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敵人的承諾不值得信任，我們只看實際結果。”
這是伊朗議會議長卡利巴夫日前在伊斯蘭堡美伊談判結束后說的一句話。
看似簡單，卻道出了伊朗對美國長達數十年的真實態度。
事實上，即便伊朗剛剛與美國簽署諒解備忘錄，即便美伊已經于6月21日在瑞士開始談判，德黑蘭內部也沒有出現多少樂觀情緒。相反，從政府高層到戰略界，主流看法依然是：美國的話可以聽，但不能全信；美國的承諾可以記錄，但必須驗證。
對于很多伊朗人來說，不信任美國并不是一種情緒，而是一種經驗。
這種經驗并非來自某一次談判破裂，也不是某一屆美國政府的政策，而是在數十年的互動中一點點積累起來的。
那么，伊朗為什么始終不相信美國？在筆者看來，歸根結底，這背后有七個原因。
在伊朗人看來，美國最大的信譽危機來自核協議。
2015年，伊朗與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法國和德國共同達成伊核協議。這并不是一份普通雙邊協議，而是一項經過聯合國認可的國際協議。
當時許多人認為，如此復雜且具有國際大國見證的協議，應該具有足夠穩定性。2018年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單方面退出協議，并重新恢復對伊朗制裁。
這一事件對伊朗戰略界產生了巨大沖擊。因為它證明了一件事：即便是國際社會共同見證的協議，也可能因為美國國內政治變化而被推翻。
在伊朗看來，這意味著任何美國承諾都存在“保質期”。
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國對伊朗的政策經常出現一種矛盾現象。
一邊釋放談判信號，一邊發出軍事威脅；一邊表示愿意達成協議，一邊不斷加碼制裁；一邊進行外交接觸，一邊強調“所有選項都在桌面上”。
對于伊朗而言，這種做法帶來的最大問題并非壓力本身，而是不可預測。
特朗普現象讓伊朗意識到一個問題：美國外交政策并不總是由制度決定，有時也會受到個人意志影響。這種不確定性，進一步加深了德黑蘭的戒心。
在伊朗看來，美國對中東政策并非完全獨立制定。以色列及其在華盛頓的政治影響力，被認為是影響美國對伊政策的重要力量之一。
因此，伊朗擔心的問題不僅是美國今天作出什么承諾，更是這些承諾未來是否會因為其他力量介入而發生變化。
在筆者看來，伊朗談判面對的并不只是美國政府本身，而是一個復雜的利益網絡。參與決策的力量越多，政策變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這是伊朗近年來最敏感的問題之一。在德黑蘭看來，美國和以色列經常一邊推動外交接觸，一邊維持軍事壓力。
去年，美伊接觸期間，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襲擊，美國隨后也參與其中。今年的新一輪戰爭期間，美伊同樣沒有停止各種間接溝通。
這種現象讓伊朗逐漸形成一個判斷：外交與施壓并不是兩條不同道路，而是同一套戰略工具的不同組成部分。
因此，談判本身并不一定意味著局勢緩和。相反，它可能只是壓力手段的延續。這也是為什么伊朗每次進入談判桌時，首先考慮的不是合作，而是風險。
美國每四年一次大選，而伊朗卻要面對可能完全不同的對伊政策。
奧巴馬政府推動核協議；特朗普政府退出核協議；后來的美國政府又試圖恢復部分接觸；如今特朗普重新執政后，又出現新的政策調整。
在伊朗看來，美國對伊政策經常隨著選舉周期發生變化。
長期協議需要長期穩定。如果今天簽署的協議，下一屆政府就可能廢除，那么協議本身的可信度自然會下降。
多年來，美國一些政客和智庫人士始終公開討論伊朗政權更迭問題。
在伊朗安全機構看來，這種討論不僅僅停留在口頭層面。無論是制裁、輿論戰，還是支持反對派力量，都被視為美國長期戰略的一部分。
因此，即便華盛頓強調希望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德黑蘭依然懷疑美國是否另有目標。
這種懷疑不會因為一次協議簽署而消失。因為在伊朗看來，戰術可以改變，但戰略目標未必改變。
在伊朗官方敘事中，“對敵人保持警惕”本身就是國家安全原則。這種思維認為，大國之間不存在絕對信任。任何外交關系都必須建立在持續監督、持續核查和風險控制基礎上。
因此，即便雙方簽署協議，不信任依然存在。協議可以帶來合作，但不會自動帶來信任。
從這個角度看，今天伊朗與美國之間的問題，早已超越具體協議本身。
從1953年摩薩臺政變，到核協議破裂，再到近年來戰爭與談判并行的經歷，伊朗逐漸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認知：美國可以談判，可以合作，甚至可以達成協議，但絕不能毫無保留地相信。
因為對于伊朗來說，真正決定未來的，從來不是紙面上美國的承諾，而是美國的實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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