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多洛雷斯·雅各比的醫生告訴她，針對她所患的急性髓系白血病，自己已幾乎無能為力。病房里頓時陷入一片沉默，當時她的家人都圍在身邊。多洛雷斯不久前才被確診這種罕見且進展迅猛的癌癥。她深愛的護理助理珍妮絲當時站在病房門外。

醫生離開后，珍妮絲端著托盤走進來，上面放著每位家屬最喜歡的飲料。她對多洛雷斯的兒子約翰·雅各比說：“如果還有誰能挺過來，那一定是你母親。”說完，她像來時一樣悄無聲息地離開了病房。十多年后，約翰仍清楚記得那天在舊金山灣區醫院病房里的情景。“我們剛剛聽到這輩子最糟糕的消息，而珍妮絲給我媽媽、給她的血液、給整個病房的氣氛，都注入了生命力，”他說。

多洛雷斯的孩子們說，母親確診后，醫生曾判斷她只能再活3個月。但她最終活了3年。家人很大程度上將此歸功于珍妮絲。后來，珍妮絲還參加了多洛雷斯的葬禮，并一直與這家人保持聯系。今年3月，《衛報》告訴約翰，來自洪都拉斯的珍妮絲因移民身份問題失去了工作。約翰深受打擊。“這完全說不通，”他說，“為了病人，他們應該讓她回去工作。我只希望自己永遠不要躺在醫院病床上，卻沒有像她這樣的人陪在身邊。”

50歲的珍妮絲因其移民案件敏感，要求只使用她的中間名。二十多年來，她一直憑借“臨時保護身份”項目在美國生活。這個合法項目讓超過100萬人得以在美國居住和工作。臨時保護身份適用于那些來自沖突、環境災害或其他不安全情形國家的人。去年，特朗普政府撤銷了多個國家的臨時保護身份，包括洪都拉斯。這使得原本受益的人幾乎在一夜之間失去合法移民身份，并在相關法律訴訟持續期間面臨被拘留和驅逐出境的風險。

珍妮絲23年的護理職業生涯中，曾7次獲得一項享有聲望的全國護理獎項。但突然之間，政府認定她在美國“非法居留”。她和85歲的母親不得不搬去與女兒同住，因為她已無力償還房貸。“我只想要回我的工作，只想要回我的生活。我想再次照顧我的病人，”她說。特朗普第二任政府的一項核心承諾，是大規模驅逐被認定為非法居留的移民。但較少受到關注的是，政府也在努力剝奪數以千計移民在美國的合法身份，尤其是這對在美國尋求醫療照護的人意味著什么。

這些政策正在加劇美國這個本已脆弱、規模達數萬億美元的醫療體系的壓力。直接參與病人照護的醫院工作人員中，大約每6人就有1人是移民，估計4%的醫院員工不是歸化公民。專家表示，這些勞動者填補了醫療體系中難以替代的重要缺口。全國約90家獨立教學醫院組成的“獨立學術醫療中心聯盟”執行主任金伯利·皮爾斯·伯克說：“我們阻斷移民通道、禁止這些國家的人進入，并不意味著我們也能禁止病人。病人還是會繼續來到醫院和養老院，只不過現在，照顧他們的人手短缺了。”

究竟有多少醫護人員受到這些政策影響，很難精確統計。但總部位于華盛頓的移民倡議組織“前進美國”利用人口普查和其他政府數據估算，截至2025年初，美國約有近130萬人持有臨時保護身份，其中至少50000人在醫療行業工作。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隸屬國土安全部，該機構在回復《衛報》提問時表示，政府并不掌握臨時保護身份持有者的職業數據。

臨時保護身份制度設立于1990年，由國土安全部長決定某個國家是否符合保護條件。每次指定期限最長為18個月，并會持續重新評估，以決定是否延長或終止。像洪都拉斯這樣的國家，其指定已被一再延長數十年。臨時保護身份本身不會直接通向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但持有者可以另行申請其他移民福利。

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來，他一直認為臨時保護身份制度被濫用，且被不必要地延長。國土安全部一名發言人在向《衛報》提供的聲明中說：“臨時保護身份從來就不是為永久化設計的，但過去幾屆政府幾十年來一直把它當作事實上的項目來使用。”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宮后，政府已經終止或試圖終止17個臨時保護身份指定國家中的13個，包括洪都拉斯、委內瑞拉、敘利亞和海地。這一政策已卷入多起訴訟、裁決和上訴。其中包括本月預計由美國最高法院作出的一項裁決，決定政府是否可以立即終止海地人的臨時保護身份。

珍妮絲來自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爾巴。1998年，她帶著女兒移民美國，以躲避槍支暴力并尋找更好的經濟機會。她在美國有一個持有附條件綠卡的兄弟，希望對方能幫助自己。她自學英語，完成護理助理課程，隨后開始在灣區一家凱撒醫療機構醫院照顧術后病人和心臟病患者。

去年9月，政府宣布終止洪都拉斯的臨時保護身份。該身份自1999年起一直有效。“我當時震驚了，吃不下，也睡不著，”珍妮絲說。這種感覺就像“我一直都在這里合法生活，可突然之間，我就不合法了”。同事們得知她必須突然停工后，通過眾籌為她籌得超過13000美元。

她以前的同事說，醫院每天都能感受到珍妮絲不在的影響。凱撒醫療機構的一名護士說，只要珍妮絲在，即便她是當班唯一的護理助理，大家也相信所有病人都會得到照顧。“不是每個人都有那種愿意多做一步的心，”她說，“她離開后，醫院少了很多快樂和同事情誼。”

另一名曾與珍妮絲搭檔的護士回憶說，珍妮絲總能把“難纏的病人”變成自己“最忠實的支持者”。她提到一名酗酒患者，原本誰都不愿接近，但和珍妮絲一起上過一個班后，病人此后只想讓她來照顧。這名與珍妮絲共事8年的護士說，這樣的能力“根本無法替代”。這兩名護士都不愿公開姓名，因為她們仍在這家醫院工作。凱撒醫療機構沒有直接評論珍妮絲的個案，但表示，他們一直在“尋找辦法，減輕任何可能遇到這種情況的員工的焦慮和不確定感”。

9月8日，也就是洪都拉斯人臨時保護身份終止當天，凱撒醫療機構退休醫生邁克爾·范恩致信加利福尼亞州聯邦參議員亞當·希夫，談及珍妮絲。他在信中只稱她為“一位親密朋友”，并提到她已在凱撒工作23年。范恩寫道：“她可靠、富有同情心、敬業，而且專業。最近她被告知，自己的洪都拉斯臨時保護身份已被撤銷，必須返回洪都拉斯。這是毀滅性的，也極不公平。任何你能為支持臨時保護身份所做的事，我們都將感激不盡。”

珍妮絲一直保存著一個小紙箱，里面裝滿了20年來病人寫給她的手寫信。失去工作后，她甚至不敢看這些信，因為太痛苦了。一名外科病房病人在2004年的信中寫道：“珍妮絲花了很多時間做額外的貼心小事，讓你的住院過程更愉快。她是我在醫院里長距離行走時的啦啦隊長。”另一名病人的女兒在2014年的信中寫道：“我立刻就能看出來，珍妮絲讓我的母親平靜下來，也給了她安慰。她給母親洗澡，還花時間陪她，這是我母親住院4天來，沒有哪個護士做到過的。”

有一句話雖然不在這些卡片里，卻一直刻在珍妮絲心里。她的病人多洛雷斯因為免疫系統受損，住在傳染病病房，所有人都必須戴口罩。很長一段時間里，多洛雷斯看不到珍妮絲的臉，只能看到她的眼睛。她曾對兒子約翰說，珍妮絲那雙濃密撲閃的睫毛讓她想起蝴蝶。“所以每次她走進病房，我都覺得自己像在花園里。”

1998年，珍妮絲來到美國。同一年，約尼·席爾瓦也從洪都拉斯進入美國。當時他只有3歲。席爾瓦說，自己在舊金山灣區長大，一直盡可能讓自己“像個美國人”。十幾歲時，他曾試圖參軍，但因臨時保護身份被拒之門外。他原以為美軍是獲得公民身份的一條路徑，卻不知道參軍者必須已經是公民，或至少持有綠卡。不過，他真正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護士。他進入護理學校學習，同時在帕洛阿爾托的斯坦福醫院擔任護理助理。

心臟外科和心臟移植病區資深護士蕾妮·易說：“我是在‘浮動人員池’里認識他的。”所謂“浮動人員池”，是指不固定在某一個病區、而是根據需要在不同病區之間調配的醫護人員。易說，她所在病區的病人病情都很重，身上連著胸腔引流管和各種導線，還伴有多種并發疾病，很多人面對這樣的病人都會緊張。“但約尼面對非常復雜的病人時很從容。”她對此印象深刻，便去找經理，要求把席爾瓦固定到這個病區。

他在那里工作了一年，直到去年臨時保護身份被撤銷，不得不離開。后來，總部設在加利福尼亞的非營利組織“全國臨時保護身份聯盟”決定起訴政府、挑戰這一決定時，席爾瓦主動站出來，成為主要原告之一。“我要用我的聲音，為那些不像我這樣能發聲的人，說出正在發生的事，”他說。席爾瓦不僅失去了工作，也因為再也負擔不起學費而退出護理學校。如今，他仍定期整理自己的醫院工作服，希望有一天能重返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