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左）與胡適（中）

19世紀(jì)初，英國鑒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派遣使節(jié)馬戛爾尼(Earl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到中國的失敗，又看到法國利用天主教神甫在東方活動的成功，因此也想利用宗教的面貌作掩護(hù)，派基督教新教教士深入中國作先遣部隊。1805年(嘉慶十年)就由倫敦布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出面，派了一個23歲的青年教士到中國來，這個人的名姓是Robert Morrison,后來他自己譯成中國漢字叫馬禮遜。

馬禮遜于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生在英國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1798年加入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1804年入傳教士傳習(xí)所(Missionary Academy)訓(xùn)練，1805年決定來中國傳教后，在倫敦學(xué)習(xí)醫(yī)學(xué)和天文學(xué)，并向中國旅英僑胞楊三達(dá)(譯音，原作Yong Samtak)學(xué)習(xí)中國漢文。1807年(嘉慶十二年)他渡大西洋到紐約，又坐帆船渡太平洋來中國,于9月7日到達(dá)廣州,后來移住澳門。

馬禮遜到中國后，就努力進(jìn)修中國語文，從事翻譯基督教圣經(jīng)。他的中國文程度相當(dāng)好，1815—1823年曾編《華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三大本，據(jù)說是依照《康熙字典》注釋的,因此，1824年他被選為英國皇家學(xué)會會員(F.R.S.)。他還寫了一部中國文法，和幾部有關(guān)“漢語”的小冊子。他譯圣經(jīng)，1813年以后是由米憐(Dr.William Milne)協(xié)助的，1819年11月新舊約全部譯竣，1823年在馬六甲出版，共二十一卷。在中國只是零星雕版印行，最早的一本是在1810年9月印行的,因此認(rèn)識了刻字工人梁發(fā)，又叫梁阿發(fā)(1789—1855)。梁發(fā)在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入基督教，1832年(道光十二年)編印了一部《勸世良言》,其中全是梁發(fā)自己闡發(fā)基督教教義的文字,后來洪秀全在廣州考試得到這本書，受到啟發(fā)，于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創(chuàng)立拜上帝會，1851年發(fā)動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

馬禮遜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山祖，又是在中國的倫敦會教會創(chuàng)始人，也是基督教圣經(jīng)的最早翻譯者。他在澳門翻譯圣經(jīng)時，同時兼任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中文通譯員(Translator)。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7月英國第二次派使臣阿美士德來中國，馬禮遜隨之作譯生(Inter preter公文中稱為譯生，實(shí)在就是當(dāng)時所謂“通事”),一同到北京。馬禮遜當(dāng)時是以“在澳貿(mào)易夷商”的資格充任“譯生”,《清史稿·邦交志》二稱馬禮遜為“副貢使”,是沿襲《中西紀(jì)事》的錯誤。這一次的副貢使有兩個，一是斯當(dāng)東(George ThomasStaunton,1781—1859),一是依禮士(Henry Ellis,1777—1855),而中國私人記載全認(rèn)為副使是馬禮遜，可見他在當(dāng)時非常活躍。這次通使，因為京津沒有通譯人，“廣東省派來通事(口語翻譯人)尚未到來”,中國官廳認(rèn)為“該國譯生(指馬禮遜)言語尚為明白，而天津別無通曉夷語之人，只可暫令該國譯生傳語”,于是馬禮遜成了兩國的共同譯員，中國的文書也交他翻譯。他在1824年回英國一次，攜帶大批漢文書籍，這些書籍后來全由其家人捐贈倫敦大學(xué)之大學(xué)學(xué)院(University College)。他回國時曾協(xié)助成立倫敦“語言學(xué)校”(Language Institution)。1826年再來廣州。1834年(道光十四年)馬禮遜死在中國。他在中國時期，中國還沒有新式學(xué)校，所以沒有辦學(xué)的事跡可考，但他和米憐在馬六甲(Malacca)曾辦了一個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以訓(xùn)練遠(yuǎn)東傳教士，這個書院在1842年以后，遷到香港。我們從馬禮遜到中國以后的簡歷里面，可以明白看出當(dāng)外國資本主義進(jìn)行侵略的時候，所有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士以及所謂教育家，他們的目的和任務(wù)是一致的，馬禮遜正是這種四位一體的代表者。

這是最先到中國的馬禮遜，他的名姓，在中國官書中，或?qū)戱R禮遜，或三字全加寫口字偏旁，或?qū)懍敹Y遜，我們現(xiàn)在為了容易區(qū)別姑且稱他為老馬禮遜。

老馬禮遜的長子叫做John Robert Morrison,我們姑且稱他為小馬禮遜，他在1814年(嘉慶十九年)生于中國澳門，因此他精通中國語言文字，16歲(1830年)就在廣州作英國商人的通譯，1833年出版了一本《中國商務(wù)指南》(ChineseCommercial Guide)。小馬禮遜對中國社會情形非常熟悉，清朝官僚集團(tuán)的腐敗和賄賂方法他全明白，1834年梁發(fā)為了散發(fā)傳教的《圣經(jīng)日課》,被廣州官吏通緝，梁發(fā)的伙伴也被逮捕，小馬禮遜曾經(jīng)用了八百元的賄賂，贖出被捕的人,這不是一個普通外國人所能做到的，加以后來他的所作所為，因此當(dāng)時中國有人傳說他不是英國人，而是“漢奸之仕于英者”。老馬禮遜死了之后，小馬禮遜繼任東印度公司的中文秘書及通譯員。1839年以后，中英交涉日繁，英方文件全由他經(jīng)手翻譯。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小馬禮遜直接參加了對中國的軍事侵略。1840年(道光二十年)他隨英國將領(lǐng)懿律(Admiral Ceorge Elliot,1784—1863,又譯義律，當(dāng)時有兩個義律，這是后到中國的一個)和義律(Captain CharlesElliot,1801—1875,這是先到中國的一個，林則徐在廣州銷毀鴉片煙，代表英國交涉的是這個人)同乘兵船到天津，與琦善會晤。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他又和英國使臣(Envoy and plenipotentiary in China)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同船進(jìn)犯南京，在吳淞遭到陳化成的痛擊，由于他知道牛鑒的庸懦和沿江一帶中國沒有設(shè)防，所以鼓輪直入；到了京口，他又勾結(jié)揚(yáng)州漢奸江壽民挾兵索賄銀六十萬兩;到了南京，他又聲言要入城就食，索辦餉精三百萬兩⑤;在南京，一切談判全由他“來往傳說”,時常謾語恫嚇，中國將士全“憤憤請決戰(zhàn)”,而牛鑒“無意戰(zhàn)守”,“惴惴恐誤撫局”,于是終成城下之盟。《江寧條約》締定以后，他又和璞鼎查同船到浙江定海,到福建廈門,總是橫生枝節(jié)，“逞刁挾制”。當(dāng)時小馬禮遜的狠毒是與璞鼎查一樣的，所以中國記載中璞、馬并稱。怡良在報告璞鼎查到廈門情況的奏折中說，“查夷酋璞鼎查之狡繪萬端，大率(小)馬禮遜、羅伯聃二人為之導(dǎo)引”;梁寶常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報告羅伯聃病死的奏折中說，“英夷領(lǐng)事之人，惟(小)馬禮遜、羅伯聃二名盤踞最久，情形俱極狡譎，今俱天奪其魄，接踵而亡”;全可以反映出當(dāng)時人對他的憎惡。因為小馬禮遜幫同英國侵略有功，在香港割讓后，英國任命他作香港的立法行政委員會委員(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Council)兼代香港殖民地政府秘書。1843年，小馬禮遜患瘧疾死在香港,璞鼎查說，這是他們“國家的一大災(zāi)難”(a positive national calamity),也就說明在他活著的時候?qū)τ谥袊嵌嗝创蟮臑?zāi)害!

小馬禮遜的名姓，在中國公文中，和他父親一樣，全加寫口字旁，這是當(dāng)時譯音字的通例；其他書中，如《中西紀(jì)事》《清史稿》等，寫作馬利遜，以與他父親馬禮遜有所區(qū)別，或者寫作馬履遜,也是譯音。在梁發(fā)的書信中將小馬禮遜中文名字寫作馬儒翰,儒翰是他名字Johri的譯音，這種譯音比通常用的約翰要更合當(dāng)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口味，可能是他自己定的。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達(dá)洪阿，姚瑩根據(jù)臺灣俘獲的英國人的供詞，說英人“在廣東香港者，文官為馬厘士列，華言馬禮遜，其人名贊臣”,也是指的小馬禮遜，贊臣的名字不知其來源，可能也是John的譯音。

馬禮遜父子在英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初期，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洪秀全得《勸世良言》于梁發(fā)(一般記載在1836年，也有人說在1833年),梁發(fā)受基督教義于馬禮遜，是眾所周知的，而《江寧條約》由小馬禮遜作通譯，也是眾所周知的，兩者中間只隔六年，因之，讀史者往往以為前后兩馬禮遜是一個人。老馬禮遜死于1834年，中西記載相同，無可懷疑。洪秀全得《勸世良言》,已在老馬禮遜死后。南京定約，老馬禮遜死已八年，往返交涉都是小馬禮遜，當(dāng)時人都很清楚，所以譯名有意差異一個字以示區(qū)別(馬禮遜與馬利遜)。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奕山、祁壩、梁寶常報告香港情形的奏折中說的最明白：“馬禮遜(三字加口旁)即馬履遜，非倫(二字加口旁)即匪倫，俱系該逆夷頭目，能通曉漢字漢語，并非幕客。馬禮遜父子同名(其實(shí)是姓),其父死之后，現(xiàn)在之馬禮遜名字之上，添一秧字，緣夷人謂小為秧，故名秧馬禮遜。”可知當(dāng)時就有小馬禮遜之稱。夏燮《中西紀(jì)事》也說，嘉慶二十一年(1816)隨阿美士德到北京的馬禮遜和道光二十二年(1842)隨璞鼎查到南京的馬禮遜，“非前后一人也”,但他以為“馬禮遜”是“英人專司文案之官名，如漢人參軍長史之類”,不是人名，那是錯誤的。《中西紀(jì)事》又說，“馬利遜之見于檔案者凡三，嘉慶二十一年副羅爾美行，道光二十年副義律行，是年副濮(璞)鼎查行，皆書其官名”;也是錯誤的。隨義律北上和隨璞鼎查北上的實(shí)在同是小馬禮遜。“馬禮遜”是英美常見的姓，夏氏《中西紀(jì)事》說，“近日英人刊行之書，有馬利遜所著外國史略，紀(jì)五口通商以后事甚詳”,這是另一馬利遜，并不是馬禮遜父子所著。北京“王府井大街”,過去英美人稱之為“馬禮遜大街”(Morrison Street),也與馬禮遜父子無關(guān)，這個馬禮遜或譯莫利遜，名叫GeorgeErnest,1862—1920年(《庚子使館被圍記》譯為莫理遜，《八國聯(lián)軍志》譯為毛黎森),是澳大利亞人，英國的新聞記者，1897年來到北京，作倫敦泰晤士報的通訊記者，義和團(tuán)及日俄戰(zhàn)爭時嘗作通訊報道，1907及1910年曾在中國作窺探旅行，1912年作袁世凱的政治顧問，是一個最熟悉中國情況的人(ConciseUniversal Biography)。

老馬禮遜的夫人給她丈夫?qū)懥艘槐緜饔?Memoirs of Life and Labours ofRobert Morrison,D.D.By Mrs.R.Morrison),1839年在倫敦出版。夏燮說：“西人有撰馬禮遜傳者，是為嘉慶二十年來中國之副使(誤，見前),其名曰羅伯得……道光十四年卒。”不知是否馬禮遜夫人的書已譯成中文，或是另外一種?1844年英國《紳士雜志》(Gentlemen's Magazine)第一卷有小馬禮遜的傳記，我都沒見過，上面所寫除了中文書和注明出處的以外，是根據(jù)《英國名人辭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轉(zhuǎn)引的材料。

現(xiàn)在把幾個有關(guān)的年代簡單寫在下面：

馬禮遜父子

1782 乾隆四七年 老馬禮遜生于英國。

1807 嘉慶十二年 老馬禮遜來中國。

1814 嘉慶十九年 小馬禮遜生于澳門。

1817 嘉慶二二年 老馬禮遜隨阿美士德到北京，作通事。

1834 道光十四年 老馬禮遜死在廣州。

1836 道光十六年 洪秀全得《勸世良言》。

1840 道光二〇年 小馬禮遜隨懿律和義律到天津。

1842 道光二二年 小馬禮遜隨璞鼎查到南京，中英訂《江寧條約》。

1843 道光二三年 小馬禮遜死在香港。

原載《歷史教學(xué)》1954年第2期