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當作田野

自我民族志在我看來是一種很冒險的寫作：研究者不再去遠方尋找田野，而是把自己的經歷當作材料，把記憶當作檔案，把情緒當作需要解釋而不是宣泄的數據。卡羅琳·埃利斯等學者把這種方法概括為：通過系統地分析個人經驗，去理解更大的文化處境。我借用它，來整理一件壓在心里多年的事——兩張高考志愿表，以及它們前后的那幾年。

動筆的原因來自一個我始終無法認領的稱呼。這幾年，“小鎮做題家”被廣泛用來概括我這樣的人：從小地方考出來，進入大學和大城市，然后在更大的參照系里感到失重。這個詞流行得有道理——它一口氣說出了地域、教育和階層三件事，省下了所有解釋的功夫。可正因為太省事，它也常常蓋住那些真正構成一個人的細節。比如：一個被這個詞概括的人，可能恰恰不會做題；她真正擅長的東西，從來沒有被那張試卷考過。

被這樣叫的時候，我的不適不在“小鎮”，而在“做題家”。這三個字假定我擅長做題，假定我靠題海戰術換來了今天的位置。可事實是，我做題做得很差：數學常年拖我的后腿，高三下半年，我甚至從教室里逃走了。如果一定要歸類，我大概只能算一個不合格的做題家。標簽的方便在于，它讓別人不必再仔細看你；它的殘忍也在這里。自我民族志還有一條紀律：不能只把自己寫成結構的受害者。所以下面這些段落里，既有時代和縣城，也有我自己的虛榮、軟弱和僥幸——它們同樣是材料。這篇文章想做的，就是把標簽下面那些對不上號的細節，一條一條擺出來。它們屬于我，但我猜，不只屬于我。

三個人的教室

我在四川一座小縣城長大。我們省的優質高考資源高度集中在成都和綿陽，每年都有成績拔尖、家里也供得起的孩子早早離開縣城，去那兩座城市念高中；我哪兒也沒去成。縣里的高中每年鮮有人考上清北或是華五那些學校，文科更是艱難，最好的年景，也不過一兩個人夠到中流985院校的線。2018年秋天我讀高三，學校把幾個“有希望沖一沖”的學生單獨編班：文科三個人，理科五個人，加起來一共八個人。我們文科班的三個學生，面對六位老師——語文和英語老師同時帶理科班，其余科目幾乎是一對一。

作者的高中：校門與教學樓（作者供圖）。

現在回想，那間教室是縣域教育最誠實的樣子：資源有限，于是集中；集中之后，壓強隨之而來。能裝下幾十個人的教室只坐三個人，安靜得能聽見隔壁班翻卷子的聲音。老師的好意是具體的——單獨批改的作業、放學后多留的時間；我的羞愧也是具體的——我只擅長文科綜合，數學永遠跟不上另外兩位同學。可笑的是，我真正喜歡的東西全藏在文綜里——歷史里的因果，地理里的人地關系，政治課本背后若隱若現的社會運轉。后來我執意學所謂的人文社科，種子在那間教室里就埋下了，只是當時沒有人（包括我自己）把它當回事。在一間為你準備好了一切的教室里掉隊，比在大班里掉隊難受得多：你找不到任何可以分攤責任的東西，連“老師顧不上我”這樣的借口都沒有。

高三的小班教室，攝于2018年9月（作者供圖）。

高三下學期，我撐不住了，向學校申請回家自學。遞交的申請書上，我寫了一句到今天都記得的話：“自覺辜負了學校和老師們對我的資源投入和悉心培養。”七年后回憶，讓我吃驚的不是當時卑微和心虛的態度，而是自己的措辭：資源、投入、培養——一個還沒滿十八歲的縣城學生，已經熟練地用投資回報的語言給自己定罪。邁克爾·桑德爾后來在《精英的傲慢》里分析過類似的機制：優績主義最深的影響，不是獎勵贏家，而是教會暫時落后的人把一切歸因于自己。那年我還沒讀過桑德爾，但那套語法已經先一步住進了我的檢討里。更值得玩味的是“辜負”這個詞。它默認了一種債務關系：教室是借給我的，老師的時間是預支給我的，而我的分數是唯一合法的還款方式。一個人一旦接受了這個設定，失敗就不再只是失敗，而是違約。

第一張志愿表

2019年夏天出分，我的成績只夠一所雙非院校。父母的方案很快成形：在本省讀師范大學，畢業后回家附近教歷史。這不是敷衍，而是他們那個世界里被反復驗證過的最優解——穩定，離家近，看得見盡頭，還悉心地考慮到我從小到大作為歷史課代表的個人所長。差不多同一時間，鄰居家看著我長大的奶奶在街上遇到我，勸我別復讀：女孩子年紀大了不好結婚，有個學上，將來能當老師、考公務員就很好了。我當場沒說什么，回家把火全撒在我媽身上，質問家里人是不是覺得我復讀很丟人。

現在我能更平靜地看那一幕。鄰居奶奶沒有惡意，她只是在轉述她的人生公式——那套公式在她的世界里運轉良好，安頓了好幾代人。真正讓我憤怒的，也許不是公式本身，而是我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向她描述另一種人生。因為那種人生我也沒有見過，我只在屏幕上見過。

整個中學時代，我都在高強度地上網，知乎和微博是我的第二所學校。在那里，我看過無數名校學生在網絡上表演出來的日常，讀過一篇又一篇“普通家庭的孩子如何逆襲”的長帖，圍觀過關于出身與努力孰輕孰重的漫長爭論。決定復讀前，我把“復讀值得嗎”搜了個遍：一半回答說這是普通孩子翻盤的最后機會，另一半說這是沉沒成本的陷阱。兩邊都言之鑿鑿，兩邊都與我無關——沒有一個回答者認識我，可我把他們的篤定當成了自己的。那些帖子一層層壘成我的志氣，也教會我兩套互相打架的話語——一套說努力可以改變一切，一套說出身早已決定一切。我同時相信這兩件事，于是變得擰巴：看不上眼前的安穩，又隨時懷疑自己配不上遠方；為一道做不出的數學題痛恨自己，又為這種痛恨找出一百條結構性的理由。我的志氣是從屏幕上轉印下來的，清晰，但和腳下的縣城之間缺一道接縫。

復讀的決定最終還是做成了。父母拗不過我，也擔心我的身心健康，加上四川復讀本就普遍，便松了口。在志愿表上依次點擊沒有可能攀上的清北華五之后，我開始思索復讀去向——我沒有回原來的學校，也沒有去四川版本的毛坦廠中學，而是去了市里一所成績稍好、管理卻寬松的高中。我還想沖一次發達地區的985，但不想再把自己關進那間空教室。我媽在校門口租了間小屋，隔三岔五過來，給我做飯，看我的臉色。安妮特·拉魯用“協作培養”形容中產家庭對子女教育的密集投入；我媽不懂這個詞，她只是用縣城母親的方式，把它翻譯成一間出租屋和一鍋一鍋的湯。那間小屋不大，我在那里度過了人生里目標最單純的幾個月——單純到只剩一個數字。

花草、那山和那狗

復讀那年的冬天，我的狀態還算好。12月和1月的幾次調考，成績穩穩地夠到不錯的211院校，好的時候能摸到985的線。然后是過年，接著是疫情。寒假被無限延長，我留在家里，對刷題做卷子感到疲憊，漸漸松了下來：每天鍛煉身體，時不時去爬山，順著梯田看油菜花，聽竹林和小溪的聲音；照料家里的花草，種下斯卡波羅集市里的西洋香草：芫荽，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剩下的時間和家里的寵物狗消磨，家里可愛的吉娃娃那時正是少年期，活潑好動又粘人。那也是那幾年里，我和我媽難得的停戰期：她不催我，我不沖她嚷，我們在每天晚飯的餐桌上說蔬菜和肉要怎么做才好吃，一家人準時準點一起看中央二臺的美食和消費欄目。

在家備考的日子，爬山成了每天的功課（作者供圖）。

那幾個月，我的身體在變好，成績在變虛。我并非不知道，只是第一次發現，原來不圍著試卷轉的日子是這種質地。這段松弛后來被我反復回想：它當然耽誤了我的分數，但它也像一次預演，提前告訴我，我想要的生活里必須有這些東西——山、植物、寵物，和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釋完成了什么的下午。高考延期的那個春天，意外成了我離“生活”最近的一個春天。

復讀那年初夏，種下的向日葵開了。攝于2020年6月，距那年高考還有一個月（作者供圖）。

2020年的高考挪到了7月。考前那段時間我的情緒很壞，我說不出原因，也許是一種焦慮，那些天，我總是沖我媽發火，她不還嘴。很多年后我才承認，我是把考場上帶不走的恐懼，全部卸在了最安全的那個人身上。

被改掉的志愿

出分那天，我一眼定位到我的全省排名三千出頭——夠不到最初想的那批學校，但能上一些錄取線中等的211。真正的戰爭在志愿表上爆發。這里需要先解釋一下規則：四川當年實行平行志愿，一個批次可以依次填報九所學校，系統按位次檢索，檔案一旦投進其中一所，這一輪投檔就結束了；如果分數夠不到所填的專業、又沒有勾選“服從專業調劑”，就會被退檔——退檔不是順延到下一所志愿學校，而是直接跌出整個批次，只能去等征集志愿或下一批次的二本學校。一句話：你可以挑學校，但被學校挑完之后，不服從的人會摔得很重。

我不想服從調劑。我清楚自己要什么——新聞學或者社會學，于是在表上只填了幾所211院校的這兩類專業，調劑一欄空著。我媽嚇壞了。臨近截止的那幾天，她多方打聽，找來各種各樣的人輪番勸我，所有人的說法最后都匯成同一句話：先進去，別退檔。每一通電話都以“為你好”開頭，以“聽話”結尾；我越聽越清楚，他們說的都對，對得讓我無處可去。我執拗到最后一刻。最終改掉志愿、勾上服從的那只手是我自己的——壓垮我的不是任何一條道理，而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我經濟不獨立。那張表讓我第一次看清自己的處境：我的“志愿”，需要別人的錢來兌現。所謂沒有選擇，很多時候不是沒有選項，而是沒有承擔選項后果的本錢。提交之后，頁面跳轉，塵埃落定。我媽在客廳里明顯松了一口氣——那口氣里有我不忍心責怪的疲憊。

后來我讀到布迪厄和帕斯隆的《再生產》，書里說，教育系統天然偏愛那些繼承了解碼能力的家庭。我總會想起志愿表前的我們家：沒有一個人真正讀懂那套規則，我媽只能用社會關系去借別人的懂，把一通通電話打出去；而我從網上學來的那點“志氣”，在“退檔”兩個字面前，連一條退路都換不來。兩套都不完整的知識在一張表上相撞，輸的當然是更天真的那一套。很多年后我才意識到，那幾天我媽打出去的每一個電話，都是在替我支付一種我們家并不持有的貨幣。

錄取結果出來，我媽比我先查到：中部一所211，英語專業。我懵了一陣，回過神來的第一件事是搜“轉專業”；她的第一件事，是張羅升學宴。宴席上親戚輪番舉杯，祝賀的是那張通知書；我坐在主位上默默地喝飲料，又站起來走向每桌親朋一一道謝，心里謝的是另一個還不存在的自己。那天的菜很豐盛，我沒有嘗出什么味道。

兼職、績點與遲到的決心

本科四年的前一半，我過得渾渾噩噩。轉專業沒有成功，對所學的專業提不起興趣，績點一度排到倒數。大一大二，我把校園里能找到的兼職幾乎做了個遍，用忙碌消耗過剩的精力。現在看，那是一種合法的逃避：忙碌是績點之外的另一種成績單，專門頒發給不敢停下來的人。兼職給我的從來不是錢，而是一種“今天沒有白過”的錯覺，足夠麻醉到下一個失眠的夜里。

大二下學期，時間的緊迫感忽然追上了我。高中時想學新聞學和社會學的念頭并沒有死，我決定考研，把它撿回來。把目標告訴父母后，熟悉的劇情重演了一遍：我媽覺得太難，托我的發小來勸我把目標降一降，又勸我先考教師資格證留條后路。那兩年，她刷到的短視頻里，反復出現張雪峰的切片——這位最出圈的志愿規劃名師語速飛快，金句密集，核心意思翻來覆去就是一條：普通家庭的孩子，要選“有用”的、好就業的專業，離那些聽起來漂亮、落地卻難的方向遠一點。十幾秒一條，大字號字幕，結尾常常是一句反問。那種確定感是會傳染的。我媽聽進去了，越發確信我要考的專業“沒有前途”。有一陣子，我不再接家里的電話，也不回微信消息。

我那時很難分清，自己反感的究竟是這個眉飛色舞指導別人的人，還是他替無數個“我媽”說出來的那種恐懼。他不生產焦慮，他是焦慮的巴別塔——把縣城父母心里說不出口的擔憂，翻譯成一條條可以轉發的視頻；視頻轉到我媽手里，就變成打給我的電話。我們其實是隔著兩塊屏幕長大的：我的屏幕日復一日教我向上走，她的屏幕日復一日教她替我兜底。兩塊屏幕都不算錯，錯位的是它們從不互相顯示，真實生活和平臺算法也讓它們之間的溝壑逐漸變成汪洋。

大三大四，我斷斷續續地備考。出乎意料的是，這一次我不覺得辛苦。讀論文、啃專著，反而是大學四年里最充實的時候。我慢慢明白過來：我不是不能用功，我只是終于在做自己的題。后來，我考上了上海一所985高校的相關專業。

復試前，作者在酒店把復習筆記投屏到電視上，屏幕上是約翰·伯格的《觀看之道》（作者供圖）。

懸浮，以及新的志愿

現在我在上海上學。人類學家項飆在訪談里用“懸浮”形容這一代人的狀態：像蜂鳥，翅膀高頻扇動，懸在半空，停不下來，也還不知道要落向哪里。第一次讀到這個詞，我覺得它準確得近乎刻薄。我如愿來到了大城市，可“融入”遠比“考入”復雜；我依舊在摸索自己想要的生活和道路，依舊時常迷茫。唯一稱得上進步的，是我開始笨拙地練習項飆說的另一個詞——“附近”：結交和了解新的朋友，或者是記住了菜場里幾張攤主的臉。懸浮的人需要錨，哪怕很小的也行。

今年3月，一條新聞毫無預兆地出現在熱搜上：張雪峰因心源性猝死在蘇州離世，終年四十一歲。據報道，他常年高強度連軸轉，幾年前就曾因過度勞累被醫院收治。我盯著那條新聞看了很久。我以為自己會感到某種遲來的“平反”，但沒有，只有一陣說不清的空。那個曾經隔在我和我想讀的專業之間的聲音，原來也只是一個在跑道上停不下來的人：他勸過無數孩子求穩避險，自己卻沒能從那條跑道上下來。優績主義最殘忍的地方大概在這里——它不放過輸家，也未必放過贏家。我隔著我媽的手機，和他爭了好幾年“前途”；到頭來，這場爭論沒有贏家。我后來想，讓我們隔空爭了那么多年的，其實不是某個專業的就業率，而是同一種東西：在不確定的年代里，對“走錯一步”的恐懼。他靠回應這種恐懼獲得了一切，最后也被它的節奏帶走了。

但寫完這篇東西，有些事比從前清楚了。“志愿”這個詞在漢語里有兩層意思：一張表格，和一種意志。十九歲那年，表格被改掉了，替我交了上去；意志遲到了幾年，繞了一段路，但還是自己走到了。我也不再急于給那幾年找一個責任人——我的師長甚至是張雪峰，他們和我一樣，都只是拿著自己僅有的那張地圖，在替一個他們關心的人指路。

自我民族志的最后一步，是把“我”放回結構里，再把結構還給“我”。我依舊懸浮在這座城市里，依舊迷茫于自己的發展，對自己的生存、境遇和前途感到惘然。我也比從前更清楚：在學歷和專業之外，好好生活，乃至一點點實現自己的理想，需要付出的遠比一張志愿表上能寫下的多。不同的是，這一次的迷茫，是我自己填報的。

在浦東美術館收到錄取消息后，作者抬眼看見了東方明珠（作者供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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