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上海成為我國“入境游第一站”，“Citywalk（城市行走）”成為越來越多海內外游客探索上海的首選方式，而多年來經歷多番打磨的上海公共空間標識系統，面臨一些有待改進的新問題。

如何看待、應對新形勢下出現的新問題？

記者實地走訪人民廣場、張園、上海紐約大學前灘校區等地，在發現、梳理問題的同時，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出謀劃策，共探標識品質提升之道。

一位熱心讀者的多年關注
與持續研究

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退休教授朱希祥是《城市周刊》“瞄一流 獻一計 見微知著看上海”系列報道的忠實讀者，也是我們為“瞄一流”系列報道長年開設的“讀者來信”信箱的積極投稿者。從2020年開始，他把自己對這座城市的觀察與建議，化作一篇篇文字寄給我們，希望能為這座城市變得更好出謀劃策。

前不久，朱教授把目光投向了這座城市里隨處可見的標識。起因是他和家人到訪世博大道、世博洲際酒店、世博文化公園等地，發現這些場所除了名稱中包含了“世博”二字，沿途幾乎看不到一處與2010年上海世博會及其舉辦盛況相關的文字介紹。

作為曾組織學生對上海棗陽路進行全方位標識調研的高校教師，又是走訪了50多個國家的旅游愛好者，朱教授對此感到遺憾。聯想到不少國家對類似的歷史文化記憶格外珍重，常以標識或銘牌為載體，向市民、海內外游客宣傳對本城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朱教授認為，不妨先從前述區域性小問題入手，再系統地關注、探討“城市標識的品質提升”問題。

“標識系統的建設與完善很難一勞永逸。但當城市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或重要的發展節點，一些有待改進的問題或不足會集中凸顯。近來，作為‘中國入境游第一站’，上海正在持續地為打造更友善的城市環境而努力。標識是很多游客初識上海城市、街道的‘第一站’，也是城市文化生態環境的組成部分。建議以此為契機，重新打量公共空間中的標識。”朱教授說。

聽聞我們的“瞄一流”系列報道正準備聚焦城市標識“優化”之道，朱教授熱情地發來他多年來圍繞“城市標識”積累下來的各種研究成果與學術文獻。

通過他的調研記錄和相關論文，記者發現，過去20多年來，作為上海城市形象、公共服務基礎設施重要組成部分的城市標識，已經在功能分類（涵蓋交通指示、區域識別、商業標牌、公益宣傳）上漸趨完備，對發揮城市綜合功能、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也多有助力。當前，選擇海內外游客樂于前往或到訪頻率較高的區域進行實地走訪與觀察，是研判新形勢下新問題、探尋針對性改善舉措的首選手段。

結合數月來對上海南京西路、南京東路沿線海內外游客數量的實際體感，記者決定以臨近人民廣場的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為起點，以由南京西路、九江路、西藏中路、人民大道、黃陂北路圍合的街區為重點區域，展開實地調研。

來自哈薩克斯坦的Aktoty Nurkeshova女士和她的同事開啟“上海深度游”。圖為他們從人民廣場乘坐地鐵去北外灘。 資料圖片

標識要準確
更要有“使用者意識”

從上海市歷史博物館正門口出發，一路向東步行，繞劃定的調研范圍“一圈”，記者先后途經2處“上海觀光游”巴士站、1處公交站點、4個人民廣場地鐵站出口、2個人民公園出入口、3座公共廁所，商店、咖啡店、餐飲店鋪若干。

步行期間，記者重點觀察了沿途的交通指示牌（路名、地圖、引路、警示），區域識別標識（街道、景點、公共文化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商業標牌（店名、商標、廣告），公益宣傳（標語、海報、公告欄）。可以看出，經過多輪城市環境治理，沿途指示標識系統清晰、準確，給人留下“干凈利落”的印象。

步行至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游客入口時，一塊地圖指示牌和圍觀在它前側的人群吸引了記者的注意。這塊以“人民廣場”為界的地圖指示牌顯然經過了精心設計。地圖區呈現色彩亮麗的浮雕質感。排列在地圖左側的周邊重要公共文化設施、商場，排列在地圖右側的交通設施、公共廁所、地下車庫，均能在圖中找到對應的位置。

問題是，這幅地圖未標識基準方向，使得讀圖的游客無法將地圖中的建筑與周身的實物一一對應，陷入了“找不著北”的困境。當記者經人行地道，從地下空間穿過，來到“馬路對面”，也就是上海博物館、廣場噴泉、白鴿廣場所在的人民大道南側，類似的問題再次出現在了另一塊地圖指示牌上。

該地圖未標出“指北針”，給游客識別周邊建筑帶來困難。 記者攝于人民廣場

在離它不遠處，記者找到了一塊相對簡潔的指路牌。順著指路牌羅列的信息一一比對，記者發現，此刻在地理空間上位于自己西北方向的“上海大世界”，在該指路牌上以“向前”箭頭標出。若以此為準，游客將步行至上海博物館，而不是他們此刻更想去的上海大世界。

也就是說，這幾塊指示牌很可能犯了“設計者本位”的“過失”。由于設計者未能站在實地感受并“校準”指示牌的有效性，游客很可能因為定位“失準”，就此與自己的目的地失之交臂。如果設計者多一份“使用者意識”，是不是類似的問題就可以避免？

此后，在人民廣場幾處地鐵出站口，記者總能遇到幾撥一臉茫然、環顧四周良久才決定往哪兒走、挪幾步后又停下的外國游客。顯然，他們是在尋路上遇到困難了。

該指示牌未能與游客實地感受對齊，容易導致他們在尋路時判錯方向。 記者攝于人民廣場

發現上述問題后，次日，記者前往離人民廣場不遠的張園，作一對比式探究。記者發現，在張園一帶，為游客指示方向的地圖大多標有指南針圖案，標識出地圖的基準方向。每一條小路的拐角處，皆有提示鄰近的商鋪、地鐵站、公共廁所方位的路標靜候游客。

這些標識的“使用者意識”和便民性較強，由于精準提供了多維度的重要信息，無形中構成了一個立體化的“導向系統”，提升了游客在所處空間的“方向感”與“安全感”。

在與張園隔街相望的豐盛里，所有地圖指示牌皆以讀者站立處的正面方向為基準繪制。這種繪制方式的好處在于：便于游客把自己“代入”圖中。如此一來，找方向還真輕松了不少。

該墻面標識由于精準提供了多維度的信息，無形中構成了一個立體化的“導向系統”。 記者攝于張園

問題往往出現在
不同系統的交接處

“一些指示標識（如地圖）缺乏‘使用者意識’。標注信息及其方向時未能站在使用者（特別是初來乍到的游客）的角度考慮，易引發誤導。”

“部分公共設施（如廁所、文化場館）的標識或公示信息存在將中文信息直譯成英文的問題。由于句式冗長、關鍵信息不夠簡明扼要，易致游客難以理解。”

“地鐵站出口常有游客踟躕不前，出地鐵站的那一瞬間容易沒有方向感。附近可以提供方向感的標識較少。需要游客隨機試錯、往某個方向走一段，才能找到方向感。”

當記者將此番走訪中發現的三個主要問題和盤托出，同濟大學建筑系副教授孫澄宇露出會心一笑，表示他對上述問題也有同感：“前兩個問題相對易改，最后一個問題重要程度最高，改起來也最難。”

過去五年，作為城市設計領域的專家，也作為上海市城市更新及其空間優化技術重點實驗室“數字孿生城市研究中心”成員，孫澄宇多次受到有關單位的邀請，為上海地鐵站、機場、火車站等多處公共交通樞紐內的標識改善問題出謀劃策。孫教授感受到了有關單位的決心，也很快看到了各空間內部全方位的改進成果。但是，多年來，遲遲難改的“問題”往往出現在一個系統跟另外一個系統銜接的地方。

最典型的現象是：很多站點內部的標識系統不斷在優化，信息更新工作也做得越來越及時，但游客一旦出了站、走到地面上，往往就會遇到記者在多個地鐵站出口前觀察到的那種情況。

“改善所在空間內部的標識系統，相關單位是當仁不讓的，也會把這件事做好。但到了與其他單位或公共空間的交界處，他們就不容易發現問題。或者意識到問題后，會因為溝通、協調麻煩而踟躕不前。”孫澄宇分析道。

針對這個困境，孫教授認為，最理想的改進方向是在地鐵出口前方或兩側等明顯位置設置周邊主要道路、重要景點、公共文化設施的指示信息。“確保游客在出站的那一刻，可以輕而易舉地為自己建立起必要的‘方向感’。安排上是第一步，如何以盡可能高效、完善的方式整合有效的導覽、服務信息是第二步。”

為此，孫澄宇建議，以專班或者專項小組的形式牽頭，邀請多部門攜手合作，來完善城市層面的標識系統。然后，利用現有的網格化治理平臺及其工作機制，嘗試在多方攜手合作的情況下，把那些中斷的“尋路標識系統”縫合起來。

“精準、高效、便民的標識，往往是其銜接的多個建筑、空間主體協商后的結果。不同主體通常傾向于把與己相關的信息作為最高優先級。唯有多主體、多部門通力合作，才能建立起真正使市民、游客受益的優先級標準。”孫澄宇進一步指出。

韓國街頭路標在提示重要目的地之余，還會告知行人此刻與該點位間的步行距離。 朱希祥 攝

標識里有一座城市的
待客之道與愿景

游客是城市的陌生人，初來乍到，內心的安全感確實很重要。但如今的網絡通信技術發達，為提高旅行者尋路、生活便利度設計的各種手機App也很多。我們是否有必要站在外國游客的角度，看待我們的標識中存在的問題？此番走訪過程中，一些市民也提出了不同看法。

為此，記者咨詢了幾位長年在外企工作、經常要接待海外同事、為他們來滬生活提供支持的市民朋友。他們紛紛表示，“上海城市國際化硬件（雙語標識、高端服務場景）的升級速度沒有想象中快。如果以外國游客下沉式、生活化、全場景漫游的需求來看，我們常常是不放心讓他們自由行走的”。

外國游客在上海“自由行”會遇到的障礙絕不是“不會玩”，而是在支付體系、手機網絡系統切換、語言系統等多方面遇到困難。

具體到生活方面，上海機場、地鐵等公共交通樞紐的雙語標識不全問題還不算太棘手，但如果游客來到他們偏愛的梧桐區、老弄堂及一些社區、街區、市井小巷展開深度漫游，能借力的英文標識真的不多。“深度街區自由行完全靠盲逛、盲猜不是不行，但總會讓外國朋友覺得我們這個城市不是很友好。”一位市民朋友說。

孫澄宇家住徐匯區，一出小區門口，經常會遇到需要問路的外國朋友。“我家門前酒店里住了不少上了年紀、來自國外的旅行者。我經常看到他們手持一根登山杖，背個包就出門了，也沒看到他們手上拿著包括手機在內的設備。我懷疑他們到了中國以后，手機除了可以打個電話之外，上網都成問題。”孫澄宇禁不住為他們捏把汗。

孫澄宇教授家住徐匯區，一出小區門口，經常會遇到需要問路的外國朋友。圖為武康大樓前游人如織。

這讓孫澄宇回憶起自己的出國經歷。“在一些國家，確實感受不到他們對世界人民的友好，只有一種‘你們該買地圖買地圖，該干嗎去干嗎’的做派。但在另一些國家，我能從公共標識系統中深深地感受到他們的待客之道與愿景——他們想要接納更多的國際旅客，也希望自己的文明能夠傳播到世界各地。”

孫澄宇的觀察也得到了朱希祥教授的佐證。如今，熱愛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朱教授，但凡看到展露待客之道、彰顯文明友好態度的標識，都會忍不住記錄下來，希望有機會可以介紹到國內、助力相關工作的完善。

前不久，記者到訪上海紐約大學前灘校區，特地留意了校區內的標識系統。出乎意料的是，該校區貫徹“極簡”美學。為了減少公共部位視野內的雜亂感，大部分標識的設計都比記者在其他公共場合看到的簡約，數量也不多，給人一種“能省即省”的克制感。但每當記者需要標識為自己“導航”時，它們都適時地出現了。孫澄宇告訴記者：“這其實也應該是城市標識努力的方向。并非越多越好，而是以精準、高效地為大家服務取勝。”

漫步在上海紐約大學前灘校區的校園中庭，竟然鮮有路標。但走近大樓抬頭一看，“路標”就在那里。

專家把脈

尋路便利度
也是城市文明一張名片

記者：標識本身的場景化、差異化、多樣化，加大了完善標識品質的難度。除了您講到的以設立專班的方式協助發現、解決問題，是否需要為標識的完善與優化劃定一些導引性的目錄，對標識的管理邏輯進行必要的梳理？

孫澄宇：基于上海成為我國“入境游第一站”，“Citywalk”成為越來越多海內外游客探索上海的首選方式這一宏觀背景，標識品質提升可以考慮先從游客到訪頻率最高的區域著手。若以提升尋路系統的便民性為目標，上海的標識品質完善需求更多集中體現在歷史積累更深厚的浦西中心城區。

相較而言，類似的問題在新建的城區反而不是很嚴重。因為這些區域的建筑或公共空間建設得更晚，有相當部分在規劃、設計過程中已盡量向國際通行標準靠攏。

由于上海有道路指示牌管理規定，按我的理解，與此相關的道路指示牌的信息有效性、便民性問題不大，也有與時俱進的更新措施，如此一來，標識完善需求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務設施相關領域。

確保游客順利找到地鐵站，出地鐵站后高效抵達包括景點、文化場館、歷史建筑、便民設施、主要商圈商場等在內的主要目的地，可能是目前階段最需要著力改善的方向。

與標識的翻譯是否準確、制作是否精良相比，在游客急需定位的尋路決策區域內，有沒有標識及時出現，才是最重要的。如果針對這一需求的標識不夠完善，會直接影響游客在上海尋路、游覽的體驗。

記者：現在有一些城市標識的“使用者意識”不強，沒有站在尋路者的視角考慮標識的準確性、便民性，如何改進這一現象？

孫澄宇：這種現象之所以會出現，說明設計者或安裝單位在幫助標識完成落地工作的過程中，缺少了一個關鍵環節或關鍵動作。那就是，幫助標識信息跟真實的使用環境“對齊”。

有兩種情況非常典型。一種是游客從地鐵里出來，走向地面，在離開地鐵出口的一剎那，特別是當這個出口與附近的主要路口尚有距離時，他們就會在判斷方向上遇到困難。如果在這個時刻，沒有出現標識及時給予指引，就會出現你在人民廣場看到的，游客在地鐵出站時容易迷失方向的情況。

另一種是游客從大型商場或建筑物走出時。這意味著游客從一個不熟悉的空間進入另一個不熟悉的空間。當游客以一個不熟悉的空間作為起點，也會遇到需要將路面標識與腦海中的想法、手機上正在瀏覽的信息“對齊”的問題。如果對齊的動作難以完成或十分費時，就會令人沮喪。

協助游客完成對齊動作的基本方法，是在此時提供一個幫助他們對齊信息的“路標”。至于這個路標是平面的、立體的，是信息欄、信息柱，還是印在海報上的二維碼，形式可以不拘一格。

具體到地圖類指示牌的繪制，為了提高讀圖者將圖示信息與真實世界對齊的效率，一種是在地圖上標出“指北針”和“使用者位置”，一種是以使用者視角繪制地圖。

在國外旅行時，我看到過有一處地圖指示牌前設置了一組特殊顏色的地磚。游客會下意識地站在它們的上面觀看地圖。不知不覺中，游客的站立位置與觀察方向就被成功引導。這本質上就是在幫助使用者與地圖標識信息、與周身環境完成“同步對齊”。有了這樣貼心的細節設計，尋路就不太可能再出錯。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旅行者手中可以借力的信息化工具變多了，城市標識系統還有必要多方打磨嗎？

孫澄宇：我認為不應該完全依賴以App為代表的信息化工具，而應考慮把力氣花在如何增進現有的App與城市標識系統合作這件事情上。

事實上，我們的手機常常會因為實時信號不夠好而出現“更新延遲”問題。這種狀況在地下空間或高層建筑林立的街區經常會遇到。我們日常用慣了的導航軟件，也會因為到了一個新的國家使用，遭遇外語界面不夠友好、導航信息陳舊、系統報錯頻發等新問題。

針對App的適用性問題，我們可以組織外國游客最喜歡使用的App的服務提供商展開研討，看看能否為提高相關程序在上海的好用度，提供支持與幫助。

我們還可以考慮安排專門的工作人員來模擬不同年齡、不同國家的外國游客、留學生，體驗一把他們在上海“打通關”的真實感受。只有親身體驗過，才能找到問題的“痛點”。

多年前，我所在的研究團隊曾做過一個空間尋路小實驗。在模擬情境下，把一些類似二維碼的不銹鋼標志，貼在既有的標識牌下方。當路人用手機去掃這個二維碼時，可以連接到一個網頁，介紹該標識周邊的交通、生活、服務信息。這種方式可以在避免頻繁更新既有標識的前提下，在提升標識的多語言適配度、保持周邊信息及時更新等方面發揮作用。

尋路便利度也是城市文明的一張名片。我們現在可以調用的技術手段很多，關鍵要看有沒有“予人方便”的意識以及想解決問題的決心。

原標題：《瞄一流 獻一計｜尋路上海方不方便？標識提供的服務精準到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