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這是一張收藏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珍貴照片。在2024年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文物定級會上，這張照片被專家組一致認定為一級文物，大家認為這張照片不僅品相完好，而且極具史料價值、文學價值，保存至今難能可貴。

　　這張照片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館成立后，由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這張照片最早由鄭振鐸先生送給自己的好友、文學研究會第一批會員之一的瞿世英。

　　瞿世英，字菊農，江蘇常州人。1918年入燕京大學哲學系。五四運動中，他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參與改造舊中國的政治和文化斗爭。1956年調入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教授外國教育史等課程，1976年8月12日在北京去世。瞿世英翻譯、著述頗豐，主要譯著有泰戈爾的《春之循環》、顧西曼的《西洋哲學史》、鮑格度的《社會學概論》等；著有《現代哲學》《教育哲學》《西洋哲學之發展》《西洋教育思想史》等。

　　瞿世英在北京師范大學任職后把這張照片贈送給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此后這張照片一直放置在中文系辦公室中。1985年，中國現代文學館成立后，經中文系教師一致同意，決定將此照片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從那時算起，這張照片已由中國現代文學館保存多年。

　　這張照片被細心地貼在一張硬紙板正中，紙板右下角印有“同生 北京廊房頭條”字樣，也正因這樣的“裝裱”，照片被保存得非常完好。紙板右側用毛筆寫有文字“文學研究會成立攝影 一九二一.一.四.于：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左側上部寫有“惠存 弟鄭振鐸贈”，左下寫有“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語文系存 瞿菊農 世英贈 一九六一.十.八”，照片上下各自寫有合影人員的名字，下方第一排、第二排分別由右向左寫著：易家鉞、瞿世英、王統照、黃英、楊偉業、郭夢良；蔣百里、朱希祖、范用余、許光迪、白鏞、江小鶼；照片上方寫著：孫伏園、耿濟之、蘇宗武、李晉、許地山、宋介、鄭振鐸、王星漢。經筆者查詢，民國時期北京有一家設在前門外廊房頭條四十號的照相館名為“同生”。該照相館由著名攝影師譚景棠20世紀初期在北京開設。

　　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學研究會，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成立的新文學團體。該團體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成立宗旨在《文學研究會簡章》中有明確表述：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一方面，其成員堅決摒棄文言文，倡導推廣白話文；另一方面，他們大力強調作家應具有社會責任，文學創作要密切關注時下的社會現實，積極反映社會民眾的真實生活，并親力親為引導當時中國的文學創作潮流，出現了一大批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同時，還積極培養作家，為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培養人才。這些舉措為中國新文學注入了新的活力，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文學研究會成立的過程中，23歲的鄭振鐸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對此，孫伏園曾說過：“那時，鄭振鐸先生奔走文學研究會最熱心?！惫B虞也認為：“文學研究會之成立以振鐸為骨干”“文學研究會的組織振鐸是核心人物之一”。葉圣陶則多次說：“鄭振鐸是最初的發起人，各方面聯絡接洽，他費力最多……以后一直由他經管會務。”

　　鄭振鐸1917年考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在五四運動中，與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旬刊，宣傳反帝、反封建思想。就是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就讀期間，愛好文學的鄭振鐸偶然發現在北京米市大街金魚胡同口的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有一個可以免費看書的圖書館，自小便愛好讀書的鄭振鐸幾乎天天去那里看書。在那里，他先后結識了書友瞿秋白、耿濟之等人，其中也有瞿世英，他們都愛好文學，又都關心國家、社會、民眾，志趣相投的他們逐漸成為好友。后來，他們還組織了自己的讀書會，互相交流心得。更有益的是，他們開始自己寫稿子、翻譯俄文小說，并向出版社投稿，得到的稿費不僅夠飽餐一頓，還可以用來買書。鄭振鐸為人仗義，“他關心朋友，也能毫無顧忌地批評朋友，而且更喜歡毫無保留地幫助朋友。他為人正直、熱情”，漸漸成為這個讀書會的核心。后來，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鄭振鐸與瞿世英等商議，以“北京社會實進社”的名義創辦一份政治刊物。

　　1920年1月1日，在北京西石槽鄭宅，召開了《新社會》編輯會議。參加者有耿濟之、瞿秋白、瞿世英、許地山。他們商議決定該刊須“注重社會學說的介紹，每期應有一篇社會研究的著作。（由瞿世英、許地山、鄭振鐸三君擔任）”?！缎律鐣费瘍热葜饕懻撋鐣脑?、勞工問題、婦女解放和知識分子等問題，影響較大，《新社會》編輯小組雖未標明為社團，但實際確是一個宗旨鮮明、具有實力的新文化社團。

　　那一時期，瞿世英因好友許地山的介紹而開始沉醉于泰戈爾的詩。

　　1920年夏，瞿世英與鄭振鐸常常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后門的柏樹綠蔭下討論泰戈爾。在許地山的鼓勵下，他們兩人開始翻譯泰戈爾的作品。1920年8月，在《人道》月刊上，發表了鄭振鐸翻譯的泰戈爾《吉檀迦利》中的22首；在這組譯詩前，有他翻譯的《新月集》中的一首《我的歌》作為序詩。同時，還附有他在6月21日寫的關于泰戈爾的生平介紹。這些譯詩，也是鄭振鐸作為翻譯家早期發表的詩歌譯作。

　　隨著自己文學思想的不斷成熟，隨著國內文學的不斷發展，鄭振鐸認為應該成立一個研究會來指導當下的文學思想與創作。為此，1920年12月4日，鄭振鐸召集一些好友在北京萬寶蓋胡同耿濟之家開會，討論鄭振鐸寫的《文學研究會簡章》，并推周作人起草《文學研究會宣言》；決定宣言起草好，便以周作人、朱希祖、蔣百里、鄭振鐸、耿濟之、瞿世英、郭紹虞、孫伏園、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王統照等12人的名義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不久，鄭振鐸等人決定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召開成立大會。當天，共有21位作家參加成立大會，會議通過了研究會的章程，選舉鄭振鐸為書記干事，耿濟之為會計干事，并確定了研究會的宗旨。會后，參會人員在臺階前合影留念。合影照片沖洗出來后，鄭振鐸特意將其進行裝裱，并一一寫下了合影人員的名字，寫好后將照片送給了自己的好友瞿世英。收到照片后，瞿世英一直珍藏在身邊。盡管后來兩人在職業生涯中選擇了不同的方向，瞿世英專注于教育與哲學，鄭振鐸投身文學與文物保護，但他們的合作與努力始終貫穿于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歷程中。他們為中國現代文學和當時教育的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尤其是他們共同參與成立的文學研究會，對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啟與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他們所倡導的“為人生而藝術”理念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時間的車輪走過105年，時至今日，文學研究會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仍在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