大的價值，不僅在于改善環境衛生，更在于重塑了城市治理中的責任關系——讓城市管理不再只是政府的事情，而成為社會共同參與的過程。

1986年，廣州出臺全市性“門前三包”責任制管理辦法，向全市推廣。隨后，“門前三包”作為城市管理的“廣州經驗”走向全國，成為影響中國城市管理數十年的一項基本制度。而42年后的今天，當廣州正式啟動新時代“門前三包”提質增效行動時，其背后的治理邏輯依然沒有改變。

目前，荔灣已組建21個商鋪自治聯盟，由大型市場和沿街商戶帶頭開展自律管理、互相監督。這種由商戶參與、鄰里協商的治理方式，與42年前的制度初心一脈相承。

尋找平衡空間再分配，留下老城煙火

如果說42年前的“門前三包”解決的是“誰來管”的問題，那么今天的荔灣，則更多在探索“怎么管得更好”。作為廣州中心城區，荔灣老城區道路狹窄、人口密集、商業活躍。外賣配送、共享單車、商鋪經營等新業態不斷發展，也給城市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

荔灣區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相關負責人表示，非機動車停放空間不足、商鋪經營需求增長、行人通行空間有限等問題長期并存，如何兼顧秩序與活力，成為基層治理的重要課題。

面對有限的城市空間，荔灣選擇從騰空間、讓資源、分秩序入手。在滘口地鐵站周邊，過去車輛亂停放現象較為突出。近年來，荔灣累計劃設非機動車停放區5886處、停車位約9.45萬個，實現地鐵站周邊停車泊位全覆蓋，推動停車秩序明顯改善。

此外，城光薈、和業廣場等商業綜合體主動退讓了部分廣場空間，將其改造為騎手專屬停放區，并通過彩色標線劃分共享單車區、騎手停放區和普通非機動車停放區，實現不同群體有序分流。在荔灣看來，空間雖然有限，但治理可以創造新的空間價值。

荔灣區和業廣場前的共享單車停車區。

除了空間分配，荔灣還嘗試在“管”與“放”之間尋找新的平衡。目前，全區根據區域特點劃分嚴禁區、嚴控區和規范區，實行“一路一策”差異化管理。金花街部分區域試點規范外擺經營，東漖街設置臨時疏導區，依托藍黃紅三色分級督導引導流動攤販規范經營，在保障市容秩序的同時保留城市煙火氣。

“城市管理并不是簡單地禁止或放開，而是在秩序與活力之間找到合理邊界。”蔣紅軍認為，只有建立清晰規范的標準，才能讓煙火氣與城市品質實現共存。

共治升級數字技術融入治理

新時代的“門前三包”，也正在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在荔灣區白鶴洞街、南源街試點基礎上，“門前三包”小程序已逐步推廣至全區。“一店一碼”成為連接商戶、市民和管理部門的新紐帶。通過掃描各店鋪專屬二維碼，即可查看商戶名稱、經營地址、電子版責任書等商鋪信息。

對市民而言，這個二維碼同樣是一條參與治理的新渠道。“發現門前有垃圾，拍照上傳就可以。”一位市民現場向記者展示操作流程。問題上傳后，系統自動推送至對應商戶，形成發現、派單、整改、反饋的閉環管理機制。相比過去依賴人工巡查和電話投訴的模式，數字化平臺讓更多市民能夠直接參與城市治理。

荔灣區永慶坊一面墻上的“門前三包”共建碼。

蔣紅軍認為，“門前三包”本質上是一項平臺型制度，它最大的優勢在于為不同治理主體預留了參與接口。無論是商戶自治，還是數字化治理，其核心始終是讓更多社會力量參與到城市管理之中。“技術只是工具，關鍵還是提高制度運行效率、責任落實效率和社會監督效率。”他說。

42年前，“門前三包”誕生于荔灣街巷之間；42年后，當廣州再次把這項制度放到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位置，人們發現，它從未離開。變化的是治理工具、治理場景和治理需求；不變的，則是讓更多社會力量參與城市治理的初心。對一座擁有兩千多萬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而言，這或許正是“門前三包”歷久彌新的原因所在。

南都廣州新聞部出品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李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